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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迈 关于写作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向一位评论家证实，他们那一代人是能够出作家的。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更加喜欢，他在写作中经历了许多的苦乐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谈他在创作中的感受的： “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刚刚探索到写作的奥秘，心情欣喜愉快，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什么责任，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我干完报社的工作，还写上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有时候一口气就写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一天能写完一个大段落就算万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已经变成一件苦事了”。 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己写作技巧越来越娴熟的情况下，却又感到写作很苦呢？ “问题很简单，就是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觉得，每写一个字母，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他成了名，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写作越发地小心谨慎起来。 对于成名之后的许多事他都感到厌烦： “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座谈会……”也讨厌采访。 对于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出了一些成名之作后更是感到焦灼：
“除了医学上所说的悠闲恐怖之外，最使我感到焦虑的就是这件事了。但是，我听了海明威的忠告之后，这种焦虑就一扫而光了，他说，只有对第二天要干什么心中有数时，才去休息。” 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天，我外祖父带我去马戏团看过单峰驼，又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打开那里的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在冰块里。《百年孤独》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开的头。” 构思与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要回答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体会是，他创作《百年孤独》就用了十五年进行构思，写《家长的没落》他想了十六年，而创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去构思。对《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马尔克斯是这样谈它的： “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觉得，还不能用来作为写长篇小说的素材，只能用来写篇新闻报道。可是，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且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也许不感兴趣。十二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儿子写的一本书中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考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又迟迟没有动笔。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要先受一定的磨难和痛苦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写作。”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什么样的环境最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那么，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活中是谁和什么读物影响了他呢？ “首先，是我的外祖母。她不动声地给我讲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稳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写作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 第二个使他成为作家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是卡夫卡： “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茨一天早晨醒来居然会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祸患无穷。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错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到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 除了卡夫卜之外，海明威也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影响。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但是个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有句名言，他说，短篇小说仿佛一座冰山，应该以肉眼看不见的那个部分作基础。也就是说，应该以研究、思索经过搜集然而没有直接选用的材料作为基础。是啊，海明威使人获益匪浅，他甚至告诉你如何去描写一只猫拐过一个街角。” 格林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是的，格雷厄姆·格林确实教会了我如何探索热带的奥秘。一个人很难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对其十分熟悉的环境作出艺术的概括，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是那样的多，以至无从下手；要说的话是那样的多，最后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兴致勃勃地读过富有观察力的哥伦布·皮卡弗达和西印度群岛编年史家的作品。我还读过带着现代主义有色眼镜的萨尔戈里、康拉德和本世纪的拉丁美洲热带风俗作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我发现，他们的观察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有些人只是罗列现象，而罗列的现象越多，眼光就越短浅；据我们所知，有的人则一味地雕词琢句，咬文嚼字。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文学问题：他精选了一些互不相干，但是在客观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真正联系的材料。用这种方法，热带的奥秘可以提炼成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除了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一些文学作品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阅读的作品是法国小说家、儿童文学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和康拉德的作品： “人们再次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是喜欢他。所以，我喜欢康拉德和圣埃克苏里，就是由于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一个特点：他们能够平静地描绘现实，把它描绘得诗意盎然，尽管有时候可能有点俗气。”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很多，其中女作家弗吉尼娅·吴尔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的这样一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我记得我是在一家旅馆的简陋的房间里，忍着酷热，一面轰蚊子，一面读这段话的。当时我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卖百科全书和医药书籍。她是这样写的：
‘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气氛：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隐隐约约的庄严气氛，凡夫俗子都能企及；他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尊严这么近，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而这种尊严是急切的考古学家们挖掘了时间的废墟之后加以证实了的，当时伦敦还不过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每星期三上午在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过是一截戴着结婚戒指的尸骨，他们浑身沾满了尘土，并且由于龋齿而作了满口的白铅。’” 这段描写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这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另外，我想，它难道不是《家长的没落》的遥远起因？而这本书正是描写人类的权力之迷，描写孤独和贫困的。” 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影响的人当中，还可以列出一些：索福克勒斯、兰波、卡夫卡、西班牙黄金时代诗歌、从舒曼到巴尔扎克的宫廷音乐。 “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得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出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碍碍。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全迎刃而解，会发生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写作中的困难 在写作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往往不得不推翻原有的想法，而且修改一遍又一遍。 “1962年我在墨西哥写《家长的没落》，写了近三百页稿纸，便停了笔。底稿里只有主人公的名字给保留了下来。1968年我在巴塞罗那重新开始写，辛辛苦苦干了六个月，又停了笔，因为主人公——一个年迈昏馈的独裁者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写得不太清楚。大约两年之后，我读到一本描写非洲狩猎生活的书，因为我对海明威为此书写的前言很感兴趣。这篇前言对我来说价值不大，但是等我读到了描写大象的那一章，便发现了写好我这部长篇小说的办法。原来，我可以根据大象的某些特性来描绘我小说中的那个独裁者的品格。” 在写作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还碰到过其他一些困难： “有一次我简直无从下笔，我怎么也写不好我作品中某个城市的闷热的气候。这事很棘手，因为那是加勒比地区的一座城市，那儿的天气应该热得可怕。”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举家前往加勒比，我在那儿几乎逛荡了整整一年，什么事也没干，等我回到过去写《家长的没落》的巴塞罗那的时候，我栽了几种植物，让他们飘逸出阵阵芳香，于是我终于让读者体验到了这座城市的酷热天气。