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总结概述了历代咏项羽诗的基本情况：传述体咏史诗居多，其次为论体咏史诗，最少是比体咏史诗。咏项羽诗不同一般咏史诗那样以议论为主，它饱含强烈抒情色彩。从道德评价的视角对历代咏项羽诗作了重点分析，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和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诗人们对项羽道德评价的重点和标准。
[关键词] 历代，项羽，诗歌
历代咏项羽诗属于咏史诗范畴。咏史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创作题材，它是以古事、古迹或古人为吟咏对象，以总结历史经验，抒发诗人的政治见解或人生感慨，寄托情志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形式。有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以古讽今，用意隐然的作用。诗歌“咏史起于班固，但只咏史事，不联系自己”。[1]（P213）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史》诗是班固吟咏孝女缇莹向汉文帝上书救父之事。诗歌仅咏史事，未联系自己和现实，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到了魏晋左思有《咏史》诗八首，开始借咏史针贬时弊，抒发理想与情怀，使咏史诗创作有了较大提升，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到中晚唐时期，咏史诗创作进入繁荣期，由于唐王朝的衰落，使文人理想抱负落空，加上身世沉沦，文人们都借古言志，在咏史中表达他们对世事沧桑的思考，渴望王朝中兴的愿望。出现了刘禹锡、杜牧、李商隐、胡曾等一批有影响、有成就的咏史诗人。由于咏史诗有以古讽今，借古抒怀的特点，与古典诗歌讲究含蓄蕴藉，比兴用典一脉相通，所以，逐渐地咏史诗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怀，借古讽今常用的诗歌形式。
近年来咏史诗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有从宏观上对咏史诗的发展轨迹作描述和总结，有对咏史诗作分类，对其特点和规律作理论上的阐释和分析，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对有影响、有成就的咏史诗人进行研究，从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王安石等拓展到胡曾、汪遵、杨维桢、赵翼等过去不太为人们关注的咏史诗人。从他们的生平经历到咏史诗的风格特点都有较系统的研究。这些成果对推动咏史诗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相对而言，对历史人物个案的咏史诗作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明显不足，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从历代吟咏项羽诗歌的研究论文看，从上个世纪至今仅有不到10篇，这其中还有一多半是豆腐块的文章，应该说对历代咏项羽诗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开拓和挖掘，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历代咏项羽诗概貌
我们从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咏项羽诗约在155篇之上[2]（词曲不算），最早的一首为魏晋许真君的《戒怒歌》，诗中写到“楚伯王、周公瑾，匹马乌江空自刎，只因一气殒天年，空使英雄千载忿。”[3]（P83）这首诗主要内容是劝说世人要修身养性，切莫像项羽、周瑜那样暴怒性急，否则伤身伤性。准确的说它还不算是咏项羽诗，但它毕竟是最早在诗中提到项羽史事的诗歌。隋代咏项羽诗有1首，唐代29首，五代6首，宋代50首，元代12首，明代11首，清代45首，近代1首。另外有些吟咏虞姬、范增和刘邦的诗，也都涉及到项羽，我们没有把这些诗算进去。在咏项羽诗中，以格律诗居多，有五、七言律诗，也有五、七言绝句，还有不少歌行诗和杂诗，也有极少数乐府诗。格律诗居多的主要原因，是咏项羽诗都产生于唐以后，这时格律诗已经成熟，并且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各朝代的咏项羽诗中，以唐、宋两代的诗歌艺术成就最高，这与唐宋的诗歌发展的水平是一致的。
