一桩震动大唐的谋杀案,如何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

2018-03-05  村上龙



1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央相对抗。不仅政令时常不出中央,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难。


唐宪宗李纯有心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主张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宰相武元衡,力推朝廷拿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开刀。


此时,势力范围毗邻吴元济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感觉到有些不妙。尽管朝廷一直对他的拥兵自重采取绥靖政策,但此刻中央军用兵讨伐吴元济,难免让他有唇亡齿寒之忧。


李师道是当时占地最广,势力最大,态度也最为跋扈和狡黠的一个方镇。别的节度使需要邀宠固位,通过讨好中央来巩固个人势力,但李师道不用这一套。


他的地盘包括了十二个州,并占有今天山东沿海一带,得尽渔盐之利,有人口三百多万。这个独立王国自李师道的祖父、父亲、兄长,传到李师道已经历四世,堪称根基牢固。他们擅地自专,文武官员向来都是自己任命,也从不向朝廷上交贡赋。


说白了,不知中央为何物。


越是习惯土皇帝的日子,就越是害怕改变现状。李师道敏锐地感觉到朝廷中有一丝不同往日的氛围。


宰相武元衡是积极主战派,主张用兵讨平叛乱,不能姑息养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视察,向皇帝汇报情况时,也主张对藩镇用兵。这两人深得唐宪宗的信任。


李师道感觉,应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中央强硬派的抬头。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潜入京城,一举杀死了武元衡,击伤了裴度。刺客还现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谁敢抓我,我就灭谁。气焰十分嚣张。


这起罕见的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


而其幕后指使者正是李师道,是地方割据势力企图以卑劣的暗杀手段阻挠中央以武力削藩的决心。


事情发生后,朝臣们大为惊恐,纷纷给自己找保镖,保命要紧。至于“国辱臣死”这样重大的、政治不正确的事件,反倒不见有人敢站出来追查和讨伐。



2


白居易,一名闲官,此时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结果,原先缄默的朝臣们也都站了出来,不是跟着他呼吁早日缉捕凶犯,而是呼喊着要拿白居易问罪。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爱君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一年,白居易43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


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


在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很多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家于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种姓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


多年后,他在给好基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


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京都定居下来。


3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


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唐宪宗未能识破李师道的用心,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


白居易则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于刺杀案“默默”,对于白居易的仗义多事却相当“痛愤”。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刚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


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了江州司马。


4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


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


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他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谕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谕诗,使得白居易四面树敌。他后来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些讽谕诗太犀利了,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而且,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谕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5


最爱君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镇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初读这首诗,最爱君对晚年白居易还是挺不屑的。你有本事直接学陶渊明辞官归隐,不然就学屈原抗争到底,搞这种中庸的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但是,随着对白居易身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了解,最爱君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实际上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一个人当然要奋进拼搏,但能否有所大作为,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当时的历史进程,显然不适合白居易这样的人有大作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也不应被简单鞭挞为“好色无良文人”。毕竟,那个年代,文人狎妓,是风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况,他的纵情声色,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作好官,可以选择作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白居易始终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是当年关播手植,经过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随后,他写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种自况。


终其一生,尽管他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他可以说,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就像竹子的品质一样。


这,或许才是白居易最可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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