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
作者：刘养元
博客：http://blog.sina.com.cn/zyws2008
一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独特的古代中国
2009.1.1
江晓原先生在《天学真原》第一章“绪论”中，第一句就说：“‘天文’一词，今人常视为“天文学”的同义语，以之对译西文astronomy一词，即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但在古代，‘天文’并无此义。”江先生认为，古籍中较早出现“天文”一词者为《易经》。并根据《易经》明确古代中国之所谓“天文”，“既用以指天象，又引伸出第二义，用以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天文’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其含义及性质既是如此，可知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历代官史中诸《天文志》，皆为典型的星占学文献。”
江先生认为，占星术在科学史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天文学的研究，这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是如此。占星术培育了天文正如炼金术之培育化学一样。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玛雅等等，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现象：天文学研究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古希腊的星占学是较晚时候从巴比伦等地输入的。这就是说，希腊天文学不象其它古代文明那样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而是在星占学传入之前就已产生并相当发达了。说明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现代天文学体系，其源头正是古希腊天文学。
江先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不惜引用M·达朗贝尔（Delambre）与A·塞迪洛（Sedillot）侮辱中国人的话来证明。并武断地说：“天文学究竟是否曾经从古代中国星占学母体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直至今日仍未解决”。为了避免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对于古代中国天文学，不使用“天文学”一词，就以“天学”二字代之。说明“古代中国天学无论就性质还是就功能而论，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迥然不同”。
其实，中国的天文，从来就没有过现代天文之“天文”的涵义。这主要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地理环境很独特：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左大海，右高原的“海中地”国家，古代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这一中心的北部是辽阔的草原和森林，西部是崇山峻岭和万里沙漠，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东南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临近的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都不如中国发达，因而就使中华民族不可能象希腊人那样大量吸收埃及人的几何、苏美尔人的代数、亚述人的天文科学等科技成就。这种相对封闭的大陆内聚形地理环境，不仅有效地限制了中国与其他古文明地域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局限了中国古人的地理视野，无从全面了解世界地理状况和真正认识地球形体，遂产生了“中国居天下之中”、“四海之内”、“大九州”的世界图示观念。正由于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局限了中国古人的地理视野，致使中国的天文，从来就没有过现代天文之“天文”的涵义。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天文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天文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人间的“网络系统”，遵循着“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普遍原则。天文只是道的显现，人事与天象是天文的“两端。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是变化的。天象之变既本于人事，又预兆着人事；既是人世的投影，又反照着人间。离了人事便无天文。
说明“天文”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是以“人”为本，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历代官史中之《天文志》，皆为典型的星占学文献。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江先生说，“天文学究竟是否曾经从古代中国星占学母体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直至今日仍未解决。”我们认为，这是独特的中国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天”是大不同的，中国人的天，是天象、地象、人象三者合一的大一统的“天”，而且认为“天”是“变化”的；可见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以人为本，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更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与古希腊的天文不同。古希腊的天文学确实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这就不劳江先生以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来规范古代中国人了。
二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对天的认识
2009.1.1