当今有学者将咏史诗划分为三类[4]：一传体咏史诗。它是“以诗体传述历史，对史实史事的采用多为一人一事，除对历史人物作一般吟咏外，没有更多的议论和寄托。”[4]如宋代诗人梅尧臣《宣州杂诗二十首》第七 “项籍路由此，力秦闻拔山。八千提楚卒，百二破秦关。陔下围歌合，江头匹马还。却甸诸父老，相见亦何颜。”[3]（P108）这首诗简要叙述了项羽由江南起兵，渡江过淮，入关灭秦，到楚汉相争，直至垓下突围，败亡乌江。诗歌以叙事为主，简要概括了项羽的一生，结尾在议论中略带有责怨之意。
二论体咏史诗。它对史实史事的采用不限于一人一事，对史实叙述掺入作者强烈的主观判断。如唐代诗人韩愈《鸿沟有感》“相持未定各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3]（P466）
三比体咏史诗。它蕴含寄托，是在论体咏史诗的基础上的新发展。“诗人对史实史料的撷取，不再刻意求其实，也不在意于一般的叙述，也不是借助史料作直露的渲泻，而是对史实取其一点，融入情景的描绘，令人生成篇终接混茫的艺术感受。”[4]如唐诗人李贺的《马诗》“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3]（P90）诗人以良马乌骓自比，期望报效明主，却遭遗弃，在悲叹项羽乌骓的英雄失路中，寄寓自己怀才不遇之感。
历代咏项羽诗以传体咏史诗数量居多。其咏史多以简要叙述史事为主，常在传述史事之后稍作议论或抒情。如梅尧臣的《项羽》“羽以匹夫勇，起于陇亩中。遂将五诸侯，三年成霸功。天下欲灭秦，无不慕强雄。秦灭责以德，豁达归沛公。自矜奋私智，奔亡竟无终。”[3]（P108）诗人赞扬项羽“起于陇亩中”，“三年成霸功”的丰功伟业，结尾发议论对他“自矜奋私智”，骄傲自大，终至灭亡给予批评。象这样以叙史事为主的传体咏史诗还有不少。宋代诗人司马光《戏下歌》“项王初破函关兵，气压山河风火明。旌旗金鼓四十万，夜泊鸿门期晓战。关东席卷五诸侯，沛公君臣相视愁。幸因项伯谢前过，进谒不敢须臾留。椎牛高会召诸将，宝剑泠泠舞席上。咸阳灰尽义帝迁，分裂九州如指掌。功高意满思东归，韩生受诛不复疑。区区蜀汉迁谪地，纵使倒戈何足为。”
[5]（P454）这首诗叙述了项羽率军进函谷关以后的一段史事：从四十万军进关，霸气十足要杀刘邦，到经项伯周旋，鸿门宴上放走刘邦；从火烧咸阳城，先迁义帝后杀之，到分封十八诸侯；从放弃定都关中，到驱赶刘邦至汉中，导致刘邦反戈杀回关中。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冷静的笔调，客观的叙述，总结分析了项羽进关后政治上一次次的错误决策，导致自己一次次陷入被动，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一个个隐患。司马光的咏史诗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与文人的咏史诗更多倾注个人感情色彩不同，在他娓娓道来的史事叙述中，体现出诗人的史学观，以及他对历史理性的思考和冷峻批评，虽然也有警示朝廷的用意，但是与李商隐、杜牧借咏史讽刺唐皇帝昏庸无能的咏史诗有着明显的不同。
咏项羽诗以传体咏史诗居多的原因，一是司马迁对《项羽本纪》的叙述生动传神，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给读者印象深刻，较容易归纳概括。二是这部分诗很多是诗人途经乌江、鸿沟、彭城或某地的项王庙、项王祠的时候，感慨项羽英雄而悲壮的一生即兴而作的，大多未经深思熟虑和精心雕凿，虽然略显粗糙，但是更真实、更自然地再现了诗人当时的心理活动和爱憎情感。
历代咏项羽诗大多饱含强烈、鲜明而深沉的抒情色彩。这些诗感性的色彩多于理性的思考，诗人们在诗中尽情地抒发他们对项羽的敬佩、爱戴、赞扬、惋惜、悲悯、叹息、遣责、批评等各种复杂又矛盾的情感。如明代诗人杨侯胤的《乌江》“长江浪涌楚王台，向晚波光一鉴开。帆逐落霞还上下，人从夕照共徘徊。拔山人去空千古，断项碑残初绿苔。顾客维舟怀往事，临江醨酒不胜哀。”[3]（P143）诗人在夕阳下的黄昏来到乌江边，面对滚滚远逝的乌江水，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连翩：遥想当年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金戈铁马，豪气冲天，何等英雄，最终却自刎乌江。如今“浪花淘尽英雄”，“人去空千古”，“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有那长满绿苔的断碑残壁，尚能依稀唤起人们对那段英雄往事的记忆。诗人借助“楚王台”、“断项碑”，以及流逝的江水、远去的船帆，还有落霞、夕阳这些意象，抒写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感概与悲伤。象这样的诗还有很多，如唐代诗人胡曾《垓下》：“拔山力尽霸图隳，依剑空歌不逝骓。明月满天天似水，那堪回首别虞姬。”[6]（P467）诗歌表达了诗人对项羽深深的惋惜和悲悯的情怀。
一般咏史诗以议论为主，多截取一个历史片断展开议论，在议论中表达对历史的沧桑感慨，或借古讽今，较少抒情。为什么咏项羽诗饱含强烈的抒情色彩呢？这应该得益于司马迁的原著。司马迁对项羽史事的叙述生动感人，饱含强烈的抒情性，给每一个读者深深的感动和感染。像钜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每一个情节和场面都深深印在读者脑海中，当诗人们一旦接触到与项羽有关的纪念物、场地或事物等信息时，储存在他们记忆中的项羽本事随同他们的情感一起喷涌而出，自然地把自己对项羽的爱与怨，敬与叹，哀与惋，悲与惜等复杂情感倾注于诗中。
