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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 纽约，10月底的一个早晨，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坐在他那既时髦又杂乱的曼哈顿公寓里。那魔幻般的时刻已经是几周以前的事了：置身于神话一样的盛况之中，他将接受瑞典国王所授予的沉甸甸的的金质奖章，上面刻着诺贝尔的侧面像。
孟德尔先生67岁，是个长着火红脸庞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其理念为欧元(欧洲货币)的流通铺平了道路，已经决定将如何花费这近100万美元的奖金：修缮他托斯卡纳式的豪宅和给两岁的儿子尼古拉斯买一匹矮种马。他还决定将奖金以欧元形式转入他的帐户，因为他认为尽管欧元最近疲软，但欧元对美元比价必然要上扬。但是，这位里根总统时期曾是供方税革命的智囊领袖显然忽略了一个细节。“你的意思是……”，他问道，一丝不满显露在眉宇之间，“这是要缴税的？”
从没有人拒绝这个继原来五个诺贝尔奖项之后于1968年增设的经济奖。随着人们对经济学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认识的不断加深，诺贝尔经济学奖声威日著。这个奖对于获奖人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被导向新的机遇，诸如财务的、职业的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同时也有新的风险。正如1976年获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dman)所表述的“令你忘乎所以夸夸其谈的那种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使诺贝尔奖如此重要的并非单是其奖金总额，总额是变化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足以使获奖者辞去工作，这也许正是诺贝尔生前所希望的。其实这个奖更像一个电影剧本作者的一个片约或是中层经理的一堆期权股票，但是任何一种这类意外的收益很少能大到足以使“我应怎样去花它？”这样的问题值得一提。
对经济学奖得主的访谈表明，他们所有的才智在谨慎理财方面与平常百姓比起来似乎不相上下。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把自己的奖金投到华尔街，他们明显地认同因发明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而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的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观点：“我喜欢在思想上探索，不喜欢在金钱上投机。”
某些获奖人把这意外收益用来给家人和朋友买机票到斯德哥尔摩共享庆典，另一些人则购买房地产，如弗里德曼，买了位于旧金山的一所公寓。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人把钱给他们的孩子们或是捐钱而成为慈善的捐助者。有些获奖人则购买时间去追求所热爱的公众事业或是开始一项新的研究历程，尽管他们收到奖金时的平均年龄已是69岁。
还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获奖人没有得到全额，有1/3以上的奖项是被一个或两个共同获奖人共享的。像那些科学奖一样，总额被分给每个获奖的人，其价值随诺贝尔基金投资证券的行情运气而变化。
在80年代末期诺贝尔奖变得很丰厚，这应感谢斯德哥尔摩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产交易利润。芒德尔获得了790万克朗(＄923，500)，这是80年代中期一般奖金的两倍。
正如芒德尔先生所发现的，美国政府最近成为诺贝尔基金投资成果最大的受益者。自从1986年国会修改了税法以来，美国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收入，不管来源，奖金和其他收入一样要交税。从1987年的获奖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开始，美国获奖者将不得不缴纳奖金的50%给城市、州和联邦政府。
颁发奖金的时机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Jr.)，理性预期理论的创立者，1995年遇到的情况。当他1989年与妻子协商他们的离婚协议时，他的妻子丽塔，认为丈夫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以至于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插进一句话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的50%”。奖金到达之后几天，卢卡斯先生激动地收进了税后约30万美元而不是60万，但他若在下一年获奖则可得到60万美元。“有协议就按协议办”，卢卡斯后来说，如果不加上那个本应全力抵制的条款，他还不会确信这么快就能获奖。但是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卢卡斯现在对此事很理智，“她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他最近说，“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说他把得到的奖金放进了养老金账户，并且对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持相反的观点的是1985年因储蓄和金融市场理论而获奖的弗兰克·默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他现在退休了，住在麻省剑桥，他说他拥有雄厚财富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免税的＄225，000奖金，主要投资于股票指数基金，被他所称的“股市泡沫”翻了许多倍。他拒绝说出他的股票现在的价值，但他说他把每天管理那些证券的工作交给了一个专业人员。现在他仍不敢对未来前途掉以轻心。在1987年以前，股市大跌，87年又跌，他在怀疑股市泡沫破裂时采取了行动。运用确保获利的买卖期权股票相结合的方法，他买进了所谓“控制”(collar)，产生的效果就像他卖出了所有的东西，但不负担巨大的所得税一样。他说：“其代价是你把你自己挤出市场之外。”
当然，无法评价他退出市场是否正确。但当获奖者随着他们自己的投资本能行事时，结果往往比预期的差。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由于对经济史的贡献和罗伯特·佛格尔(Robert Fogel)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奖。佛格尔认为当时的股指太高——道琼斯指数在3700点左右，因此，他们用奖金买了市政免税债券。“这个举动显示了经济学家对投资的一无所知”，诺思事后回忆道。道琼斯指数在随后的一个月又爬升到了11000点以上。
突然变动的汇市也使获奖者们大吃苦头。在新闻媒体报道奖金数额的时候通常用美元，但实际发放时却是瑞典克朗。如果克朗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贬值，那么获奖者所得的数额将会小得多。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把经济理论用于人类行为包括种族歧视和犯罪这样广泛的领域，从而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奖。他说曾想把克朗换成美元以防备突然的汇率波动，但是没有花时间去做，两个星期后他接到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汇市危机在瑞士爆发了。他的120万美元奖金在10月中下降了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我在最初的两个星期被这种投圈套物的游戏搞得疲惫不堪”，贝克尔沮丧地说，“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两年前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吃了华尔街股市变化的苦头，不过方式不同。他和费歇尔·布莱克(Fisher Black)、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开发的关于确定期权股未来价值的方法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经济学中没有几个其它的贡献能与其相比。他们帮助培育了一个700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市场。在华尔街做了多年顾问工作之后，默顿在1993年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合伙人之前就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财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是由约翰·麦里威则尔(John Meriwether)建立的索罗门(Salomon)兄弟公司更名而成的。默顿在和斯科尔斯平分奖金及交完税后净得25万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用来请亲朋到斯德哥尔摩来分享他辉煌的时刻。那是一段轻松的日子。然而，一年以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资金剧减，报纸上一度奉承为“正确的选择”的标题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胡乱凑合的学问家”、“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教导也证明了他们一事无成”。“那非常痛苦，”默顿回忆道，“25年来这些思想在全世界被应用——用于股票交易、财产管理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如果媒体要是问‘你是否还用这些方法？’答案还将是肯定的。”“我将永远不会真正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他说。去年6月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退休了的默顿从未辞去他在哈佛全职的教学职务。现在他是摩根公司的专业顾问。
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1998年的诺贝尔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森用他一生的时间频繁地穿梭于他的祖国印度和英国、美国之间。他是剑桥大学三一(Trinity)学院第一个非不列颠人的院长，同时还是哈佛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荣誉教授。“关于印度的不平等和严重忽视教育的现象我已写了40年”，森先生说，他因为在社会福利经济学，包括饥饿、贫困、人权等方面的贡献而得到诺贝尔委员会表彰。“现在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的言论在亚洲得到了承认，已被人们崇拜为神人。上万人涌到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许多新生儿都起名为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亚洲的领导人都迫切要与他见面，包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他认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他一生都渴望去改变世界上穷人的现状，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饥荒。他决定用获得的94万美元奖金中的40万美元建立两个信托基金，一个在印度，另一个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时代以后的家乡普拉提奇(Pratichi)给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扫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防止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有钱是很好”，森先生说，“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不认为我会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译自《国际先驱论坛报》 西尔维亚·内萨尔/文 许炳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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