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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那里有各种瑰丽动人的神话与传说，例如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几千年来，这些传说被当成信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是，真的是那样的吗？还有夏商周，除了夏启夺位、商汤灭桀、文王伐纣，以及比干剜心、姜尚钓鱼、周公吐哺等君圣臣贤的故事，还有似是而非的“奴隶社会”的定性外，记忆中似乎再无其他深刻的烙印。然而，这一段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真的仅此而已吗？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原来，上古的真义，并非三皇五帝的传说，不是商汤文王的圣贤故事，而是你我血脉所系的“华夏”与“国家”的诞生…… 《上古》：从“绝地天通”到德治革命
从《上古》，到《春秋》，再到《宋蒙三百年》，顾颉刚的“国史讲话”整齐摆放在书桌之上，像被标注的时间一样，以一种序列的方式呈现着旧与新的交替过往，最上层的《上古》压在其他两本书上面，也仿佛昭示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演进，而其实，上与下，旧与新，只是一种人为解读式的文本位置，从上古而春秋，从春秋而宋蒙，并非是顾颉刚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序列，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上古史讲义》其实撰写时间最晚，成书年代最后，而以讲义补充式的“中国古代史述略”对于顾颉刚历史研究来说，却是对于创造性的“层累说”和“化经为史”研究方法最生动的注解。 “主干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这是顾颉刚在《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中提出对国史讲话的几点编写方法，最精彩部分，最亲切描写，其目的是为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而体现在学术教育上，则是“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1939年的云南北郊浪口村，顾颉刚在“荒僻既甚，宾客鲜过”的环境下开始读书写作，“此生从未度此清静生涯，在久厌暗嚣之后得之”，从学校到家里，从城市到小村，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得讲义十万言，笔记亦十万言”，对于他来说，不被打扰的生活切好提供了走进深远历史的最好机会。 那个遥远的上古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那些神话和传说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演义？要么三年不说话，要么一鸣惊人的商王武丁，是怎样实现大治的？作为商朝王室外甥和姑爷的周文王，是怎么一步一步蚕食商朝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版本，是怎样的呢？……如此种种，该如何讲述“各各不同面貌”的时代精神，如何“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又如何“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这个时代，有北京猿人开启的中国历史第一页，有三皇五帝夏商周书写的中华民族初生时代，有最早的中国和最初的华夏诞生，而所谓的历史，在顾颉刚看来，无外乎两种元素，那就是地和人，地是土地，人则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就如演戏，只要有舞台和角色，就能演绎“乾坤一戏场”，就能记录人类活动，就能书写人类的历史。 地无非是那片滋养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中国文化的发生，实在是受了黄土的恩惠。黄土的性质是黏而腴的，得水即能发酵，助长植物的发达，不需要肥料。”或者正是这片“得水即能发酵，助长植物的发达”的土地，才有了在其上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及各种不同的时代风貌。人类的产生，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其实就是关于人对于土地和自然的掌控，对于自身存在的质疑和解放，以及对于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对于历史的书写来说，则是一种超越和革命。
超越和革命之前，则是对于一种秩序的遵从，人类创造的神成为自己的造物主和统治者，“在古人的想像里便不这样。他们以为天上的神过的就是人间的生活，天上的神和地下的人彼此都有交通的办法。”神造人，起初就是人造神，而古人想象的天和神，以“交通”的方式实现着来往，甚至是简单地可以“从地面上最高的地方一直往上走去”。这个通道就是昆仑山，从地上往上走，就是通过樊桐、悬圃和增城，最后到达九重的天庭，就抵达了有各种神和太帝居住的最高处。 昆仑山是一个天国而可以从地面上走进去的通道，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轻易抵达天庭，虎豹守着的九重门、玩弄死者的豺狼，都是连同人间和天上的障碍，而真正的障碍并非是这种野兽，而是那种利益纠葛，打破了人神互相往来、杂乱不分的秩序。蚩尤造作兵器来打黄帝，又杀死许多没罪的老百姓，又侵犯上界的安宁，所以上帝命一个叫重的上天管天上的神，又命一个叫黎的下地管地上的民，从此天上和人间断绝交往。