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佑文政策、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经济繁荣，促进了公私收藏的兴盛。拥有皇戚贵胄与文人双重身份的王诜，集书画鉴藏、创作于一身，使之相互陶染，泥古出新，是一位典型的“鉴藏型”创作家、“创作型”鉴藏家，成为当时鉴藏界的重要标杆之一。同时，王诜身边聚集了众多文艺精英，曾邀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集会西园，时人作《西园雅集图》，传为文坛不朽盛事。他们之间相互唱和、品鉴论道，在思想交互、碰撞中，创作和品鉴能力得以提高与生发。鉴于此，本期特刊发张荣国“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入选论文：《相互生发：北宋王诜的书法鉴藏与创作》一文，并配发王诜书画及鉴藏作品，使读者在了解王诜的书法鉴藏与创作的同时，又能窥探北宋私人书法鉴藏、创作、传承与递藏之一斑，也有助于对北宋鉴藏史、书画史的重新认知，为艺术的继承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张荣国 引言 北宋佑文政策、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经济繁荣，促进了公私收藏的兴盛，皇戚贵胄、公卿名臣、文人士大夫、寺院僧徒，甚至商贾都积极参与其中。私人鉴藏不仅有助于书画家愉悦性情、汲取营养，而且对个人风格与审美趣味的形成，对艺术传承和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王诜（1051—约1114至1117），宋代开国功臣王全斌（彬）之后，家族显赫，集鉴藏与书画创作于一体。《宣和画谱》卷十二有载：驸马都尉王诜，字晋卿，本太原人，今为开封人。幼喜读书，长能属文，诸子百家，无不贯穿，视青紫可拾芥以取……于是神考选尚秦国大长公主。诜博雅该洽，以至弈棋图画，无不造妙……又精于书，真行草隶，得钟鼎篆籀用笔意。即其第乃为堂，曰：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 王诜的书法收藏与鉴藏观 王诜的宅园（西园）堪称当时京城主要的雅集中心之一，其私第之东筑“宝绘堂”，专藏古今法书名画，其风流蕴藉大有王谢家风，苏轼为其作《宝绘堂记》。苏辙《王诜都尉宝绘堂词》云：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习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喷振风雨驰平岗，前数顾陆后吴王。 可见此堂之富丽、典藏之富赡，高朋之满座、品鉴之热烈。
“宋代王诜部分书法藏品一览表”中的书法藏品，仅是其藏品中的冰山一角，但不难窥见其“精鉴入髓”的“巨眼”及“不薄古人爱今人”的胸怀。米芾对王诜的眼力时有贬斥，然从其书法藏目和存世作品看，可谓精品多多，乃是“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间，以为胜玩”的必然结果。米氏“好古”，因酷嗜晋帖法书名画而居曰“宝晋斋”，批评“今人画亦不足深论”，“鉴阅佛像故事图，尤以劝诫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其烟云雾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而王诜则比米芾较为客观理智——古今同俦、众“相”兼容，即便“近作”亦不遗余力搜罗，正如苏轼《书黄泥坂词后》条所载：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作为鉴定家，王诜有宝同玩，必究其奥。韩拙说：尝蒙青眼左顾，每阅画必见召而同观之，论乎深奥，构其名实，偶一日于赐书堂东挂李成，西挂范宽……此二画之迹，真一文一武也”，且推举“论画多能精当者，国之王晋卿也”。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情怀既增进了友谊，更提高了眼力。 王诜的精鉴筑基于精晓画史之上，可谓“以史养鉴”。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记载了他的“三古”之论，即“高古、中古、近古……晋卿论三古之画，可代为之高者，晋宋为高古，唐为中古，五代为近古”。从其书法藏品和存世书画看，是溯古追今，兼收并览的。 在鉴藏上王诜持之以恒，秉持艺高为绳的原则。如“怀素绢帖一轴，杂论故事，后人分剪为二十余处，王诜累年遂求足元数”。无论原作、摹本还是残纸片笺，甚至伪本，只要艺术水平高，王诜皆珍藏。据《宝章待访录》载，颜真卿《顿首夫人》，真迹，破烂过半，在驸马都尉王晋卿家。