江先生在第二章“关于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含蕴极广的概念。就广义而言，‘天’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象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或许就是一些现代中外学者所盛称的古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观’。所有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大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江先生认为“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天，与“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天是不同的。确实是这样。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体是常变的，它是常变的人间事务的投影。与古希腊人、中世纪欧洲人、以及阿拉伯人的"天"有巨大的差别。在古希腊人（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世界中，天体是完美无缺、永恒不变的。一些使古代中国人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天变，如太阳黑子、新星（客星）等等，在古代、中世纪的欧洲人却避而不谈，甚至视而不见。正如科学史家萨顿所指出的，这些天变并非难于观测，而是他们迷信天体的完美与永恒。
由于西方人认为，天体是完美无缺、永恒不变的，所以西方的天文学家就把天体运行作为纯客观现象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天体的分布、运动、位置、状态、结构、组成、性质及起源和演化。天文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天文学的实验方法是观测，通过观测来收集天体的各种信息。因而对观测方法和观测手段的研究，是天文学家努力研究的一个方向。物理学和数学对天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它们是现代进行天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辅助。
而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大一统的世界：天象，其本在于人，其中有地道；地象，其本亦在于人，其中亦有天道。天象、地象并无截然的分野，二者都是由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途径，是反照人间事物之鉴，分别为天象、地象，只能是就大体而言的。天象、地象是一体之象，这个体，就是天。我们经常说，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这个天，不是与地相对待的天，而是作为全体的天。这是因为，人不仅和与地相对待的天合一，而且和与天相对待的地合一，这才是天人合一的真蕴，才是“万物与我为一”的真蕴。如果仅和与地相待的天合一，那么地呢？万物呢？难道它们都失踪了？天、地、人、阴、阳、五行，是天的十端；而人，最为天下贵；因此，人既是其它九端的“发散点”，也是“辐合点”；人便从天之十端中突现出来，“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即与天地并立），与十端之全体的天圆融为一。
古代中国人的天，是变化的大一统的天。没有亚里斯多德式的、表征完美无缺的上帝的、完美无缺的天体。是变化的天。天象的变化，是人事变化的投影。而天象之变，本于人事，观天之变的目的，在于整合人事。人事与天象是天文的“两端”，天象之变既本于人事，又预兆着人事；既是人世的投影，又反照着人间，离了人事便无天文。可见，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正如《易·系辞》所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文是人事吉凶之象，唯此而已。
天象并非决定祸福，而只是预示吉凶。天象仅仅是人事得失的投影，人们可以根据天象“参政”。在“参政”过程中，就出现了“天命”和“天意”说法。显然，这“天命”和“天意”，都是“民意”的化身。所谓“得天命者得天下”，此“天命”即“人心所向”。
在远离西方的古代中国世界中，没有与人对立的、纯然“客观”的天体，当然也不会有把天体运行作为客观现象加以研究的“天文学家”。西方的天文学家，与中国的“天文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使命。若以西方天文学家来比附中国“天文学家”，必然得出中国为“低级社会”的结论。另一方面，某些西方科学史家，之所以致力于中国“天文学”的研究，不过是想攫取符合西方天文学体系的材料，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天文学，纳入西方的体系。这正是江先生写《天学真原》的真实原因。
三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古代中国天文学与古希腊不同
2009.3.23
江先生在《天学真原》中说：“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玛雅等等，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现象：天文学研究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因为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现代天文学体系，其源头正是古希腊天文学。当然，星占学一旦传入希腊后，它也很快在欧洲文明中扎下了根，长期繁盛不衰。”
从江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现代天文学体系的生命力没有星占学强大，古希腊天文学再如何成为现代天文学体系的源头，星占学一传入希腊，很快就在希腊扎下了根，而且“长期繁盛不衰”，说明古希腊天文学在星占学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很快就被同化。江先生以现代天文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天文学，不但不应该引以为荣耀，在星占学面前，当应该有所反思。江先生的所谓“现代天文学体系”很快就会被星占学所取代，这是一定的。
五星占就是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专著”。五星占的出土，是我国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天文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经研究考证，《五星占》所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值583.92日,只大了0.48日,误差只有万分之几；土星的会合同期为377日，比今测值378.09日只小了约1.09日;恒星周期为30年,比今测值29.46年只大0.54年,在没有天文望远镜的古代中国,其精确度令人惊讶。帛书中还谈到金星的会合周期“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也就是说，金星的5个会合周期刚好等于8年。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第2册里说：“8年的周期已经算是相当准确的了，事实上金星的5个会合周期是8年减去2天10小时”。如此缜密的五大行星运行记载，在当时没有精密天文仪器的情况下是不可想像的，说明那时的天文学家已经很熟练地利用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距离这个公式，把行星动态的研究和位置推算在机地联系起来了。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与古希腊有着明显的不同。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说：
