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出轨日本,为什么能瞒住大清两百年?

2018-03-12  八面楚风


日本萨摩藩控制琉球的同时,中国也正经历着明末乱局,随后清军入关,但南明还支撑了几年。

其间,南明小朝廷和刚刚建立的清王朝都曾发布诏书招抚琉球,琉球如何选择呢?

一开始,它对旧主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忠诚,虽然朝贡对象从大明变成了只剩半壁江山的南明,但是琉球仍然两年前往一次,从不缺少。《明史》因此评论琉球说“虔事天朝,为外藩最”。

当然,琉球的“忠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航海路线只能抵达南明控制下的福建。


1646年,清军攻入福州。他们在此地发现了琉球使者。虽然是第一次见到留着奇怪辫发的满族人,但是琉球使臣毫不惊慌。他们顺从地剃去头发,编上辫子,跟着清军北上,于1647年在北京给顺治皇帝磕了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觐见顺治的时候,手里居然持着写给大清的国书!

出使南明的琉球使臣身上怎么会带着给大清的国书呢?

原来,从1633年也就是崇祯六年起,琉球使者携带的国书,其实只是印着玺印的一张白纸。日本方面指示使臣,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向任何大陆统治者叩头,只要能把所带的货物卖出高价就行。

明清之变给中国的另一个藩属朝鲜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朝鲜内心深处长期抗拒他们认为是蛮夷的清朝,在向清朝称臣多年后,还暗暗采用明朝年号,甚至一度认真规划兴兵西进,替大明报仇。在与清王朝的斗争中,朝鲜坚持着最后的底线:不能放弃中华衣冠,绝不剃发易服。但是同属最“恭顺”属国之列的琉球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心理斗争。1649年,顺治皇帝派诏谕使赴琉球,日本人给琉球发下指示,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那就剃发更衣,不必纠结。

清王朝对琉球使臣的到来非常重视,给予高度礼遇,派遣通事谢必振和琉球使臣一起前往琉球进行宣谕,要求琉球终结与任何残明势力的关系,接受自己的册封,向他们保证,只要听话,明朝给的各种待遇一切如故,当然,头发就不用剃了。



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大陆局势,尽一切可能收集中国的情报,以决定自己的对策。

琉球使臣带着清朝的使者回国后,琉球方面立刻派人将使臣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以及清朝使者在琉球期间的一举一动汇报给萨摩藩。萨摩藩又将这些内容制成报告书,连同顺治帝招抚谕旨的抄件及琉球的回文,一并送往幕府。

经过紧锣密鼓的商议,日本人的决定是暂时与南明和清朝双方都保持着接触,因为虽然清王朝定鼎中原是大概率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无法排除南明复国的可能,如若采取一边倒,万一“唐国复国”,则恐“无颜以对”。直到顺治十年,清朝的统治看起来已经彻底牢固,不会再出现反复,日本才决定让琉球向清王朝正式进贡。1653年,琉球国王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等赴北京贡方物、献表文,交出“明朝敕书贰道,印信壹颗”。清朝同意琉球按明时故例“二年一贡”,琉球正式成为大清王朝的藩属。


大清王朝与琉球的君臣关系就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了。有清一代,皇帝们对琉球仍然宠爱如故,其中康熙皇帝对琉球尤为欣赏,在他的任期内赐给琉球很多优惠政策。

康熙对琉球的特别好感,起因于三藩之乱中的一起特殊事件。

1673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叛乱,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在福建广东呼应,史称“三藩之乱”,一时四方震动,人心动摇。清军东征西讨,顾此失彼。康熙皇帝也方寸大乱,甚至一度丧失了信心。

占据了福建的耿精忠想拉拢琉球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在康熙十五年派遣部下陈应昌前往琉球,要求琉球称臣并提供军需物资硫磺。陈应昌宣称,现在三藩节节胜利,清朝的统治行将结束。

