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孙中山之死

2018-03-12  茂林之家

今天是2018年3月12日


这是馒头说第 237 篇文章


很多人会在后台留言


希望我写一下某个人的故事


有的人,一篇是写得完的


但有的人,可能十篇都写不完


碰到后者,就只能根据时间节点,选取一些片段


比如今天的这篇





【今日由头】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逝世


1


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


那时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具体参见延伸阅读【一】)


冯玉祥

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者,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局面:关外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段祺瑞,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美,等着看好戏的日本……


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


毕竟,这一年,他已经58岁了。


孙中山


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后,孙中山其实是没有什么犹豫的。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


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当时他已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与一些同志的话别话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与北方政权政见不同,所以是“抱着必死决心去的”。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可谓猜错了,又猜对了。


所谓猜错,是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以他当时的威望,没有人敢谋害他。


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


只是危及他性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


是他自己的身体。


2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


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起很多人的揣测: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道日本?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


虽然这个幻想后来也被日本用来当做“大东亚共荣”的理论基础,但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之日本。


而且孙中山提出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


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


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孙的日本之行,在他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鲍罗廷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击破他的幻想。


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拒绝了孙造访东京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政界要人犬养毅借故不见;商界要人涩泽去码头迎接了他,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与他长谈;“黑龙会”老大头山满倒是愿意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如果孙中山能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的话。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离开神户,前往天津


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后,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经常高烧,发冷,肝部隐隐作痛。


按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受了凉,感冒加重了。


我们的张少帅,总是一个乐天派。


事实,哪有那么简单?


3


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鹿钟麟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


“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


那一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


但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


鹿钟麟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


但孙中山坚决不答应:


“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我了,也不要紧的。”

鹿钟麟,冯玉祥的得力干将,国民党二级上将。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辞世。


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


鹿钟麟后来回忆,一生难忘那一幕:


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


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


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


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国医生和三名美国医生。


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但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


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


孙中山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


但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


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


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早已扩散到全身了。


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


第二天,德国医生克礼,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


孙中山先生所患系肝癌,且已是晚期。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


4


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


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镭射疗法”。


“镭射疗法”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以此能杀死,或至少能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镭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试验阶段。


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镭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


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


但孙中山坚决不答应。


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但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


继续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以前是一条死胡同,现在已被扩宽改建,并被命名为“张自忠路”。


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介绍来的,因为他曾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


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回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未生病时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


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辛慈,他停掉了已经服用无效的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


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纶,因为他手里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是“沃度和海莴苣配合而成”,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可以放心使用。


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


孙中山前后注射了五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七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纶也只能承认失败。


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明白:孙中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医生委婉提醒孙中山身边的人: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


5


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


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汪精卫先开了口:


“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


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


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你们随意去做吧。”


汪精卫四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


曾经希望“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孙中山确实很难说。


离他进京才过去2个多月时间,但局势已经大变:


邀他北上的冯玉祥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坐实;曾经承诺“奉军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的最合适代言人……


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目标越去越远。


想了许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


“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啊!”


但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


“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


“很好。”


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


“好的,我很赞成!”


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孙中山一共有三份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此遗书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用英文记录))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


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


“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


病中的孙中山


6


但死神总是无情的。


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


在孙中山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


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


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国事遗嘱


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在场人无不落泪。


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


“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的葬礼公祭一周,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收到花圈7000多个,挽联6000多幅。



【馒头说】


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


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三千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两万“粤军”。


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秘不发丧。


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都为人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


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都和一个人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这其实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对于孙中山,近年来也有些不同的说法,包括我自己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他“孙大炮”的外号。


孙中山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毫无疑问依旧是一个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足以站在潮头。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的“馒头说”里说过这个话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还是想指出两点:


第一,他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孙中山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


第二,他不置私产——他的家事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


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是谓“越挫越奋”。


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谓“天下为公”。


前者难,后者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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