吟咏项羽的论体咏史诗虽然少于传体咏史诗。但是有不少精品之作。论体咏史诗，是诗人在述史时融入自己强烈的主观判断，史为己用，叙史不是重点，重点在史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的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如唐代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5]（P171）这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任池州刺史时，曾游历乌江亭，睹物思人，感慨于项羽当年为顾及面子，羞愧不肯过江，丧失“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机会。杜牧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忍辱负重，输不起是项羽的性格弱点。提出了真男儿，大丈夫应该“包羞忍辱”，能屈能伸。其实他这首诗向世人昭示了一种人生哲理，即以平常心看待“胜败兵家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成就事业。但是未必人人都能读懂杜牧诗的深意，宋人胡仔就批评说“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至《题乌江亭》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7]（P108）王安石在《题乌江项王庙诗》里表达了与胡仔同样的观点：“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5]（P457）王安石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到了长年战争，使百姓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楚军士兵长年转战南北，身心疲惫，渴望与家人团聚，早已是士气低落，萌生厌战之心。人心所向昭示了楚军“败势难回”，所以项羽即使过江，江东子弟未必肯追随他卷土重来。元人方回《题吴山长文英野舟》“世多汉水昭王事，谁辨乌江亭长心？君知此处真堪托？天下无波可得深。”[3]（P133）“谁辨乌江亭长心”一句颇具玩味，据《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从垓下突围后，“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赶及之。”[8]（P334）方回认为乌江亭长舣船待渡，力邀项羽上船渡江，是否怀有与田父同样的用心呢？是要救项王，还是害项王呢？一切都是未知？方回的观点在后世读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宋人刘子翚曾曰：“羽所以去垓下者，犹冀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亭长之言甚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计耶？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所言为解耳。使羽果无东渡意，岂引兵至此哉！”[10]（P636）刘子翚的分析符合逻辑，是对方回诗的最好注解，以项羽猜忌多疑的性格和刚被田父陷害欺骗的情况推测，这一想法不无道理。他们的观点为我们假设了项羽上船之后的另一种结局。方回这首诗思维活跃，观点独特，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从咏史诗的发展层次和创作水平看，传体咏史诗是第一层次，论体咏史诗为第二层次，比体咏史诗则是第三层次。在咏项羽诗中，比体咏史诗数量最少。这种情况符合金字塔的规律，塔底最大，塔尖最小。虽然这部分诗少，但都是精品。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P459）诗人在歌颂项羽义不过江的英雄壮举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南宋朝庭的讽刺与愤怒。李清照的家乡在山东济南，在金兵入侵中原之时，由于南宋朝庭的软弱怕死，妥协投降，偏安江南一隅，至使北方地区，包括李清照的家乡都遭受金兵铁蹄的践踏和蹂躏。诗人通过赞扬项羽义不过江，不愿忍辱偷生苟活，来寄寓她对南宋朝庭贪生怕死，软弱自私的遣责和嘲讽，表达她迫切地期望朝庭能够渡江北伐，收复中原失地的强烈愿望。
