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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城蕴中图书”印，官四代文人大咖剑客 此“彭城蕴中图书”印，长3.6厘米，宽3.1厘米，高3.3厘米。印文中的“彭城”乃刘氏郡望地名，今徐州，“藴中”为刘允章的字。据《旧唐书.列传一百三 》：“刘允章，登进士第，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贡举，出为鄂岳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后迁东都留守。黄巢犯洛阳，允章不能拒，贼不之害，坐是废于家，以疾卒”。唐代翰林院承旨为翰林院学士之长。据《唐书》有关记载，刘允章早期也曾任过中书舍人、国子监祭酒。《全唐文》(第九部卷八百四)“刘允章,字蕴中，赠礼部尚书乃曾孙。举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中出为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黄巢犯洛阳，伪命，废于家”。东都洛阳留守一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 刘允章所任鄂岳观察使的管辖范围，经查《旧唐书.地理志三》：“永泰后（唐代宗永泰年），置鄂岳观察使，领鄂、岳、蕲、黄四州，恒以鄂州（今武昌）为使理所”。唐代后期的观察使是位高权重仅次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此印数年前，出自湖南洞庭湖一带，传为采砂者拾获，此印曾为笔者所藏。其印失落至此的缘由与农民起义王仙芝有关，据有关史籍记载，公元876年王仙芝率部义军南下，十月攻打唐州（治今河南沁阳），十二月攻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转向东南挺进 安州（治今湖北安陆）、 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次年正月，王仙芝攻取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由此推测可知，刘允章为避义军追杀慌忙奔逃岳州（今湖南岳阳），不慎将印失落洞庭湖水中，千年后才露出水面。 与刘允章同时代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在其《樊南乙集序》中有：“时同寮有京兆韦观文、河南房鲁、乐安孙朴、京兆韦峤、天水赵璜、长乐冯颛、彭城刘允章，是数辈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则取本去。”刘允章作为晚唐上层文人，除为官为文名声俱为显赫外，其先祖亦为不凡。据《旧唐书》记载：其曾祖刘乃，武德初拜侍中，赠礼部尚书。祖刘伯刍、父刘宽夫，皆登进士第在朝中为官。可见真乃官宦世家、名门望族、书香门第。遗憾的是刘允章的诗文少有传世，仅有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主持科考出的试题《天下为家赋》，与其以前翰林院学士冒死上谏皇帝的《直谏书》广为流传。 二、“渤海图书”印，壮志未酬悲催文人剑客 198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清理了河南偃师杏园村两座唐墓，其中葬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李存墓出土了一方铜印及印匣盒，整理者识读为“渤海图书”印，此印章的出土在当时报道为：“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和学术契机。”同墓出土墓主人的墓志，其墓志盖阴刻“唐故渤海李参卿墓铭”，渤海应是墓主的郡望或籍贯，故在墓志盖上和印章上都出现“渤海”之称，显示注重郡望之风在唐代中后期仍旧流行习俗。 据同出李存墓志记载，李存的祖、父、叔均读书为官，李存自己也读书为文。《墓志》记录他“过十岁，则通礼乐，读九经三史，”“见古人奇节至行，文字精洁者，必自钞纳，积数千幅，”“好著章句，尚立名节。” 官至选补庐州参军一职，曾经一度也准备应进士举，可惜年仅29岁壮志未酬身先亡。这说明李存不仅有读书、抄书、藏书的爱好，也有读书、抄书和藏书的条件和行动，故“渤海图书”印是墓主人李存生前曾经使用过的随身物，其随出铜印匣盒内残存的红色絮状物也能说明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未见图书之类随葬品，发掘报告记墓内葬具全部腐朽，仅残存板灰痕迹，随葬之物只剩下玉石器、陶瓷器、金属器和漆器。