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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隐身流浪客 明朝中后期迁民的原因与记载 明朝洪永年间经过移民垦荒，生产恢复，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趋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六、七十年后，明朝社会出现了衰败现象，政府一面号召继续垦荒，一面又继续出现抛荒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逃户流民大量的出现，并长时间往复循环直至明最后一朝，不可能都回流到本乡，这是明朝人口大动荡趋向新的人口分布又一种迁民形式。不探讨这一问题对明朝迁民研究是不完的。 此次迁民大调查中，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迁民后裔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为明朝中后迁民与建村。如定陶县洪洞迁民396户中统计，洪武年241户，建文年2户，永乐年100户，洪熙年1户，宣德年4户，正统年2户，景泰年7户，成化年11户，弘治年3户，正德年1户，嘉靖年3户，万历年9户，崇祯年9户，以上有50户是洪熙年以后迁来的，占洪洞迁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多一点。这种情况各省各县都有，绝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明朝中后期迁民，这和流民逃户，以及政府反复号召移民垦荒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看明朝流民逃户的情况，再看一看明中后期历朝号召垦荒与形成逃户流民的原因。 明朝的逃户和流民无论从人数行业和流串范围都比元朝要严重的多，虽然没有完整的资料，但从历史文献零散的记载可知概貌。宣德三年保定和南阳地区有流民达10余万，宣德五年河南有逃民115600余户，正统元年还编了“逃户周知册”。正统三年就有逃亡士卒达120万人，工匠也有逃民4000余人。正统四年还增加诏抚山东、山西、陕西、湖广等省的逃民官吏，正统五年山西流民就达3万4千余户。真定、太原有逃民36600余户。正统十年山西、陕西河南省流民达20余万。 景泰元年政府逮回逃匠34800余人，到景泰四年又征逃匠38000人。 成化元年，荆襄地区逃民4万余人起义，被镇压后至六年此地又有逃民起义。成化七年此地逃民增加到90余万。弘治十八年，荆襄地区仍有流民23万5千余户，达73万余人。正德五年四川流民入陕西、湖广。由于这些逃户流民使各地垦熟了的荒地又荒芜起来。成了明朝社会经济上一个重要问题，促使明朝反复号召垦田，直到最后一朝。根据续通典、“续通考”等文献记载明中后期号召垦田至少有14次。 (1)正统三年，英宗诏凡各处人额纳粮田地不堪耕种另自开垦补数者，可不重新起科。 (2)景泰二年二月诏，畿内及山东巡抚官举廉能吏，专司勘农，授民荒田可贷牛种。 (3)景泰三年，令浙江布政司，丁多田少者之人，开垦田地，原系税额者，三年后可仍纳本等税粮。 (4)天顺三年，令各处军民，有新垦无额田地及原佃种荒田地土者，从轻起科。 (5)成化二十一年，令辽东地方军人有新开土地者分上中下三等起科。 (6)弘治二年令顺天等六府入官田地，俱拨于附近无田小民耕种起科，每名30亩。 (7)嘉靖六年令各处抛荒田地，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匠尽力耕垦，永为已业。 (8)嘉靖八年令陕西抛荒田最多之州县分三等，第一等召募垦种免税三年，第二种许诺诸人承种三年税后方纳轻粮，第三种召民自种不征税粮。又令西安延庆等府田地确系抛荒者召人垦种，官给牛、种子不纳税粮。 (9)十三年又准：各处抛荒田地可召流移小民或附近军民耕种，免税三年，官给牛种，不许科扰，如地主见其垦熟又争种者许告官三分之一归地主，三分之二归垦荒者人承种。十年后再均分。 (10)二十四年又诏流民复业给牛种开垦闲田。 (11)三十六年七月诏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上无田者，官给牛一头田15亩。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诏苏州府开垦荒田者六年后起科。确山县垦荒田八百余倾给贫民牛500头。 (13)二十六年正月，大学士沈一贯奏：山东一省六府地广民稀，令逐一查核荒土，多方召能耕之民。如山西、浙江等处不问远近，入籍者悉许报名择便。官为正疆定界。 (14)崇祯十二年，李邦华为兵部尚书请大垦闲田。 上述资料说明，洪武、永乐后的历朝君主直到最后的崇祯皇帝都有诏募奖励垦荒的记载，却查不到具体迁徙的记载。但到最后一帝开荒总数只7837524顷，始终未超过洪武时8507623顷的数字。分析原因大约有二：一则，一些诏令是一纸空文，执行不通。二则是一方面奖励垦荒另一方面有逃户抛荒。 为什么会造成农民大量逃亡以及土地荒芜熟田又变荒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普遍破产，以致流亡成为逃户，使土地连续荒芜。首先是明太祖把官田和荒田大量赐给亲王和功臣，名曰庄田，后来有的贵族硬说垦熟了的农田是荒地要皇帝赐给他，公然侵夺民田，外戚宦官也向皇帝要求几十顷几百顷的庄田。皇帝自己也大量侵吞土地，在各处设立皇庄。明末北京一带庄田就达20多万顷。太祖定例，亲王庄田1000亩，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神宗时福王就藩洛阳，赐田4万顷，中原地亩不足，拨山东、湖广地凑数。苏州知府况钟曾奏，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这自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权贵的庄田强占官私田地，孝宗时有庄田300多处，达33000余顷，北京地区有5处庄田，开始有地12800余顷，没几年就成了37595顷46亩。天顺八年，河北顺义安乐县宫中庄田数年后侵占民田超过原额十倍。宣德六年二月宁夏、甘肃等地卫官霸占肥田，四月大同卫官侵夺民地，弘治十八年苏州牧场占民田930余顷。官僚大地主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大官僚严嵩占田“遍于江苏数郡”。明朝的法律庄田赋重民田赋轻，有的地主勾结官吏，为了少交赋税将庄田强混于民，重赋加到农民身上，久之将农民田掠夺为庄田。成化四年、五年、十三年、十六年曾多次下诏禁皇亲、势家侵占民田，订立禁约也无济于事。上述种种，农民无法耕种，只得破产并外流为逃户。 二、田赋加重，农民不堪承受，为此破产逃亡。明朝前期，年收赋银200万两，万历46年辽东用兵(即辽饷)加到300万两，到万历后期先后加了九次最后520万两，崇祯时增加到730万两，按当时赋制官田亩收租5升，民田3升，重租田收8升，没收官田收一斗二升，宦官和地方勾结把官田变成民田，将负担加到农民身上。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我们来看一位大臣的奏折看农民的惨景吧。天启时高推奏折说：臣在路上，见民伏地拦轿哀告道，辽饷苦、辽饷苦，再不减民都要饿死。臣问死的原因，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亩所得不过五斗，没有辽饷时一半纳粮一半糊口，有了辽饷一半辽饷一半充饷，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问你们没有粮食，何以还能生活，民众苦告道，夏秋有树叶水草可以充饥，冬春水冻草枯吃先存储的野草吃完就无法活命。臣到巩昌，见附郭乡村门塞窗闭，人民散走，一望荒凉，臣到狄道、金城，百里内人烟断绝，官府就现存民户催逼粮饷，富户变穷户，富户也弃家逃亡。由于人民大量逃亡，以河南为例，河内县原编户120里，今并为83里，修武县原编户60里，今并为29里。上述境况充分说明，明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加重赋税，迫使人民逃亡，农业大破坏，农民大破产，土地大荒芜，早年开荒成熟田，熟田又变成荒田，所以到明朝最后一帝，仍然叫人民开荒，这种恶性循环最后也导致明王朝的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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