①、中国天文学与希腊有深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发展了巴比伦的代数学传统，计算和预告太阳、月亮、行星的位置不需要任何实在的几何模型，不象欧多克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依据机械天层所建立起的那种“均轮套本轮、轨道套轨道。”
②、中国和希腊天文学的另一个基本的差异，是着重点不同。希腊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黄道，七曜由此通过，希腊人类似于古埃及人，通过注视偕日升和偕日没（即黎明前升起、黄昏后落下）的星座去解决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问题，然而中国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赤道和拱极区，即恒显圈，恒星在其中永不上升也永不落下，我们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观测中心河南阳城就可见这一情况。
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四宫，每一部分有一古代象征性的动物；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这种五行观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中。
③、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天划区划分，就是从远古经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称作28宿，四宫中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有很大差别。
三种天球坐标系的区别：
①、中国——赤道坐标系统
②、阿拉伯——地平坐标系统
③、希腊——黄道坐标系统
赤道坐标系以天极为中心，地平坐标系以天顶为中心，黄道坐标系以黄极为中心。这三个中心是不一致的，三者的空间取向也是有区别的。
对三种天球坐标系之间的差异，李约瑟先生做了如下的论述：“希腊坐标基本上是黄道的，依黄道和黄极测量恒星的位置。阿拉伯系统是利用地平，采用地平经度和地平纬度，这种系统具有很大的缺陷，仅可用于地球上某些单个的特殊点。在中国根本没有地平系统，可能仅在很晚时受阿拉伯影响才出现。另一方面，希腊系统确实在唐朝就出现了。……在中国文化中，天极——赤道坐标的出现是很早的。”早在何时？据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M45号墓，墓中由蚌壳堆塑而成的一组包括北斗和苍龙、白虎星象的天文图，证实中国的赤道坐标系统，在距今6460以前就出现了。
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在于：①六、七千年以前就建立起沿用至今的赤道坐标系；②根本没有地平系统；③、与黄道坐标系没有关系，这一独特性使“中国天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在着眼点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天文学有显著的不同。”
一些学者不了解这些情况，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地平、黄道这两种坐标系的基本知识，用现在的天文现象去分析古代中国六千年以前的天文现象和天象记录，其结果是无功而返，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无法使古代文献记载的史实找到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由于他们无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于三种坐标系之间的差异性而不顾，仍旧沿袭旧说，所以他们错下结论，认为“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不存在”。
四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对星象学的偏见
2009.03.25
江晓原先生在《天学真原》第一章“绪论”中说：“‘天文’一词，今人常视为‘天文学’的同义语，以之对译西文astronomy一词，即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但在古代，‘天文’并无此义。古籍中较早出现‘天文’一词者为《易经》。《易·象·贲》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代成天下。
又《易·系辞上》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文’与‘人文’、‘地理’对举，其意皆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这种景象又可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天文’一词正用此义。
……………
‘天文’既用以指天象，又引伸出第二义，用以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易·系辞上》屡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隐含此意。
‘天文’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其含义及性质既是如此，可知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历代官史中诸《天文志》，皆为典型的星占学文献，而其取名如此，正与班固的用法相同。这类文献中最早的一种见于《史记》，名《天官书》，尤‘天文’一词由天象引伸为星占学的脉络——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亦即天文。后人常以‘天文星占’并称。
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与星占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著名天文学史家A·贝利（Berry）认为：
对星占学的信仰，无疑曾是对真正的天文学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剌激。贝利强调了星占学对天文学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M·克莱因（Kline）则倾向于认为星占学的历史更为古老：