王诜亦求新好奇。周密《志雅堂杂钞》载：李建中古篆并行书《风后庙碑》一卷甚佳，乃王驸马家物，上有数印甚佳……又一印文曰“晋卿珍玩”，乃作“卍”字样式，此样式前此未及见也。 此“卍”字在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则作“卐”（为印文顺序的样式，即顺时针方向）——佛教中的吉祥符号。王诜崇佛，与圆通、宝月、黄龙祖心等高僧大德交往密切，可见其求新求异的融会贯通精神。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书法创作中，黄庭坚曾评其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 快意达观是王诜书画鉴藏的重要观念之一。书画收藏既可适吾情达吾意，又可邀师朋同乐，故而王诜每有精品则邀其阅玩，与争名图利之徒有云泥之别。米芾《画史》有云：《画史》有云：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所以通书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 收藏是雅事，岂可浸俗？黄庭坚虽然笑王诜“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为“病”，然从其“时易新玩”之举目之，正可谓“达者”，这与米芾、苏轼的鉴藏观为同一血脉。 对王诜而言，以鉴藏涵泳创作乃是本旨。王诜眼手并用、技道并进，鉴赏与创作良性互动。故而形成了藏品种类、体裁与创作成正比的可喜局面：他收藏法帖碑版，精真行草隶，擅钟鼎篆籀；山水、花鸟、人物各胜其场，能工善写，青绿水墨皆长。观其存世书画，已有“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的创作意识；其鉴藏活动对创作风格的塑造可见一斑。
王诜藏品的获取 王诜藏品的获取方式主要有购置、物换、互换、馈赠、索取、摹拓、临写等。这在苏轼《东坡集》、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米芾《书史》《画史》等均有详例。当然，也不难发现，王诜同其他宋代藏家一样也有“借去不还”“作伪”“夺取”，甚至“盗取”的不雅“癖好”，下着重论之：“余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王士元山水，作渔村浦屿雪景，类江南画，王巩定国收四幅，后与王晋卿，命为王右丞矣。” 这种“借而不还”多是建立在默认“法则”上的亲朋好友间的一种“被动”交换，甲乙二者往往最终达到物与心理上的平衡。伪托名家之举是当时盛行的“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的世风，体现了“今人好伪不好真”的垢病，这为造假提供了温床，也为“善鉴者”以“赝”易“真”创造了机缘。 伪本真跋、伪造收藏章、摹拓本盖伪章等方式是王诜作伪的主要伎俩。如米芾《跋快雪时晴帖》载：“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剪去国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模本，乃见还。”这种真假参半的作伪方式更能迷惑收藏者。另外，“王诜刻句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更遣工匠作摹本，如，“苏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馆为胥，王诜常留门下，使双钩书帖，尝见摹黄庭经一卷，上用所刻句德元图书记，乃余验破者。”当然，面对梦寐以求的稀世名帖无法占为己有时，摹本同样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也是古帖得以传世的重要方式之一。 以权谋取也是王诜藏品获得的一种途径。譬如《书史》所载：管军苗履长子……其人屡与王诜寻购得书，余尝目为太尉书驵，平生欲调洛苏一官，以购书画，不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鉴不能精。 可见，当时有人为调职而投王诜所好，当起经纪人——书驵，为其收购书画。由此，书画作为利益交换的媒介，为赤裸裸的交易披上了一层文雅、自然而又和谐的外衣，从而含蓄委婉地完成了各自的利益分担。从整个社会环境看，这司空见惯的行为似乎是共同接受的一种社交模式。 以上不雅行径，或为显示收藏实力以满足虚荣，或以“赝”易“真”获取珍品，或为礼尚往来便于相互借阅，或高价出售以备购奇珍，或作为礼品维系交际关系等等。这些“癖好”有其特定的语境，不可以今天的道德标准视之。 王诜的鉴藏圈与互动 王诜与苏轼的密切关系，在拙文《王诜与苏轼之交游》有详论，现择要简述：据宋代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载，熙宁二年，苏轼在京授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苏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此后王诜在物质和精神上对苏轼多有相助，交往密切。比如熙宁八年内，王诜曾送官酒六瓶，并果子、药等与轼，亦尝有书简往复。当年并熙宁九年内，作《薄薄酒》，又《水调歌头》一首，复有《杞菊赋》一首并引，寄与王诜。王诜与苏轼共同的理想与志趣使他们惺惺相惜。元丰二年，王诜虽因苏轼“乌台诗案”被贬谪，八年后交往如故，不曾后悔。