二．道德评价之一：“不修仁德”，终至败亡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自幼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所以儒家传统的道德观给他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的形成。许多人不仅把儒家思想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并把它作为他们评判历史，认识世人的道德准则。孔子思想的理论核心是“仁”，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10]（P138）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即同情怜悯之心。在孟子看来，一个统治者有了同情体恤百姓的仁爱之心，才会行仁政，只有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仁政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衡量事物，评判历史人物及古今朝统治者的道德准绳。
综观历代咏项羽诗，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在总结分析项羽失败原因时，对他道德人格的分析评价多于政治军事的分析。基于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人们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情感和鲜明的道德倾向，诗人批评项羽最多的是他“不修仁德”的暴力行为，并指出这是导致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有的诗人还将刘邦与项羽在政治、道德上进行对比，如宋张耒《项羽》：
沛公百战保咸阳，自古柔仁伏强暴。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6]（P470）
诗歌通过对比刘邦进咸阳“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11]（P362）与民约法三章，安抚秦地百姓，接受子婴投降。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8]（P315）表现了刘邦以柔仁之政得到民心，也得到了天下，并以柔仁之术降伏了强暴的项羽，项羽纵有拔山盖世之勇，但是他的暴力政治注定了他败亡的命运。
元侯克中《项羽》：
破釜沉舟北渡河，英雄到此尽消磨。入关不解除秦法，失路徒劳怨楚歌。敌国岂专韩信勇，谋臣唯一范增多。子婴见杀怀王死，却叹虞兮奈若何。[6]（P477）
诗人充分肯定了项羽钜鹿之战的历史功勋，对他“入关不解除秦法”及杀子婴和楚怀王的暴力行径提出了批评，讽刺他猜忌多疑，不能重用谋士范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诗人将项羽残忍杀害子婴和楚怀王与他忧虑虞姬的生死归宿作对比，讽刺他有小爱而无大爱。对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的深层原因，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项羽楚人，既失其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其入咸阳，犹伍子胥入郢杀王屠民烧宫殿以快其心者，谓之无深谋远虑可也，谓之残虐非道者，未解重瞳子心事。”[9]（P598）客观地说项羽与刘邦不同，他与秦王朝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说项羽杀子婴，火烧咸阳是事出有因，那么楚怀王的被杀纯属无辜，清人张玉书在《谒项王庙》诗里也讽刺项羽“万户轻身赠故人，一死何颜见义帝？”[3]（P152）“万户轻身赠故人”是指项羽在乌江边看到追来的汉军中有故人吕马童，就对他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8]（P336）诗人怀疑项羽赠首级的慷慨之举，在他看来若你项羽真重情义的话，又何必杀害自己的君主义帝呢？虽然你不怕死，但你不怕九泉之下见到义帝吗？你又有“何颜”见义帝呢？
元于石《读史》：
今来古往一封疆，虎斗龙争几帝王。百二山河秦地险，八千子弟楚天亡。朝廷有道自多助，仁义行师岂恃强。往事废兴何处问，寒烟衰草满斜阳。[5]（P613）”
诗人指出自古“虎斗龙争”有几人能称帝称王，“恃强”未必能有天下，“有道自多助”，只有“仁义行师”，才能得到天下。诗人以儒家仁政思想观照历史，解读历史，感悟到人世间的世事沧桑，王朝兴废，世事变迁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而永恒不变的是人心的向背和仁政思想的延续永存。
宋陈普《咏史·项羽》
其二：试手襄城意未怡，赤城稍觉味如饴。必亡定死终无救，断自朱殷海岱时。