占星术在科学只的意义在于其促进了天文学的研究，这不仅在希腊而且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是如此。占星术培育了天文正如炼金术之培育化学一样。克莱因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与此类比，意味着将星占学作为天文学的前身。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马雅等等，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现象：天文学研究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指出：古希腊的星占学是较晚时候从巴比伦等地输入的。……希腊天文学不象其它古代文明那样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而是在星占学传入之前就已产生并相当发达了。这一例外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现代天文学体系，其源头正是古希腊天文学。当然，星占学一旦传入希腊后，它也很快在欧洲文明中扎下了根，长期繁盛不衰。”
江先生说：“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又引用16世纪末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ew Ricci）认为：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江先生并引用一些更加剌耳的评论：M·达朗贝尔（Delambre）曾说：“中国历史虽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A·塞迪洛（Sedillot）甚至说：
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珠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江先生说：天文学究竟是否曾经从古代中国星占学母体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直至今日仍未解决。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江先生是个归皈了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规范古代中国文化，这样做，就永远不能洞见古代中国文化的真谛。其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的“五星占”就是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专著。根本就不需要“从古代中国星占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在中国人看来，“天文”与“气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言天文必言气象，言气象必言天文。而且是天文决定着气象：有这样的天文就有这样的气象，有这样的气象就有这样的天文，星象学就是中国最精深的天文学。也可以说：“顶尖的科学家多是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多是天文学家，而顶尖的天文学家，终将走入预测未来的星象学领域”。牛顿就是一个例子。
牛顿是一位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也是一位星象学家。他曾预言在他死后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750年的头三月内，会发生北极光风暴与伦敦大地震。结果正如他所说，在1750年的二月，，发生北极光风暴，接着就是伦敦大地震，加上时速达一百英里的强风，数千人因此而丧生，牛顿的依据是，那时将有日食，月亮在近地点，而且这时候木星也正好接近地球：由此他推论会引起地震以及大气层的活动。
江先生你能与牛顿相提并论吗？大概还是要差一点点子吧。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天文学与星占学是不可分的，像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第谷、开普勒等，也是大星占家。占星需要观测、推算天体的位置，这对天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的“五星占”就是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在中国大陆，必定还是黑头发、黄皮肤，你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贬斥中国天文学——星象学呢？
五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我国顶级气象专家与一个民间老人的较量
2009.03.25
1999年，为世纪之末，一位曾经震惊世界的欧洲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那，发出了“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恫吓，天文学家又证实了1999年的天空的确要出现行星组成的“大十字架”，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和慌恐。各国科学家纷纷撰写文章，见仁见智，预测地球的祸福安危，不期而然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或喜或忧的情绪浪潮。
民间老人栾巨庆对诺查丹玛斯那“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所谓预言在报纸上给予了批判。他认为，“十字连星”是太阳系的正常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如公元前110年、公元1909年也都出现过“十字连星”的天象。公元前110年不可能有气象资料，也没有史料记载什么大劫难；1909年的“十字连星”现象，史料只记载“呼兰府冬大雪五六尺”，也没有什么劫难之说。老人认为，1999年的“十字连星”实际上并不是“十”字，而是“X”字。他根据爷爷和自己上百年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样的天象出象，会造成地球上异常的旱涝。早在1990年，这位老人就“十字连星”现象，对1999年的气候影响做出了预报：“对长江未来特大洪水的预报：据天气反映，未来的1999年的梅雨季节，将有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流域，还有月球在赤纬19度回归对应，将是特大洪水的年份，同时黄河流域将发生严重的干旱”。就在这位老人做出预报之后的第10年，即1999年4月4日至5日，中国历史上首次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1999年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家气象中心、气象中心、水利信息中心、总参气象中心、中科院等30多家权威单位；有院士、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权威人士近百名。