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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有一项非常独特的作战方式，叫做“致师”。所谓致师，就是挑战的意思。 两军对垒之际，为了激发己方将士的斗志，派出强壮之人，来到对方的阵营里挑战，用以侮辱激怒敌军，沮灭对方的士气，以便最终战而胜之。 关于“致师”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商末的武王伐纣，“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史记·周本纪》）。 尚父，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当时已是耄耋老者了，但他仍能手执长戈以犯敌师，鼓舞周军士气，令人佩服。而尚父致师，也正是周军最后能够大胜纣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中，楚庄王派出了乐伯、许伯、摄叔这三位智勇双全的孤胆英雄，来担任“致师”这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让他们去单挑冲阵。 出发之前，三位勇士各自做了一个明确的分工：战车由许伯驾驶，称之为“御者”，他说：“单车挑战，驾车的人要疾驰而过，突然狂奔到敌营中，将他们的军旗撞倒，碾烂在我们的车轮之下。当他们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安然回来了。” 主将是射手乐伯，持弓居左，称之为“车左”，他说：“我站在战车的左边，用弓箭射击敌人，冲到敌营后，就代替御者牵执缰辔，让他下车，整理马匹，以及马脖子上的皮带，然后掉头回来。” 副将是大力士摄叔，在战操戈居右，称之为“车右”，他说：“我站车的右边，用长戈刺敌，冲进敌营后，将敌人杀死，割下他们的耳朵，然后，再抓一个活的俘虏回来。”目标既定，三位勇士出发了。 只见许伯驾车如风，闪电般冲进晋营，把营前的大旗撞倒在地。哪里人多就往哪里直冲，吓的晋兵像分水一样往两边分去。 晋军中突然出现这样一辆战车，开始还以为是谁不守交通规则，当看清是楚国的战车时，几乎都不敢相信，也有胆子大的围了上来：“你们找死呀……”话音未落，就被乐伯连发数箭，当场把他们一一射翻在地。 与此同时，摄叔也大叫着挥戈乱砍，连杀数人，再也没有谁敢靠前一步了，摄叔不慌不忙，跳下车来，抽出腰刀，从容的蹲下身去，将他们的耳朵都割了下来，装在口袋里。 一个不怕死的晋国人跳上前来，大喝一声：“看剑！”话音未落，早被摄叔一脚踹倒，轻轻一提，扔到车上，抓了个活的。然后，三位勇士掉转车头，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晋营。 这就是古战场上“致师”的最高境界，单车冲阵，目中无人的大闹一番，再从容潇洒的安全而返。这时，晋军中早有人通报了先锋鲍癸。鲍癸大怒，连忙率领本部兵马，赶来追杀楚国的三位勇士。 晋军从后面摆开V字阵型，这个阵型，两边的战车在前，中间的在后，每辆战车都相互错开，不在一条直线上，就像雁行一样，古书上称之为“左右角之”。 这个阵型的好处是，追赶的时候，互不妨碍，容易从两侧用弓箭射击，当追上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两翼包抄，左右夹击，最终，阵型合拢，即可将所追击的敌人围而歼之。《左传》上记载战斗的精彩场景：“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 当晋国的角型队列追上来的时候，楚国的神箭手乐伯，左边专射拉车的战马，右边专射驾车的司机，箭箭命中，无一虚发，射的晋军人仰马翻，哭天喊地，那个角型阵法始终围不上来。但在这个时候，乐伯的箭囊里面，仅剩下最后一支箭了。 眼看晋军中路的鲍癸就要赶上来了，乐伯张弓搭箭，正要射杀鲍癸，心中又转念一想道：“我就算射中了他，也无法阻止其他晋军的追逼，而且这一箭射出，就再也没有箭了！” 恰好此时，从路边窜出一只受惊的麋鹿来。乐伯灵机一动，一箭将那头正在奔跑的麋鹿射死了，让车右摄叔拿着死鹿送给鲍癸，说：“追了半天，一定很饿吧，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大家身体要紧。” 鲍癸一愣，刚才他见乐伯箭无虚发，心中正在惊惧，只是不追又不好下台，现在乐伯还有闲情逸致玩射鹿，这不明摆着告诉自己，他能射中奔跑比马快的鹿，就一定能射中自己，心中就更加害怕了。 可他并不知道对方已是最后一箭，再也没有箭了，但他现在只想快点找个台阶下，于是便顺着摄叔的话，假意说道：“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他们都是君子呀，咱们撤吧！” 就这样，乐伯三人押着俘虏，在欢呼声中回到了楚营。一时间，楚军的士气高昂，信心倍增，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晋军决一死战！ 为什么当时的主战兵器是戈？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时的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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