但简报却提到墓室内、棺痕之外有“纺织品残痕”。 据1:1拓本图实际测量得知，印面长、宽各为3.6厘米，呈正方形，约寸余见方，印文为唐代流行的小篆朱文。这枚有明确纪年的“渤海图书”印风格很大程度上反映通行的唐人藏书印风格，成为认识唐代藏书印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印文内容看，出土唐代印章“渤海图书”之印文可分成二部分，“渤海”显示主人祖籍或郡望，“图书”显示印章用途，这种治印风格同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武威习御图书”印，有名无载隐逸文人剑客 1973年洛阳老城北铁路医院附近唐墓葬出土了一方篆书朱文“武威习御图书”印，该墓还同出有三彩粉盒等器。此印出土带贮印匣盒等同代遗物。铜印置于一铜匣盒内。匣盒作长方体,子母口,束腰座。对称两侧铸有鼻,以穿轴装盖,便于开合。另两侧各横铸一长方耳,以便执取。匣盒高5.8、长5.7、宽4,6厘米。印体亦作长方形,长4.3厘米，宽3.8厘米，印钮高2.8厘米。上端略有砍刹（即钮顶两边棱斜削）。印文为“武威习御图书”六字。据有关报道确定：“武威”为地名,为印主人的祖籍或郡望，当指今甘肃武威；“习御”，姓名，即姓习名御。若与“彭城蕴中图书”印文内容比较，也不排除“习御”为“字”的可能性。此印有名字而无记载可考，实为遗憾，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与进一步的考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此印的姓名记载会水落石出。 从《考古》杂志1984年第10期刊载的发掘出士资料中介绍:一九八四年春河南偃师唐代李存墓出士的“渤海图书”，和一九七三年洛阳铁路医院唐墓出士的“武威习御图书”的印面文字及其形制和铸造工艺略相似，印面文字特点是:朱文小篆，笔势圆转蟠曲缠绕，结字疏朗自然，笔画和结构多呈稚拙之态，这是受到当时篆书书风和掐丝焊接制作工艺的影响。两印皆铜质，有印匣盒，两者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甚至连印匣盒亦与同期唐官印匣盒相若，对新出土唐私印的鉴定有了依据和提供了一个准确标尺，据此将“武威习御图书”印确定为唐私印。该印具体细节直到1993年才正式公布，因未见实物印图片，仅有印蛻。 四、唐代文人图书印的功能用途及对后世的影响 对唐代出现“图书”私印的功能用途问题，目前在认识上也不尽统一。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文人用于读书的藏书印。之前也有对此“图书”是“印章”的一种别称，这种认识显然不够准确。然而仅仅界定为“藏书印” ，仍不够全面准确。笔者认为：“图书”印的主体是文人用印，并与其它私印用途有别，文人“图书”印自唐始历经宋元明仍在沿袭。从目前发现的古代书画上的遗迹“图书”印考察，如唐代的“皇姊图书”印，虞世南《枕卧帖》上有“褚氏图书”印，北宋驸马李玮收藏王羲之书法帖上的“李玮图书”印，南宋“陇西德荣图书”印，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印，元代赵孟頫的“天水郡图书”印，明代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图书”印等等。由此可知，文人“图书”印除具有“藏书印”用途外，还具有鉴真、鉴赏、鉴藏——“收藏印”功能用途的作用。 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本文图片除“彭城蕴中图书”印，均采自本书）一书，能确定的唐私印仅为六方而已。除本文所提到的后两方“图书”印外，还有“始封与鄫”、“墨山洞君”、“敦实”、“李忠”。加上笔者曾收藏过的“彭城蕴中图书”印，目前能确定的唐私印也仅有七方而已，比唐官印还稀少，唐代文人“图书”实物印目前仅此三方而已。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中认为：唐代时期的小篆朱文官印与私印，对后世的“宋元样式”、“圆朱文”或“元朱文”印章产生过积极的传导影响作用。 此文为印友投稿，请本文作者联系金石君领取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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