媒体报导说：“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汇集一堂，共同研讨汛期天气，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那位神奇老人，此时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但是，这次却没有受到国家气象局的邀请，没有参加这次世纪末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这个没有“神奇老人”参加的研讨会形成的“学术性结论”是：“今年夏季雨带位置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降水偏少。”（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到了1999年的6月3日，国家气象局对1999年夏季全国的气候趋势再次进行了会商，预测结论仍然是：“主要多雨区在淮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华北大部、东北大部及东南等地区，主要少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北部一带。”（见记者蒋凤英1999/6《中国气象报》报导）我国顶级气象专家们当年两次预报得出的学术性结论：长江流域少雨，黄河流域多雨。这都与“神奇老人”10年前所做的“长江特大洪涝，黄河严重干旱”的预报截然相反！
为什么出现近百名顶级气象专家得出的学术性的结论还不如一个民间老人呢？道理很简单，只能说明这些所谓“百名顶级气象专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被西方文化“洗”了“脑”，脑子里充满了“分裂”，“言气象不言天文，言天文不言气象”。这种思想在“言气象必言天文，言天文必言气象”的“大一统”面前，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然是“必然的失败”。
民间星象学家栾巨庆认为，行星运动能影响大气环流变异。他经过考察，终于发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作用点，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在“星下点”垂直作用，而是弯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弯曲；在北半球，则向北弯曲。南北弯曲各约20个地理纬度。
栾巨庆把这个磁感应偏移的区域，叫做“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而且纬度越高，磁力线的弯曲度越大。这完全是栾巨庆考察观测的结果。
磁感应的作用点为什么偏移？栾巨庆的解释是：由于地球两极的磁力大于赤道的两倍，从而使外来磁力结弯曲。
“行星对应区”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纬度区的两倍。
栾巨庆以“行星对应区”的方法预测气候：
1、提前三年预知江南特大降雪。
2、提前五年预知“厄尔尼诺”将至。
3、提前两年预知地震的震中、震级、时间。
4、挑战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
5、提前10年预言长江特大洪水的神奇验证。
专家们一致评价栾巨庆的成果为“世界先进，国内领先”。
鉴定技术负责人、山东潍坊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在“鉴定意见”一栏中亲笔写道：“《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天体运动与地球自然灾害关系研究的总结与结晶，是一部独具科学见解的著作，尤其对超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该方法预报准确率较高，多年预报实践检验结果准确率为 70% ~80% 之间，达到气象预报世界领先水平，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居领先地位。”
江先生是一个极力反对星占学的“行家”，极力主张中国的天文学要从星占学中分离出来。如果这位民间老人听了江先生的话，真的把中国天文学从星占学中分离出来，岂不是与这近百名顶级气象专家们一样，成“失败英雄”了吗？
我们认为，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中国人，要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并非易事，正如《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所说：“最重要的前提是，避免用别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所表象的体验去投射、规范中国文化，亦即首先清除我们自己心中的一大迷障。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的心灵中已充斥着西方文化观念；而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而言，则更须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
显然，江先生用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热心于做“表面文章”，想轻而易举地将古代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文化轨道，真是异想天开！
六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 ——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
2009.03.28
江晓原先生在《天学真原·第六章起源问题与域外天学之影响》中，谈“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江先生说，“最早出现者为埃及说，发端于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柯氏曾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礼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1716年法国主教尤埃（Huet）著《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主张古埃及与印度早有交通，故埃及文明乃经印度传入中国，进而认为印度与中国皆为古埃及人之殖民地，两国民族则大都为埃及血统。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德经（J.de Guignes）也力倡埃及殖民地之说，他大约是持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经于1758年11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之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1122B.C.）。