尤需注意的是，熙宁十年内，王巩对苏轼说：“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闲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由此可见，二者虽然情谊甚深，决不会互相吹捧，苏轼更是坚守立场，决不为了敷衍权贵而降低人格，屈膝让步。苏轼的这一决绝立场，并未影响二者以后的深情厚谊，而是交往更加频繁，心灵贴得更近。作为志同道合的师友，面对王诜对艺术的痴迷与几乎疯狂到玩物丧志的境地，苏轼在为其作的《宝绘堂记》中提出了善意忠告：“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凡物只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留其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锺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并以自己少年之事告诫王诜：“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去本心也哉！”当然，苏轼对王诜的评价却是较高的：“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最后依然发出了“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的警示！无疑，这种善意的忠告王诜逐渐心领神会，并与苏轼往来唱和，以资为乐。苏轼告诫王诜书画收藏当“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去而不复念也”，就现有史料看，王诜显然接受了他的忠义规劝，未覆前车之辙，亦无米芾般过分偏激——“投江相要挟”或为夺画“二人相告绝者数岁”。
黄庭坚与王诜的交往，现存史料虽稀少，但仍可窥二者关系之密切。他曾受邀参加王诜元祐三年的“西园雅集”及多次聚会，这从《黄庭坚全集·别集》中《大暑水阁听晋卿家韶华吹笛》、《黄庭坚全集·外集》之《从王都尉觅千叶梅云已落尽戏作嘲吹笛侍见》等可见。王诜常请黄庭坚为其藏品题跋，黄氏在《题北齐校书图后》云：往时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值，晋卿以为过。某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 当然，对王诜艺术的优点也毫不吝啬，其《跋王晋卿墨迹》云：王晋卿画山水寒林，缥缈风尘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其作乐府长短句，踸踔□语，而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近见书《戒坛院佛阁碑》，文字与笔画皆顿进，所谓后生可畏者乎！ 黄庭坚对王诜收藏观的直率批评和肯定，表现了朋友间的坦然、讲信、重义、厚德的君子之风。 在米芾眼中王诜虽有“不端”行为甚至夺己所爱，但依然交往频频，曰：“王诜与余厚善，爱之笃。”米芾把艺术收藏者分“好事者”与“赏鉴家”两类。这一观点源自《历代名画记》中《论鉴识收购求阅玩》，云：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 看来，不擅装背者只能呼为“好事者”，《画史》又载：装背不须用绢，补破处用之……纸上书画，不可以绢背，虽熟绢，新终硬。王晋卿旧以绢背书，初未信，久之取桓温书看墨色，见墨在纸上而绢纹透纸，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张，盖而收之，其后不用绢也。 《书史》载：王（晋卿）所藏《书谱》《桓谢帖》，俱为绢磨损。近好事家例多绢背，磨损面上皆成绢纹。 由此视之，王诜似乎就是“好事者”或“好事家”，这显然是漠视了米芾文中的结论——“其（王诜）后不用绢”所致。王诜的“自我完善”充分体现了鉴藏者间的互益。 鉴藏对书法创作的涵泳 王诜的宝绘堂既藏有晋代王羲之、谢安，唐代颜真卿、欧阳询、陆柬之、孙过庭、怀素、张旭、李邕，五代杨凝式，宋代李建中等名家墨迹，亦有师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当代名家真迹。可见王诜古今兼收并蓄的情怀，由此得以探寻王诜书法风格形成的源流。
