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赵冬苓：创作就像得病一样

源丨广电独家   文丨何佳子

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到《沂蒙》《我的父亲母亲》，再到《红高粱》《安居》，赵冬苓用一支笔塑造出无数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谱写出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年代故事。

作为编剧，她是总揽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大满贯获得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她始终密切关注中国法制进程，为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法定等奔走呼号。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团组会会后，赵冬苓接受了采访，细谈今年带来的建议、对当下女性题材作品的观点以及编剧人才的培养。

鼓励现实主义创作需要统一标准

 

过去五年，主流电视媒体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补充。国产现实题材剧在电视荧屏上有所回暖，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现实主义剧作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双重认可。

“但是，从总体数量来看，相比于前两年IP热、偶像剧盛行的态势，现实主义剧作或者说有深厚积淀的正剧还是处在市场边缘。”赵冬苓告诉记者，对影视创作者来说，是迎合需求，追逐市场热点还是追求艺术和文化价值，“这个困惑始终是存在的。”

她表示，基于对自身的要求，自己不会去追求收视率最高的点，“电视剧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艺术，各行各业、各年龄层次都可以看。我一直在摸索一个门槛，通过这个门槛，我希望能够能够吸引一部分受众，而另一部分受众则可能会留在门槛之外，比如追求单纯感官刺激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形势是残酷的，这个门槛究竟应该定多高？这是个问题。”作为编剧，赵冬苓坦言，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做妥协，“比如制片方提出来，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的点。这种情况下是否坚持，关键就是看自己要的是什么。”

在她看来，身为编剧，就要做好时刻被拒绝、在市场碰壁的准备。“现在，我经常不和制片方签合同，先写，写完如果因为市场原因需要妥协太多，就算了。只要签了合同，就必须服从制片方，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是市场作品，还是个人作品，赵冬苓说，需要编剧自己做选择。“一方面，对于制片方提出的要求，我很理解，毕竟谁投钱、谁负责。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不想妥协，那就是对自己作品负责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如果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不被市场认可，还是很痛苦的。”

采访中，她以“三分球”来比喻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面临的问题。“我也想投三分球，但是搞不清楚三分线在哪儿。这就造成我很用力投了球，但是投不上。为了鼓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一些代表委员们呼吁对电视剧市场加强管理。”在她看来，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加强管理，而在于统一标准、规范管理，“统一标准之后，大家创作的热情自然就会喷发出来。否则，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大家肯定更愿意去拍那些轻松、无害、既挣钱又迎合市场的剧。”

“创作就像得病一样”

 

一年365天，赵冬苓说，自己怎么也得写300天。“创作就像得病一样。我没什么节假日，没什么社交，一天不写勉强可以，两天不写，我就要怀疑人生了，就是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她回忆起自己刚入行做责编时，只要剧本从眼前过，怎么也想办法把它改好，“那时，没名也没钱，也需要谋生，但就是自己喜欢这个。”

对于最近热播的高分韩剧《迷雾》，作为业界知名的女性编剧，赵冬苓并不认同。在她眼中，所谓女性主义并不是完全无视职场规则、去碾压同事和身边人，而是用平等的原则，来尊重职场游戏规则。

“从作品来看，其实这部剧还是挺悬浮的。剧中，把各种戏剧化要素叠加在一起。女主角身边的人全部不计一切地爱着她、依靠她，她却不屑一顾。”对于评论中把这部剧当作女性主义和职业剧的一面旗帜，她笑着说，“完全是胡扯，虽然，从剧作的角度完成度还蛮高的。但从本质上看，它表现的完全不是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颠覆。真正的女性主义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碾压式的强权女性和玛丽苏。”

对于市场上扎堆出现的大女主戏和玛丽苏剧，赵冬苓有些无奈，“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举个简单例子，一部剧请一个一线大咖，这个大咖要求剧中所有男性角色都爱上她。你已经签约了，市场回报也可期，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当然，也可以完全拒绝。但那就是作者电影，是个人化作品，就是两码事儿了。”

在她看来，就目前的行业生态而言，编剧几乎没有自主权。作为知名编剧，她调侃道，“像我这样，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一部作品卖不出来也不至于饿肚子，所以，就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大多数编剧都特别年轻，还在为谋生挣扎，基本上就是制片方让怎么写就怎么写。从编剧职业道德来说，这也是基本要求。” 

即使身为知名编剧，赵冬苓说，自己在合作过程中还是以沟通为主，“尽可能满足制片方要求，虽然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市场在那里摆着，不能花制片方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清高。”

采访中，她提到去年大热的剧集《白夜追凶》《无证之罪》。“这两部剧出来后，大家说拍出了美剧范儿。这一方面说明观众的审美趣味在慢慢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市场。对于一部分现实主义剧作，大家会下意识地不自信，会说‘这像戏吗？’然后要求编剧往戏剧化、狗血化方向努力，其实是低估了观众。”

“有些剧本，我看着都难受。”她笑着说，编剧作为一种职业，一部分是可以学习的技巧，另一方面则在于天赋，甚至很大程度上要看天赋，“如果是为名、为钱入行，还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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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专访赵冬苓:创作就像得病,鼓励现实主义创作需要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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