当埃及说逐渐衰落时，又出现巴比伦说，主张中华民族源于巴比伦。上世纪末，伦敦大学教授、法国人拉克佩里（T.deacouperie）发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认为中华民族系由巴比伦之巴克族东迁而来，且将中国上古帝王与巴比伦历史上之贵族名王一一对应，如谓黄帝即巴克族之酉长，而神农则为萨尔贡王（Sargon）等等，并找出双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处。拉氏之说出后，响应者颇多，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发挥拉氏之说，且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以证成其说。
与埃及说问世之后的情况不同，巴比伦来源说问世后竟然大受中国学者的欢迎，一时间响应之作纷起。
在中国天学西源说的发展上，日人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间的激烈论战特别引人注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较其它各说更大。饭岛自1911年起，发表一系列文章，力倡中国古代天学系自西方输入之说；新城则持相反意见。两人交替发表文章或演讲，相互驳难。至1925年，饭岛发表《支那古代史论》一书，汇集前此之有关论文共29篇，又附论一篇，全面阐述其说。关于古代中国天学，饭岛认为直至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方才建立其体系，而该体系又是从西方输入的。为此饭岛提出一些证据，其中关于天学本身者有如下十条：
1、中国古代之宇亩生成论与古希腊相似。
2、中国四分历取回归年——长度为365日，古希腊欧多克斯（Eudoxus）亦采用同样数值。
3、由四分历之回归年长度，又使用19年7闰法则，即可得一种76年周期，从历元时刻起，经过76年之后，合朔与冬至时刻又回到同一天的同一时刻。而古希腊天文学家卜利普斯（Clippus）也在330B.C.左右创立同样的周期法。又希腊之原历与中国原历计算方法完全相同，且同以428B.C.这年的冬至日午前零时为历元。
4、古希腊制定76年周期法所依据的观测，约完成于400B.C.左右，而巴比伦之测定春分点、古代中国之测定冬至点，也在同一年代。
5、泥版文书中所见巴比伦星占学，其中有些内容与《史记·天官书》相似；巴比伦星占学也在公元前四世纪传入希腊。
6、中国的二十八宿与巴比伦、印度的同类体系显然同出一源。
7、巴比伦、印度皆有与中国古代相似之木星纪年法，而印度此法又系自西方输入。
8、《春秋》所记36次日食中，有两次为中国全境所不能见，但如用沙罗（Saros）周期推算之则正样吻合；而沙罗周期为巴比伦计算日食之法。
9、中国古代天学仪器如圭表、漏刻、浑仪等，与古代西方诸国颇相似。
10、古代中国乐（律）、历相关，此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说相似。
至于西方天文学东来之途径和方式，饭岛仅有猜测之辞。他将中国战国时代的学术繁荣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认为“希腊之天文历法，大有传入中国之可能”。
饭岛依靠上述证据支撑的中国天学西源说，在今天看来固已明显不能成立，即使在当时也很难取信于人。上述十条证据中，有的本身尚待证明（比如6），又焉能持以证人？……然而饭岛的论敌新城新藏则在并不怀疑“相似即同源”的情况下，力证中西天学并无饭岛所说的相似之点，由此断然否定饭岛之说，新城的结论是：
要之，自太古以来至汉之太初间，约二千年，中国之天文学史，全系独立发达之历史，其间丝道未尝有自外传入之形迹。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然而像江先生这样的史学家，尽力在篡改历史，蒙骗后代；仇视传统，消灭文化。好在历史不容篡改。
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是发源非常古老，从上古一直独立沿袭下来，唯一没有发生中断的大文化。
邹昌林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思想》中说：
在亚洲的古老文明几乎都经历了石器文明、青铜文明、铁器文明这三个阶段，并依次发展，叠加起来的文明。由于这一特点，故亚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在欧洲文明中是不存在的。
在亚洲虽然都经历了三大考古文明的四大文明中心中，情况也并不相同，这就是有一个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中断、转型的问题。印度在青铜时代文化发生了中断，土著文化被外来种族灭亡。而到铁器时代，又经过亚历山大的征服，加进了西方的因素。埃及和两河流域更是相互影响，民族斗争象走马灯似的频繁，以后又有希腊化和拉丁化的问题，再加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的兴起，故在这里，文化被扰乱的现象，已经很难加以复原，大部分文化都成了死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是一个特殊，三大考古文明不但循序渐进地相互更替，而且每一个阶段的文明，都留下了它的积极成果，活在现实之中。故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中国文明的发展，在发展阶段和细节上，只能属于自己的独特性质，而不与任何文化相混。因此，任何简单的比附，在这里都是错误的。
江先生引用不少外国人的话，鼓吹“古代中国文明西源论”，并不惜制造谎言，以蒙蔽后人。前面所述“巴比伦来源说问世后竟然大受中国学者的欢迎。一时间响应之作纷起。”显然，这是一种反常行为，必有其因。江先生自己看来，这一个例子似乎举得不恰当，只得在《中国天学之起源：西来还是自生？》中作解释：“皆赞成或推扬拉式之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在今天看来非常令人惊奇的现象，方豪的解释是，‘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做这番解释就合乎情理了。但问题是江先生为什么把这件事也拉来说明古代中国文明西源论呢？除非用来“蒙蔽后人”，别无解释。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的激烈论战，这场论战特别引人注目。由于饭岛主张西源论，尽管所提出的十条证据、“仅有猜测之辞”，“在今天看来固已明显不能成立，即使在当时也很难取信于人”，却不厌繁地将其“十条”一一列出。而对新城新藏的结论，尽管是对的也只用几句草草带过。说明江先生居心叵测。为了不认同中华文明，真是不择手段。
在四个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被演化。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它一般不是以几个或几十个部落联合在一起，而是动则以“万国”相称。我国古史上所说的“国”，实际就是“部落”。说明中国文化从文明起源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不是采取消灭其他文化的方式向前发展，而基本是采取各文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向前发展。逐渐融合到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来。所以中国文化具有最大的外延性和最大的涵盖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