其四：倚强恃力却诬天，一样人心万万年。广武十条逃得过，乌江政自不须船。
其五：枭性狼心变有常，青齐仍复似咸阳。遗黎到处无余类，欲为何人作霸王？[3]（P126）
陈普咏项羽组诗有五首，这里选三首，诗人通过对项羽在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中一些史事的记叙和议论，对他的一些暴行进行批评和遣责。据《史记》记载，项羽在反秦战斗中曾率军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11]（P356）在新安城南又坑秦降卒二十万。后在镇压齐国田荣反叛时，“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多所残灭”。
[8]（P321）诗人提出了项羽虽然“倚强恃力”，但终未得天下，临死“却诬天”，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由此悲叹项羽至死不悟，得人心方能得天下之真理。虽然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一样人心万万年”，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一贯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项羽的反秦斗争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帜号令天下的，他是正义之师的代表，理应受到人们拥护与爱戴，但是他以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背道而驰，自然受到诗人的遣责与批评。诗人用了一些讽刺、遣责的句子，如“试手襄城意未怡，赤城稍觉味如饴”，“倚力恃强”，“枭性狼心”等来表达对项羽的残暴行为的批判和不满。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对项羽及以暴力征服天下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遗黎到处无余类，欲为何人作霸王？”借此来规劝和警戒统治者。我们从中看到了诗人对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深深向往与崇敬之心。
唐汪遵《乌江》：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3]（P100）
诗人从道德的层面来揭示项羽的败亡，指出项羽“不修仁德”，最终导致他失败的命运。诗中所说的“天道”，指的是“天意”“天命”，它代表着人心的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诗人看来这种规律是不可抗拒。诗人为我们提供了项羽不愿渡江东的另一种解释，因“不修仁德”，使项羽毁掉了自己的一世英名，辜负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所以面对隔岸故乡，项羽不敢归，也无颜归。诗中表达了普天之下的百姓对仁政理想的渴望和追求。
唐代僧人释归仁《题楚庙》：
羞容难更返江东，谁问从来百战功。天地有心归道德，山河无力为英雄。芦花尚识霜戈白，海日犹思火阵红。也是男儿成败事，不须惆怅对西风。[3]（P106）
在释归仁看来，项羽纵有百战之功，上天却并不眷顾他，有心将天下归顺了有道德的刘邦。项羽是反秦义军的英雄，虽然英雄随着历史已逝去，但是历史遗迹尚存，它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诗人睹物思古，思绪展开翅膀，超越时空，在纵论古今中指点江山。那原野中飘舞的芦花和西沉的落日，仿佛让人们看到了当年那如霜的战剑和染着鲜血的战场。出身佛门的释归仁，以慈悲为怀，评点历史人物，谈论古今英雄，更是以仁爱之心作为评价的标准。
综观历代咏项羽诗，我们发现从道德的视角批评项羽缺乏仁政爱民之心，遣责他暴力行为的多数为宋、元两朝诗人。这其中深层的原因就是他们或者亲身经历，或者耳闻了辽、金、元军队南下侵略中原时的各种残暴行径，对项羽由胜利走向失败有了更多的思考，逝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借着对项羽失败原因的总结思考，给当朝统治者以警示作用，也寄寓了他们对统治者仁政爱民政治的祈盼。
三．道德评价之二：舍生取义，虽败犹荣
“‘义’是一个很宽泛的道德概念，又是道德范畴的主体和核心，它常常是人们评判一件事情或评价一个人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人们对某件事或某个人作褒贬评价时，常用‘义’或‘不义’来概括之。”[12]当年项羽从垓下突围到乌江边，乌江亭长舣船欲渡项羽过江，但是项羽拒绝了，他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8]（P336）最后选择了自刎。项羽视人格、尊严和名节高于生命，为保名节，他义不过江，为保气节，他义不受辱，最终选择自杀。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人们在诗歌中，表达对他深深的敬佩与感动。