琉球迅速将陈应昌到来之事向萨摩藩通报,日本人分析局势后仍然决定采取骑墙政策,命琉球送给陈应昌一批硫磺。

然而,当陈应昌乘船回到福建时,发现耿精忠已经被擒,大势已去,赶紧将硫磺投入大海。上岸之后,他向清军承认前往琉球是为了索要硫磺,但是他坚称琉球没有给他。陈应昌这当然不是为了帮琉球打圆场,而是为了减轻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

清军将领把此事上奏给了朝廷,身处忧患中的康熙皇帝为此非常感动。没想到琉球小国立场如此坚定,对我朝忠贞不二。

感动之下,康熙皇帝宣布:“琉球国王世笃忠贞恪共藩职,……宜以嘉奖。”决定增加对琉球国王的赏赐缎匹数目,增加琉球进贡人数为二百人,对接贡船实行免税。同时同意琉球依故明例,遣官生子弟入国子监读书。

因此从康熙朝开始,琉球就成为大清王朝心目中最忠诚属国。根据郑梁生统计的数据,在清朝属藩国之中,琉球所获赏赐数量仅次于朝鲜,远多于安南、暹罗诸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琉球国家规模远小于朝鲜,二是贡使团所携附载方物皆有免税优惠,而朝鲜只减免本国物品,其余附载货品都要课税。可见,清朝给琉球的实惠远在朝鲜之上。

没有多少人知道,琉球得到清王朝对如此厚待,仅仅是因为一次误会。

康熙五十六年,《册封琉球图》册页



此时,他们从政治到经济,都已被萨摩控制,但奇怪的是,中国政权对此从未干预,如果说之前明朝是身处末世自顾不暇,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繁盛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大清,又为何听之任之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发现琉球的真实境况。

由于日本的长期影响,到了乾隆晚期,日语已经成为下层民众经常使用的语言,并且在琉球官方文书中也开始大量使用。同时,琉球的流通货币也早已经变成了日本钱,日本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

然而这一切居然都没有被清王朝发现。有清一代,清王朝曾十多次派遣使团出使琉球去册封琉球国王,每次使团在琉球都一住数月,却对琉球的“两属”一无察觉。

乾隆时期,曾任琉球国官学汉语教习的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称赞琉球国“自明初始通朝贡,遣子入学,渐染华风,稍变旧习。……其国之政俗,沐浴圣化,烝烝然日进于雅,视朝鲜国,殆弗让焉。”那种教化者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姿态仍然非常明显,对日本在琉球的鲜明存在毫无察觉。

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日本人的隐蔽工作做得到位。

日本人一直要求琉球把被日本控制当成最高国家机密,不得透露给中国(见《张宏杰 | 从中国的拖油瓶,到日本的提款机:“一仆二主”的琉球》)。当中国使节一到,日方人员都隐蔽到北部运天港一带,以免被中国人发现。

日本人规定,使节逗留期间,琉球人不能谈论与日本有关的话题。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还制订了专门应对中国使臣询问的解答样板,让琉球人背诵。

那霸市历史博物馆所藏同治五年(1866)写本《条款官话》,就是问答样板之一。

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如果册封使问:

琉球原来穷苦,册封费用备办辛苦么?

那么应该回答:

荷蒙皇上、钦差封王的大典,又蒙两位大人的恩德。万物自然丰登,不到辛苦。这是上下臣民原来所望的。

这样中国使臣听了才高兴。

如果册封使问及琉球和日本的关系,标准回答是:

我们敝国地方褊小,物件不多,原来替日本属岛度佳喇人结交通商买办,进贡物件又是买的日用物件。度佳喇的人在日本收买那些东西,卖给敝国。想必那西洋的人看得这个举动,就说琉球在那日本的所管。敝国原来天朝的藩国,世世荷蒙封王。此恩此德,讲不尽的。哪有忘恩负义,服从日本的道理。