但是你这种“绝地天通”也无非是一种“神为”的方式，而其实，神既然是人造的，他们根本无法去除“人化”的影子，上帝和鬼神的生活和凡人一样，谈东西，谈恋爱，甚至还有性生活，还有家属和儿女，所以，在传说中，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 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而他们也有人的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神就是人化的虚构，而这种人化的意义最终的目的是为统治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从商周开始的“神权统治”，顾颉刚说：“王和上帝既然这样地分不开，所以王的另一种称呼是‘天子’，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直接代上帝到下界来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商周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上帝派下来的，而在“天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先往”的统治者，天子作为世间的王，管理着人间，而先王的势力范围则包括上天和下地，天子只能用刀来杀人，而先王却可以用灾难来害许多人，让他们陪着自己死。所以先王超越王的权力，实际上为神权统治打开了一条通道，也就是说，不管是凡人生活的地上，还是死去的天国，都无法逃脱一种统治，为此，顾颉刚将这种“天命”称作是上古时代的一根绳子：“在地面上的王国里的君臣，死了之后到天国里还是君臣，一个臣子总是臣子，他在生逃不了侍奉君王的责任，死后也逃不了侍奉先王的职役。这条索子捆得这样紧，无论入世出世总给它捆着，就是过了千万年还给它捆着。” 不管是文王攻打崇国，还是武王伐纣，都是一种奉天承运的神权统治，神权统治的意义就是创造一个上天的统治者，掌管人世间的一切，而国家的统治者，无非是上天派来的“代理人”，是行使上天的命令。“绝地天通”是隔绝了上天和地下的通道，而这种隔绝实际上为神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各种信息是无法再通过巫来和上天进行沟通，他们只能固守着自己生活的这个世间，而上天一切的安排只有通过王才能变成现实。但是这种神权学统治随着历史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开始被人怀疑了。 最大的怀疑者是周公，当周公向殷遗民大声疾呼演说天命的时候，他是代表周朝的统治者说话的，而周朝的统治者代表上天的统治，而眼前的这些殷商的遗民又代表谁？也就是说，曾经商朝自称代表天命，是神权统治，但是怎么会有被灭亡的结果？再往上，商朝当初是灭了夏朝，那么夏朝的天命又在哪里？也就是说，神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并不是永存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周公的“怀疑论”当然是对一种秩序的质疑，是一种“破”，但是面对周朝成为新的王朝，必须用一种东西来代替天命，那就是德治。 德治说取代天命说，是用人的力量来取代上天的安排，而德治的核心是德，它的主要内容则是“敬”，“敬是警惕的意思，只要时时警惕，没有丝毫懈怠，自己的德就会一层一层地好上去的。”不贪图安逸，时时警惕，就能巩固政权，就能施展德治，而这种德治说，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说，意义非凡，而在顾颉刚看来，周公提出的德治意味着统治序列从上天的神话变成了人世的现实，“周以前只有天负责任，人是没有力量的，周以后才由自己负起责任来，自己弄得好，天就降福，弄不好，天就降祸，天只会跟人走了。”德治是进一步的人化统治，甚至完全为人的统治铺平了道理，而从德治进一步，便是“道统”：“孔子的道即是文王的道，文王的道又即是汤的道，汤的道也即是尧、舜、禹的道，好像是一个根萎上发出来的干和枝，所以他们把这个系统唤作‘道统’。” 未开化的上古之人创造了一种神话，而神话的统治变成了神权，天赋神权在“天下归心”的周公那里得到了终结，而德治说的意义是比神权说更灵活地对百姓实行统治，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天位，“从此以后，德治成了正统，神权落到旁门，二千数百年来的思想就这样的统一了，宗教文化便变作伦理文化了。”而要维持这种伦理文化的关键是粉饰，顾颉刚解释说，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古代帝王，如三皇五帝，总觉得他们的面目都是圣人状，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都是用德治学说给修饰过了。 礼仪之邦的传统形成肇始于德治，这是一种统治方式上的革命，而在上古的历史中，革命的意义其实是怀疑之后的重建，是破之后的立，但是和周公一心想要永存周王朝的江山的初衷不一样，不管是神权还是德治，其实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同样遇到一种革命的颠覆。当初商汤攻打夏桀的时候，出兵时用的是上帝的命令，如果肯去，是执行上帝的指令，如果不去，则是逆反，则要担负杀头之罪，而这就被顾颉刚称为“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一幕”：“怎么叫做革命呢？原来夏王作天下的共主，是数百年前上帝的命令，现在上帝又有新命令给汤了，接受了这个新命令丢革掉那个旧命令，这就叫做革命。” 而德治也成为新的革命，但是在这个革命面前，周朝无非避免地遭遇了历史的变故，从“国家”的确立，到土地和人民的私有化，从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的“封建”到成王、康王之世之后的衰落，革命也终于变成了周王朝最后的命运，随着子颓之乱、子带之乱，随着晋国“挟天子以令诸侯”，随着末年的诸子争位，周公所创立的德治终于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因为封建制，因为权力分散，因为疆土割裂，周朝“终于在这不生不死的状态之下渐渐地消沉下去，到油于灯尽而后已，这也该是当初创业的武王、周公所没有料到的。” 虽然在春秋时代，面对诸侯争霸的局面，“尊王攘夷”成为新口号，“尊王”是为了维持王朝固有的秩序，“攘夷”是为了联合抵抗异族的侵略，看起来这是继续实现周公封建诸侯的意义，但是“支配诸侯的权力却从周王的手里移到霸主的手里去了”，也就是说，在诸侯互相争战的纷乱时代，在异族急遽内侵的危难时刻，不管是神权还是德治，都被一种叫做“革命”的现实所取代，这是一种秩序的解构，这是一种规则的破坏，而在这破坏和解构面前，在新的土地和人世，新的舞台和角色里，开始演绎新的戏剧，开始创造新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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