唐人胡曾《乌江》：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3]（P99）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郑振铎曾评价胡曾的咏史诗：“他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13]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
唐汪遵《乌江》：
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突重围。英雄去尽羞容在，看却江东不得归。[3]（P100）
汪遵在诗里以简练之笔描述了项羽转战南北的征战生涯，特别突出表现他在时局不利，“兵散弓残”的形势下仍然百折不挠地“单枪匹马突重围”，赞扬他顽强不屈的斗志，感慨他英雄末路之时为了维护尊严和气节的人生选择，表达了对项羽的无限敬佩与无尽的叹息。
宋贺铸《题项羽庙三首》其二：
楚都陈迹久灰埃，一曲虞兮尚寄哀。不作偷生渡江计，可须千里更西来？[3]（P113）
贺铸在诗中对项羽不愿渡江而苟全性命的人生选择提出了质疑，“不作偷生渡江计，可须千里更西来？”诗人认为项羽本来是要渡江的，否则不会从垓下突围千里而来（实际上只有三至四百里左右，诗人是夸张写法）。从司马迁《项羽本纪》的叙述的情形看，当时项羽是半夜南下突围，并不一定有渡江之打算，只因夜黑风高，后有追兵，一路狂奔，到阴陵迷失道，又被田父骗，叫他向左拐，于是被陷于大泽中。可以推测从大泽摆脱困境跑出来时，已经完全不是项羽当初选择的突围线路了，所以被追兵逼到乌江边也是不得已，此时项羽才面临是否渡江的生死决择。以此看贺铸的看法并不成立，但可以作为解读项羽的又一种答案。
宋李清照《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5]（P459）
宋陆游《秋晚杂兴》：
逐鹿心虽壮，乘骓势已穷。终全盖世气，绝意走江东[3]（P121）
这两首诗都有一种悲壮、豪放，激昂、深沉的风格。陆游与李清照都是生活在北宋灭亡，南宋初建时期，只是李清照比陆游年长约四十岁。他们共同经历了北宋灭亡，中原沦陷，国土丧失的耻辱剧痛，都痛恨南宋朝庭妥协投降，放弃北伐，收复中原的政策。所以在他们心中，南宋朝庭满足于过江偏安江南，享受快乐人生与项羽的宁愿“死亦为鬼雄”，也决不过江苟全性命的人生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项羽的高大伟岸反衬了南宋朝庭的卑躬屈节及渺小。他们鄙视南宋朝庭的自私软弱，贪生怕死，高歌赞扬项羽在面临生与义的决择之时，舍生取义，慷慨赴难的人格与气节。对项羽有一种心向往之的崇拜之情。可以说他们是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到项羽的身上，借项羽之事述心中之情。
清阎尔梅《乌江浦》：
阴陵道左困英雄，骓马长嘶万里风。成败何妨争面目，不随亭长渡江东。[3]（P145）
阎尔梅是明清之际诗人，在“清军入关主政后，他参加弘光政权，他坚持抗清活动，散尽家财，结交豪士，立志复明，两次被清军抓获，意志不屈”。[3]（P145）由于诗人经历特殊，所以他在诗中寄寓了言志抒怀之意，对项羽“阴陵道左困英雄”有几分沉痛与惋惜，在赞美其英雄气慨中，对项羽义不过江的选择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借此表达自己不屈不挠的抗清意志和誓死赴难的决心。
清颜光猷《赞霸王坟》：
四面楚歌霸业移，乌江战败有谁知。鲁人尚自终臣节，闭户弦诵拒汉师。[3]（P153）
这首诗是吟咏《项羽本纪》结尾记录的一件事：“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8]（P338）此事表现出鲁人对项羽的一片赤诚忠心，其忠肝义胆真乃可歌可泣耶！所以清人史珥评价说：“鲁不急下，动汉王‘守礼义，为主死节’之褒，羽得此颇不寂寞。’”[9]（P638）据介绍，颜光猷所赞的霸王坟“是谓曲阜五泉庄墓，其俗称‘霸王坟’，位于曲阜西周鲁国故城东北角之东。乾隆《曲阜县志》记载‘在鲁城东里许，俗称为霸王冢。’当地的‘古城大冢’。《阙里文献考》记载‘曲阜城东北有古冢，俗名霸王头，相传为项羽首处云。’[3]（P154）颜光猷是春秋时期孔子最贤能的弟子颜子的67代孙，曲阜人，清康熙年间的进士，为清官员。因为颜光猷是曲阜人，曲阜是西周鲁国都，孔子的故里，礼仪之邦。当年家乡的百姓为项王守礼义，守死节，义不降汉的故事，想必诗人不仅从《史记》中了解，也会从父老乡亲的口述传说，民间故事中知晓。可以推测，诗人不止一次地到过霸王坟前祭奠，他感慨项羽为了气节义不过江的壮举，更敬佩故乡父老乡亲对项王的忠义之举，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
清汪绍焻《项王》：
骓马虞兮可奈何，汉军四面楚人歌。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3]（P156）