这本书后来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写完了。” 魔幻的神奇“现实” “现实并不是西红柿或鸡蛋多少钱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为此，我总是愿意举美国探险家E·W·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逊河流域作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这次旅行，使他大饱眼福。他见过一条沸沸滚滚的河流；还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一说话就会降下一场倾盆大雨。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军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刮上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和死长颈鹿。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写了教皇对哥伦比亚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次难以想象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行。我记得，我把迎接教皇来访的总统写成一个秃了顶的矮胖子，以别于当时执政的高个瘦削的总统。小说问世十一年后，教皇真的到哥伦比亚来访问；迎接他的总统跟我小说里描写得一模一样：秃顶、矮胖。我写完《百年孤独》之后，巴兰墓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的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地、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 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描写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无论哪一件事都是有他现实的基础的。 “比方说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吧。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住在阿拉卡塔卡。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电工换电表。这件事，历历如在目前。仿佛昨天发生似的。他用一条皮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子上，免得掉下来。这条皮带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后来，他又来过好几次。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外祖母一面用一块破布赶一只蝴蝶，一面叨唠：“‘这个人到咱们家来，这只蝴蝶就跟着来。’那个电工就是《百年孤独》中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原型。” 在《百年孤独》中，还有一个俏姑娘雷麦黛丝飞上天空的描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把她给“写上”天空的。“本来，我打算让她在家中的走廊里跟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一起绣花时销声匿迹。但这是电影镜头般的安排，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得了。雷麦黛丝说什么也得留在那里，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她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升上天空。这样写，有事实根据吗？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逃跑了；为掩盖事实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 “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
‘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麦黛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麦黛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关于自己的作品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他的《百年孤独》创作出版后，许多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隐喻或讽喻。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艺术地再现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你知道，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景况悲惨的大家庭里度过的。我有一个妹妹，她整天啃吃泥巴；一个外祖母，酷爱占卜算命，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完全相同的亲戚，他们从来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患了痴呆症会感到莫大的痛苦。” “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因为他们总是俨然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居然不怕冒大放厥词的危险，竟敢承担解释《百年孤独》一书之谜的全部责任。他们没有想到，《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小说，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作品，全书到处可以看出，影射着不少至亲好友，而这种影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现。 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看到书中描写的人物加夫列尔带着一套拉伯雷全集前往巴黎这样一个情节，就认为发现了作品的重要关键。这位评论家声称，有了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中人物穷奢极侈的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原来都是受到了拉伯雷文学影响所致。其实我提出拉伯雷的名字，只是扔了一块香蕉皮，后来，不少评论家果然都踩上了。”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中，他偏爱那些描写孤独的书： “请注意，《枯枝败叶》中的主要人物的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此人可谓是生于斯、死于斯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人物也是感到世态凄凉、孤独无援。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救助金来，可是总也等不来。《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的一生，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的孤独的滋味。” “孤独是《家长的没落》的主题，显然也是《百年孤独》的主题。” 在作品完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出版这些作品费了很大周折。对于《枯枝败叶》这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一家出版社。我把原稿寄到阿根廷的洛萨出版社，后来给退了回来。还附了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一封信。这位先生劝我还是从事别的工作为好，不过倒还承认我这篇东西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此我至今深感满意。” 其他的作品的出版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交给迦里玛的，比《百年孤独》交稿要早得多。当时有两人读了稿子：胡安·戈伊蒂索洛和罗歇·加依鲁瓦。前者那时还不像今天这样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阅毕原稿，写了一篇出色的读后记；但加依鲁瓦却原封不动地把稿子退了回来。我不得不抓紧写《百年孤独》，目的是要使迦里玛对我的某一本书感兴趣。不过当时我的出版代理人已经在法国另外订了一些合同。” 在写作技巧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之后、《百年孤独》之前创作的作品，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向现实主义靠近。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道： “我在着手创作《枯枝败叶》的时候，就坚信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可是我那本书是在哥伦比亚人民横遭血腥的政治迫害的动荡岁月里问世的，于是我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朋友们得出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对我说：‘你这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探告，什么也没有揭露。’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也促使我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应该时刻关心国家的现实，应该对我原先的文学创作主张略加修正。很幸运，后来我这一缺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可当时我真是冒着打破脑袋的危险的。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还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许多短篇都取材于哥伦比亚的现实，其合理的结构则取决于主题的自然氛围。我并不后悔写作了这些作品，但是，这是一种事先进行构思的文学作品，是现实文学的独特的反映。这些书，不管好坏总还算有始有终，没有怎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家长的没落》是一部被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的作品。 “那里基本上是受了音乐的影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欣赏的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贝拉·巴尔托克以及加勒比民间音乐。这两者的混合是爆炸性的，真没有办法。” “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衡量，《家长的没落》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最通俗的一部，小说的题材、用语、歌曲以及谚语最接近加勒比地区。书中有些句子只有巴兰基利亚的汽车司机才能看懂。”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最重要的成果，最能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家长的没落》。它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而且，我在这本书里尽情地抒发了我个人的看法，做到了畅所欲言。” 吴元迈，安徽歙县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俄罗斯文学专业。历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外国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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