王诜的艺术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正是当时文艺界巨匠引领下的尚意、尚韵之风。现存王诜书法真迹有辽宁博物馆藏《跋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跋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南京大学博物馆藏《跋王齐翰〈挑耳图〉》（一名《勘书图》），上海博物馆藏《王诜〈烟江叠嶂图〉卷唱和诗二首》（水墨卷）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颍昌湖上诗词卷》。 《跋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行书疏宕流散，有杨凝式《韭花帖》意趣。王诜较为纵逸的行书则是别出机杼的“怪体”。黄庭坚评价说：“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 《颍昌湖上诗词卷》大体就属于这种“蕃锦”式作品。此帖行书为主，参以楷法、草法，字字独立，笔断意连，通篇气势贯通，大小疏密、轻重刚柔、浑然一体；字形保留着苏轼的扁方式，但字势已改侧为正，纵笔更为放纵飘逸；结字已非苏体平行排列、规矩整齐，而是灵活取势，提按收放对比鲜明，时时以紧扼笔管来表现势积力聚的状态，运笔自如，细笔刻画精致入微，粗笔丰腴劲健，“架构开阔处，又能荡漾笔墨，重按飞提，恰意疾驰。”此帖有欧阳询之险峻，颜真卿笔画之使转，风格独特，行笔秀劲，线条变化多端，或柔媚而俏拔、刚柔相济；或尖峭方硬、生辣挺拔；或婉转纵恣，奔放流畅；整幅作品率意而为，锋毫毕现。清代吴其贞《书画记》（旧称黄庭坚）云：观其书法纵笔如悬针，横笔如划沙，走绕盖作绕水波。结构紧实，锋芒凛凛，如快剑斩阵，迥与平日有殊，或因酒相助耶？不然何以臻妙至此？ 清代乾隆跋：“王诜自书诗词，笔势豪健。”《颍昌湖上诗词卷》曾一度被定为黄庭坚真迹，卷后有赵肃、王洪、陈继儒、曹溶四跋，曹溶跋文考证为王诜手迹。赵跋称“其书遒劲，一点一画自有晋人风度”，王跋说：“虽若草草不经意而波澜洄婉气象潇洒。”陈氏则谓“此卷用颜平原笔法兼带杨凝式韭花帖波策，即八分书亦写其中，绝无纤毫本色……”可见对王诜书法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曹溶的跋文对王诜的书法作品进行了辩证分析：“晋卿绘事为时所重，不以书名，山谷曾以蕃人锦囊致诮……即使未谙八法，犹当以人重，况豪落之气跃跃行墨间者乎……”
《跋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和《〈烟江叠嶂图〉（水墨卷）唱和诗二首》书写较为工整，字的结体、使转皆主学苏轼规矩一路，淳厚天真，得其形神。同时掺以了黄庭坚和米芾的某些取势和笔意。《跋王齐翰〈挑耳图〉》在苏轼与黄庭坚之间，更接近苏轼的行书，自然而成，流畅洒脱，风格俊逸。
当然，如把王诜的书法无论与晋唐大家还是“苏黄米蔡”等北宋名家相较是略逊一筹的，故而东坡先生在与王诜的唱和诗中做出“郑虔三绝君有二”的客观评价，唐代郑虔以诗书画“三绝”名世，而王诜的书法自然不能与自己的诗画相颉颃，只能称“二绝”了。不过从书法史的角度而言，其成就还是很高的。 王诜的书法艺术，无论其行楷还是行草均能清晰地窥探到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二王、颜真卿法书的因子，但又能别出机杼，自创新格，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宋代刘克庄更推他的法书是“草圣杰然，有王子敬、张长史之遗意”。另外，王诜还兼善钟鼎篆籀，《画史会要》称“晋卿碑版书极佳”；早年书写的《戒坛院佛阁碑》，黄庭坚誉其“文句与笔画皆顿进，所谓后生可畏者乎。” 当然，由于学识、修养、性格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影响，王诜书法虽较之苏、黄、米而言有拘谨、局促之弊，但仍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结论 北宋佑文政策、科举制度的实施及经济繁荣，促进了公私收藏的兴盛。私人鉴藏不仅有助于书画家愉情悦性、汲取营养，而且对个人风格与审美趣味的形成，对艺术传承和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王诜善书画、精鉴赏、富收藏。古今同俦、众“相”兼容，有宝同玩、必究其奥，精晓画史、以史养鉴，求新好奇、融会贯通，快意达观、以鉴涵创是其鉴藏观。购买、交换、馈赠、索取、临摹等是其藏品获取的主要途径，亦有作伪、夺取，甚至盗取的不雅“癖好”。 由于王诜拥有权力和文人的双重属性，他身边聚集了众多文艺精英，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王巩、赵令穰、韩拙、李玮、赵佶、刘泾等，相互唱和、品鉴论道、挥洒泼墨，思想交互碰撞出智慧的光芒，创作和品鉴能力得以提高。王诜在宋代中后期文艺思潮形成中扮演了一定的组织者身份，起了助燃剂的作用。 王诜集书画鉴藏、创作于一身，使之相互生发，泥古出新，是一位典型的“鉴藏型”创作家、“创作型”鉴藏家，成为鉴藏界的重要标杆之一。透过本文既可了解王诜的书法鉴藏与创作，窥探北宋私人书法鉴藏、创作、传承与递藏之一斑，又有助于北宋鉴藏史、书画史的重新认知，为当今书画创作界、鉴藏界艺术的继承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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