诗人讽刺刘邦鸿门宴上贪生怕死，半途逃亡的可耻行为，赞扬项羽对心爱女子虞姬和爱骑的难舍深情，用诗意的语言诠释了末路英雄的儿女情长以及情深义重的侠骨柔情。诗歌为后人道出了乌江亭长苦劝项羽过江未果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项羽若渡江则有偷生逃亡之嫌，他不齿于鸿门宴上刘邦的偷生逃亡之举，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也为那份对虞姬和骓马的难舍深情，所以义不过江，慷慨赴死。钱穆对项羽“乌江刎别”给予热烈的礼赞：“临终慷慨，此情此义亦可长留天地间，获后世之同情矣。此亦一成功，非失败。”[9]（P643）同样的感动，同样的精彩，可谓异曲同工。
清钱泳《乌江项王庙》：
不渡江东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难量。英雄已足称千古，香火还留祭一方。丛木秋风余杀气，鬼磷墓雨落星光。我来羲棹寒塘晚，惟听江流悲未央。[3]（P163）
诗歌在赞扬项羽“杀身成仁”，“不渡江东忍自亡”的大义之举时，也表达了对世事难料的无奈，“天心人事本难量”，应指项羽渡江后的结局难以预料，江东父老是否会拥戴他为王？江东子弟是否愿与他卷土重来？再有乌江亭长是否会象田父那样骗他上船陷他于绝境，一切都难以预测。“英雄已足称千古”是对项羽义不过江，自刎乌江人生选择的高度肯定，项羽此举不仅成就了他英雄的美名，并将流芳千古。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写景来抒情，借丛木秋风，鬼磷墓雨，羲棹寒塘，江流等意象，抒发诗人深深的悲悯之情。
通过对历代咏项羽诗总体情况的总结分析，使我们对咏项羽诗的情况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诗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从道德的视角对项羽的人生作了透切的分析阐释，他们批评了项羽的暴力行为，指出仁政爱民思想的缺失是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他们赞美和敬佩项羽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从中我们感受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之深远，也感受到了项羽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的永远是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和情感。但不容置疑的是，项羽早已在诗人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永远不倒的英雄丰碑。
[参 考 文 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2．本文咏项羽诗歌统计仅以宁业高《大楚剑魂》，宋嗣廉《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于植元《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为据。
3．宁业高，孙泉．大楚剑魂[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
4．孙立．论咏史诗的寄托[J] ．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1）
5．于植元，孙绍华，关纪新．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6．宋嗣廉．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15）[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8．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9．韩兆琦《史记笺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公孙丑上[M]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11．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 ．中华书局1985年
12．杨宁宁．在“义”的视阈下看项羽的道德错位．[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1）
13．羊玉祥．古诗文鉴赏方法．（21讲），巴蜀书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