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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高台地埂坡一号晋墓前室所反映的仿木结构，摹写的是一土木混合结构融合横向构架建筑的其中一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结构清楚的中国古代建筑横向梁架形象实物，对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墓葬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史具有重要价值。
2007 年8～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甘肃省高台县城西北罗城乡河西村地埂坡对已被盗的数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一号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与以往所见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不同，墓葬前室比较细致地模仿了地面建筑的形式，为探讨这一时期地面建筑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提供了线索。
一
该墓葬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西南的戈壁台地上，此次共清理了被盗墓葬5 座，分别编号为M1～M4、M6，已发表的《简报》中披露了M1、M2 和M6 的相关材料。M1 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墓向71°。墓葬为长斜坡式墓道双室土洞墓，由地表封土、墓道、照壁、墓门、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等组成（图一）。
墓葬被盗，葬具扰乱严重，现存2 具棺，均已散乱无形，残存人骨2 具。墓内随葬品因被盗破坏严重，位置扰乱，残存者主要为陶器、金器、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陶器数量较少，主要有陶钵2 件、陶灶1 件、陶纺轮1 件。铜器数量较多，但残破严重，主要有铜耳杯、铜泡、铜铺首、铜柿蒂花、铜器构件等。木器数量较多，以木俑、木马为主。M1 的年代，《简报》主要依据墓葬形制判断其应为晋墓。
二
M1 中模仿地面建筑的做法，主要集中在墓葬前室。前室平面长方形，长4.21、宽3.81 米。南北两壁及顶部在原生黄土上雕出了仿木结构梁架和屋顶结构，残高3.72 米。南北两缝梁架形式基本相同，现以《简报》刊发了线图的北壁为例介绍其基本情况。梁架主体以前后两柱承托横向梁栿，前柱下设方座素面覆盆柱础，柱为梭柱，柱身绘穿璧纹等，高1.76 米；柱顶施栌斗，与梁栿方向一致开槽，施替木以承梁栿前端，梁头直截出栌斗口。后柱位于前室西北隅，在墓室壁上雕出方柱形式，下部已稍残但仍可看出原无柱础；柱头亦施栌斗支替承梁栿后端，与前柱类似，惟柱身尺度明显较前柱小。梁栿以上，在梁栿前端施栌斗上承令栱，令栱仅刻画出墓室内的一半，应为上施斗承替木支槫的做法。梁栿中部上施硕大的叉手，叉手之上两侧亦类梁栿前端做法，施栌斗承令栱，令栱上施斗承替木支槫。梁栿后部，贴前室西北隅雕斗子蜀柱支替承槫。这样，就构成了单缝梁架的主体做法。整体梁架上部的前端，在墓室东壁与叉手东侧的槫间铺椽，后端则在墓室西壁与叉手西侧的槫间铺椽。叉手上部两槫间的墓室顶部，近似平顶，未作出椽子。总体来看，以叉手为中心墓室所表现的仿木结构，分为前后两坡顶，略有弧度，前坡较长（图一～三）。 《简报》认为：该仿木结构表现的是“面阔一间进深三架椽的类似卷棚顶结构”，这大约是仅据前室仿木结构现状反映出的情况所做的描述。而在分析前室仿木结构的特点之前，则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先对其所摹写的地面建筑原貌做一初步的推拟。其中值得注意之处有二。 其一，前室仿木结构屋顶的细节中，后坡的一架椽西端担在了前室西壁上刻画出的槫上（图三）。说明除在前室南北两壁雕出的横向梁架以外，前室的西壁也应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象。与之类似的，前坡最东侧的一架椽，东端也担在了前室东壁之上（图二），但与前室西壁不同，前室东壁没有看到明显的承椽构件。这便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前室东壁也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象，承椽构件在仿木结构中被简省了；另一种则是，前室东壁并不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象，只是仿木结构前坡的椽子挑出后，与前室东壁相交。
此外，前室西北、西南两隅在横向梁架之下，支承梁栿的后柱与前端的梭柱不同，做成了方柱式样，不用柱础且尺度较前柱小。这提示我们，后柱应该在结构作用上与前柱不同，不是主要的承重构件。梁栿的后端之上，同样做了斗子蜀柱支替承槫的样式，也是尺度较小的方柱。结合两汉至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流行夯土墙承重的结构体系，有理由推测，前室的西壁应该摹写的是建筑的后檐墙，承托了横向梁架后端的荷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梁栿下的后柱可以做得较为纤细并不用柱础。而前室西壁在梁栿上下刻画出的方柱，也正应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壁柱形式。
