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是一种挑战，而对死亡的应对，是人类成长的基本前提和动力。 ——罗斯教授
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回避死亡的传统。长期以来，人们只思考生的问题，诸如怎样获取生存资源、如何才能幸福、怎样延长人的寿命等等，对死亡的问题则采取回避策略，典型的思维就是未知生，焉知死。
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我们往往以生的问题尚且成谜为由，着力忙碌于俗事，刻意回避死的问题，甚至发明出许多禁忌，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将死的问题视为不祥而拒之门外。
对于死，我们采取的是鸵鸟哲学。未知生焉知死，这种观念未尝没有道理，这是一种重生轻死、乐生恶死、讲究现实的人生态度，要求我们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人生问题上，专注于自身的价值，有积极的意义。但这种生死观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把生和死完全当做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对人生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
 对于死亡，我们应该从正面理解。美国著名的生死学专家罗斯教授指出：很多人误以为死亡是一种威胁，其实不然，死亡是一种挑战。而对死亡的应对，是人类成长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换言之，死亡是人生的导师。
1 知死方能明确人的使命
人生苦短，在经历了短暂的人生之后，我们将归于何处？与人生遭遇的所有问题相比，个人归属才是最大的问题。人一旦意识到死亡，就不仅仅是关注眼前事物，满足于有限的生命，我们总有一种想知道人死后又当如何的强烈冲动。
人愿意获得永生，无论归属是永恒的光明，还是无尽的黑暗。对死亡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态度，决定并支配着此生此世的活动作为。当我们试图超越有限时，我们关注的事情便由生前延续到未来，即生前身后事。就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于是，我们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意识。我们进入到一种绵延的时间长河之中，此时的个体有一种神圣感。自我意识在悠悠长河之中不再是短暂的存在，而是获得一种承先启后、贯穿古今的永恒存在感。个体也由此有了某种自我的价值期许，神圣的使命意识油然而生，从而支持着他毅然向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这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价值信念和信仰。
2 知死方能明有无得失之理
现实生活中肯定要追求名利，求名趋利避害乃人之天性，但太过于执着与计较，容易患得患失。在利与害、得与失之间，筑起一道跨越不过的关隘，困于其中越陷越深，徒增烦恼与痛苦，甚至痛不欲生，这就是所谓的名利关。
在所有的关隘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生死一关，任何得失祸福都超不过生死。懂得生死智慧，打通生死关隘，不使生死对抗，可从心灵深处解放自我，从而获得真正自由。了悟生死，不再患得患失，人生何累之有？
吾有大患，及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一旦人们认识到生死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转换，就会发现得亦是失，失或许就是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不必执着于一得一失，在名利得失之间，变得坦然与自在。
透得名利关，方是小休息。 透得生死关，方是大休息。
3 知死令我们更懂得爱
死亡赋予生命以意义，知死方能学会珍惜懂得爱。个人的死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死亡为我们今生的时间规定界限，催促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番创造性的事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总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都与我们有诸多的联系。一个人的死，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死亡令亲情、爱情、友情稍纵即逝，弥足珍贵。任何个体的死亡都可能使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缺失，令我们痛苦至深。
 因此，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我们才能拥有更多更长久的爱。人生的意义其实是相对的、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谈生论死，如存在主义所说的那样，就是向死而生。这恰恰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观。
池田大作先生说：有生必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事实作为根本前提，我们的教育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死学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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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王志强sunfvt0j > 《探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