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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水／口述 许丹／撰文 林华水，新加坡归侨，男，现年71岁，现任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一甲子。 1958年2月13日——那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日子。再过5天就是春节，那个春节也是我们家最凄切的一个春节。虽然我当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但还是清楚地记得那天晚饭后，父亲照常和我们几个孩子玩了一会儿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然后又去伏案写论文。等我们半夜被人叫醒，家里已经“天崩地裂”。之后有好几年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真的，父亲应该只是出差在外，过段时间就会回来。 01 按现在的年龄划分法，还不足58岁的父亲应属年富力强的中年。而他的确也是身强力壮，家里原有的各种刀枪剑戟（已捐给厦门大学），他样样精通。一有时间就在屋外空地练几路拳脚，舞几套刀剑棍棒。怕我们使真家伙太重，他还特地制作几把木头刀剑。在他带领下，孩子们也能耍出点模样。 我还记得有一天从同文路的家去厦大路上发生的事。当时他推自行车，妹妹坐在车前杠我坐在后座。经过厦门港时，突然从小巷里冲出一胖大疯子，一拳照父亲头上劈来，父亲腾出左手接住再一发力，那人被弹出好远并滚落在地，围观的路人纷纷赞叹：“这位先生好生了得。” 在椰林中开荒种田的林惠祥先生。 现在高血压已经不算什么大病，可叹的是60年前还没有现在的各种特效药。他为了筹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事无巨细都要他定夺，甚至为经费(办馆经费仅区区每月70元人民币一直没变。怪不得父亲总是拿家里的钱购买文物，为了省钱出差总是住胡同小旅社甚至住澡堂)、为馆舍面积等办馆条件的改善常要同学校有关部门争执，晚上又总是笔耕不辍。终因操劳过度、压力过大、血压过高脑溢血逝世。父亲一生传奇，历经磨难，不料竟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没有迈过“高血压”此一难，让我等如今都已年高的子女“不知涕之何从也”。 02 父亲在厦大建校第一年（1921年）考入厦大。他先在预科读一年，1926年毕业于社会学系。在厦大预科任教近一年后，赴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美国人类学家拜耳（Henry Otley Beyer）教授，1928年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任南京的大学院（当时教育部的改称）特约著作员，不久后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回母校厦门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29年及1935年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领的台湾进行高山族民族调查。抗战时期避难南洋10年，于1947年秋重返厦大继续任历史系教授。1953年创办厦大人类博物馆，任馆长，后又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 我至今还记得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先生在林惠祥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称：“作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林惠祥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还有他熠熠生辉的高尚人格。” 林华水 作为子女，我们更知道父亲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以我的理解，父亲一生有四难，除上面提到的“高血压”病为第四难之外，还有以下三难：年轻时生活在日寇占领的台湾，因拒绝被强迫加入日籍而四处漂泊，此为第一难；抗战时期避难南洋生活无着穷困潦倒，此为第二难，也是前难的延续；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差点死于非命，此为第三难。 03 父亲祖上从泉州赴台。日本割据台湾后，强迫居民改日籍，但祖父一辈仍偷偷保留中国籍。父亲青年时代对日本人欺凌中国人极为反感，他拒绝入日籍，而且放弃日本教师介绍、推荐到日本商会工作和到日本留学的机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厦大还未内迁长汀前，父亲时任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曾向萨本栋校长征询学校是否有内迁计划，萨先生回答说没接到通知（后来厦大迁往长汀）。为了保护珍贵历史文物不致落入敌手，也因为曾有不入日籍的情节，父亲毅然携带所有文物（20多箱）举家避难南洋。刚开始，作为学者，父亲继续在南洋进行他的学术活动，如出席新加坡主办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在香港、马来西亚进行考古发掘，撰写多部专著和论文，并一度出任槟城华校钟灵中学校长，同时积极捐款筹赈，支援国内抗战。1939年，徐悲鸿先生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捐款用于救助国内难民，父亲负责撰写宣传文字，二人结下友情、互赠诗画（1953年，厦大人类博物馆开馆，徐悲鸿先生还赠送了多幅字画，并题写了“厦大人类博物馆”牌匾，部分字画现仍存于该馆）。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父亲失业，家庭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中。 林惠祥先生在办公室工作，背后是徐悲鸿先生书赠的大字。 当时，日本占领当局急需大批懂中、日、英语人才，一旦被发现而拒不为其所用，就会被视为反日而性命不保。日据军政部一调查室（实际上是特务组织）的一个日本民族学家慕名邀请父亲去工作；有个日本人办了个大农场，许予高薪要他去相助；日本人办 “兴亚学院” 的日本教官特地上门拜访，邀请他到该学院任教。父亲均不为所动，他划定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为日本人服务就是当汉奸。父亲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怀疑，曾派了两个华人便衣上门向他厉声质问为何不出来为当局做事。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在城内东躲西藏后，一家人终于迁到一个叫“后港”的城郊。 1956年在厦大人类博物馆，林惠祥先生与陈嘉庚先生研究创办华侨博物馆。 母亲告诉我一个细节，还住在城内时，正值日本人进攻新加坡，为了躲避轰炸，靠几个亲友在几个政府设立的避难所之间不停地转移这些沉重的文物，最后有人不干了，怒斥道：“到底是命重要还是文物重要？”父亲说：“文物比命还重要。”众人不予理睬，数度一哄而散。日寇攻入新加坡后，进行所谓“全城大甄别”，发现可疑的人立刻关押、枪杀。当日本宪兵搜查时，打开了几箱文物，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而父亲不动声色地坐于一箱装满武器的箱子上（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幸而没有继续查下去而躲过一劫。因此可以想见，父亲绝对不可能因为饥饿，为了温饱而出售、变卖文物。曾有个欧洲学者想收购这些文物，自然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亲友中有人对父亲“身无分文”还“绝不出卖一件文物”的原则很不理解，以致闹翻了脸。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也为了将来文物回归祖国的那一天，父亲拿起锄头垦荒种地，生产自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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