这里的“度佳喇”,又称宝岛,依照条目的说法,是日本和琉球之间贩卖丝和纺织品换回银两的地方。

日本人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萨摩还编纂了《唐漂着船心得》、《对唐人应答心得》,让出海的琉球人背诵下来。这样,琉球船只遇海难漂到中国沿海,就可以以此应对中国讯问。日本人要求琉球海员在上岸前要把所有带有日本年号、日本人名字的货物扔进海里,在回答中国官员讯问时绝不能透露萨琉关系。

日本这个民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乾隆年间《万国来朝图》中的琉球使者

1853年,美国远征军将军佩里率舰队第一次来到琉球。在与琉球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人发现他们异常地拘谨小心:“岛上来人在船上做客时,恪守礼节,稳重端庄,即使出于好奇心四处打量也做得极有分寸,拘谨老实得甚至有些可笑。”美国人向琉球人询问任何事情,琉球人都摇首不答,以致于美国人将琉球理解为一个“警察国家”,以为琉球百姓是因为身边遍布密探、随时面临告密而人人自危。其实琉球当局历来一直命令琉球人不得擅自与外国人接触,“保密观念”从上层到底层,已经深入琉球人心。这是清王朝长期被日本人欺骗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清朝使臣在琉球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了解琉球的真实信息。

清朝的册封使节到琉球,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使命。所以虽然每一次使臣回国后,都会按例写出使琉球笔记,并献给朝廷,但是他们记述的重点,只在于描述册封、谕祭典礼过程的恭谨顺利,琉球人的感恩戴德以及所谓的祥瑞之事。比如张学礼《使琉球记》说册封礼时,“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汪楫更说册封典礼后出现祯祥:“先是国久不雨,册封后大雨如注”。李鼎元说谕祭之时,“球人观者,弥山匝地,男子跪于道左,女子聚立远观”,真是“通国臣民欢跃”。琉球国的真实国情,不是朝廷关注的内容。

完成了册封任务之后,使臣们虽然也游山玩水,吟诗作文,但是目的只在于供文人雅士的谈资。这些士大夫的头脑早已经被格式化,他们心中的世界图景是固化的。他们真心认为中国所有海外属国都是倾心向化,一门心思恭顺天朝,从不疑会有其他可能。



当然,由于日本人的势力是如此无处不在,因此不可能完全不被一些使臣注意到。比如徐葆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出使琉球,逗留八个月回国后写成《中山传信录》一书。

《中山传信录》

徐葆光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平时流通于琉球的货币是日本的“宽永通宝”,而每当中国使臣一行来到琉球的时候,却改用“鸠字钱”,待中国使者归国之后又不厌其烦地收起“鸠字钱”,重新将“宽永通宝”投入市场:

中山交易用钱,无银。……今用者如细铁丝圈,一贯不及三、四寸许,重不遗两许……本国称为“鸠字钱”云。……其平日皆行“宽永通宝”……临时易之,使还,则复其旧。

这一记载在《久米村日记》享保四年(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三日条中得到印证: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一日海宝、徐葆光一行抵达那霸刚三日,王府便立即向首里及那霸久米村发出秘密通知,要求他们尽快兑换手中钱币,并一再强调在封舟滞留期间不得使用京钱(宽永通宝)与中国客人进行交易,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

(琉球钱法)国中常用宽永钱。每遇册封则另铸小钱,开局兑换,……事毕,则按数缴还,兑回银钱。

正常情况下,一个外交官如果发现这样的奇怪现象,肯定要追究原因。可惜中国使臣只把此事当成一个好玩的现象记下来,未求甚解。

因此在中日琉三方的奇特关系中,表面上看,清朝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事实上,日本和琉球才处于真正的引导地位。在传统时代,任何一个藩属国朝贡体系中都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利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人却一直顽固地停留在“中华天朝”想象中,导致外交活动中经常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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