其二，从前室仿木结构反映的室内梁架结构实际情况来看，其与习见的地面建筑稍有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梁架叉手上部的做法上。东汉至魏晋北朝时期以往所见的仿木构石室或画像石、石室上的建筑形象，皆曾见在叉手或类似叉手的三角形梁架结构上承托脊槫的做法，如山东金乡朱鲔石室（图四）和洛阳出土宁想石室（图五）等。类似的结构，在M1 前室顶部未作出，笔者认为较大的可能是仿木构做法受制于墓室尺度和在黄土上进行雕刻的限制，无法忠实地摹写地面建筑结构。 如果假设叉手上部仍承脊槫、脊槫与两侧平槫间仍各铺设一架椽的话，则该墓室原拟摹写的建筑形象，由于前室东壁反映信息的不确定性，存在两种可能。若前室东壁也是仿木结构所摹写的对象，则该地面建筑即应是一个前坡三架椽、后坡两架椽，前后檐用夯土墙承重的建筑形象。若前室东壁并非仿木结构所摹写的对象，那么该建筑就应是一个前后皆为两架椽，后檐用夯土墙承重的建筑形象。又根据前室南北两壁上承槫的令栱皆刻画出两个小斗的情况，说明前室仿木结构摹写的应该是一座地面建筑整体中的一间（或即明间）。据此我们大体可以做出两种M1 前室所摹写的地面建筑形象的局部推想方案图（图六、七）。 比较这两种地面建筑形象的局部结构推想复原方案，相对而言，该建筑中横向木结构构架已基本可以完成屋顶上部荷载的承托。屋顶荷载通过叉手、横向梁栿传递到前部梭柱和后部夯土墙，建筑结构已基本完善，前部荷载无需再用前檐夯土墙承托。若从这个角度分析，则第二种推想方案的成立可能性相对较高。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M1 是在黄土上雕刻出仿木结构，尽管M1 对仿木结构的摹写已相当“忠实”，但受到黄土雕刻的限制，其摹写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在M1 所示两榀横向梁架之间，除槫为纵向构件外，别无其他任何纵向拉接构件。固然这一时期地面建筑的构架整体性尚不完善，但通常除槫以外至少还在檐下施以若干纵向拉接构件（甚至整体构架尚为纵架体系）。M1 仿木结构纵向拉接构件的缺失，应该是限于土雕的局限。槫类构件靠近墓室顶部，进行摹写尚较容易，但前柱柱头间等部位的纵向拉接构件如要忠实摹写，则悬空于墓室当中，黄土雕刻恐难以完成。
其次，由于是在黄土中掏出墓室并进行仿木结构雕刻，所见仿木结构在构件尺寸上可能适度增大或变形，比例尺度方面也难与地面建筑实例一致，是需要注意的。例如，据《简报》发表的M1 剖面图，量出横向梁栿的高跨比（跨度自前柱柱中至西壁，高度不计梁下替木）约为1/ 7.6，以木结构的一般情况看，这样的安全储备似显过大。南北朝时期地面木构建筑无存，仿木结构尺度较大、接近建筑实际尺度可供分析的实例也较少，但如以天水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第15 窟中所见通檐梁栿上承叉手的梁栿构件高跨比约为1/ 12 强，较为接近合理范围来看，M1 横向梁栿高跨比应不能反映地面建筑的实际情况。类似的还有横向梁栿前端所用的梭柱，其长细比（以柱净高即栌斗下皮至柱础上皮除以柱底面半径）约为3.5，远小于实际木结构建筑用柱的常见长细比值。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汉、唐是两个发展高峰。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汉向唐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根据以往学术界的研究，这一过渡阶段中，木结构建筑逐步完成了从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架的转变，也从纵架结构与横架结构并重逐渐定型为以横架结构为主要结构体系。关于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以傅熹年的研究总结最为全面。他将这一时期木结构架建筑的构架形式归纳为五种，反映了前述结构技术转变的演化过程（图八）。 高台地埂坡一号墓前室仿木结构所反映的建筑形象，正处在这一过渡阶段。根据前文对其摹写建筑形象的推想，该建筑应该是一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后檐墙承托了横向梁架的部分荷载。较为特殊的是，该建筑所反映的结构构架，与傅熹年所总结的五种结构构架均不同，它是在夯土墙承重的结构中，融入了横向构架的形式。这就使屋顶荷载部分通过后檐夯土墙承托，部分通过室内的横向梁架承托。从这点上说，处在过渡时期的M1 前室仿木结构既具有两汉以来土木混合结构较为原始的特点，又已采取了自北朝以后更为流行的横向构架形式。但同时限于木结构技术发展尚不成熟，横向构架的稳定性还尚存在一定缺陷，通过和后檐墙及壁柱的拉接来保持横向梁架的稳定性和结构构架的整体性，未能发展到全木构架的技术水平。
四
甘肃高台地埂坡一号晋墓前室所反映的仿木结构，摹写的是一土木混合结构融合横向构架的建筑局部，也是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结构清楚的中国古代建筑横向梁架形象实物。对于研讨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技术从汉至唐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根据《简报》披露的材料来看，M1所处的墓地有不少墓葬采用了仿木结构的形式，这与以往河西地区所见魏晋墓葬的情况不同。结合这一时期河西地区魏晋墓地不少为家族墓地的情况来看，M1 所处墓地发现的墓葬群或属同一家族，因而都采用了与其他墓地不同的仿木结构形式。我们期待甘肃高台地埂坡墓地正式考古报告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其详细资料，从而探讨该墓地墓葬使用仿木结构这一情况是否与其家族自身文化有关，加深对河西地区魏晋墓葬和其反映历史趋势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更加充分地了解这些有关仿木结构的具体情况，从而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史的研究。
附记：2008 年3 月，应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荭先生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徐怡涛老师率该专业同学对地埂坡一号墓进行了测绘，笔者有幸参与并蒙徐怡涛老师慨允查阅本次测绘调查所获资料，谨致谢意！ （作者：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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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Michael430 > 《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