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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采用无限量发行认购证的办法，最初是允许上海居民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证，外地人无权购买。购买股票的中签率很高，成本很低，而二级市场却向全国开放，股票供不应求，价格很高，这造成了各地股民与上海股民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上海也曾实行两地发行的办法，例如上海石化股票，同时在上海和深圳发行。但是由于两地购买认购证的数量不同，中签率不同，导致购买股票的成本不同，上海购买成本为8元，深圳购买成本仅为4元，使上海石化股票还未上市，就注定了上海股民被套牢的命运。后来证监会刘鸿儒主席讲话说：股市是全国的股市，股票发行也应向全国股民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发行股票都采取了向全社会无限量发行认购证的办法。但是由于发行地点只是在当地，这又造成了全国各地大户搬运巨额现金“扑表”的现象，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留下许多后患。 6月03日，“1992股票认购证”第二次摇号。
7月25日，“1992股票认购证”第三次摇号。 8月10日，“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这也是1992年的最 后一次摇号。  1992年上海发行的股票认购证的奇迹发生在认购证全部销完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吹起，股份制改造需提速，原定的发行额度大大增加，1992年上海全年发行的股票要增加到50个，于是，认购证成了当时的稀世珍宝，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以100份认购证为单位来计算，化3000元的认购证投入，并用几万元作为流动资金来认购股票，认购股票后上市就抛、将抛出股票后的资金继续认购新股……如此滚动操作，就平均收入而言，100份股票认购证大概可赚50万元。而16年前的50万元，与今日的50万元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啊！可以说，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造就了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一大批人通过认购证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资本原始积累。 （二）小小认购证颠覆上海人生活 别小看了这张1992年版的“上海股票认购证”，它给当时还烙有强烈上海地方色彩的上海证券市场，乃至上海市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得1991年底和1992年初，上海普通市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还很低，人们普遍对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农村承包“万元户”们投以羡慕的眼光。然而，自打这张股票认购证的第一批中签幸运儿购买的二纺机、嘉丰股份等原始股上市并放开“指导价”之后，上海的寻常百姓家庭也出现了“万元户”。实际上，到了第二年年中———1992年版“上海股票认购证”的第三批中签幸运儿购买的原始股上市的时候，上海百姓的“万元户”已比比皆是。 1992年版的“上海股票认购证”不仅仅造就了上海第一批自己的“万元户”，也为上海证券市场带来了大量的新股民，后被广为看作沪深股市的“第二代股民”。在1992年版的“上海股票认购证”摇号“开奖”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老股民编制的证券账号以“A100”开头，而由购买上述股票认购证引入的新股民的证券账号分别以“A101”、“A102”、“A103”、“A104”等开头。大剂量的“第二代股民”是通过购买1992年版“上海股票认购证”的形式初次进入证券市场的。 比起新股民的加盟和中签者的兴奋，或许上海证券市场从此走向全国的意义来得更大。在赚钱效应的激励下，大量的异地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表达了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由此，上海证券交易所不再是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而是全国的证券交易所。
回过头来看中国内陆股市发展走过的历程，或许绝大多数的国内股民应该知道，相对于大家对曾经大飞乐、小飞乐等“老八股”的了解，真正起到启蒙性影响的股市重大事件，十有八九应该是后来在民间被称“共和国首列黄金列车”的30元股票认购证。而当时，我恰恰是在对股市几乎一无知的情况下，被这30元的股票认购证“撞”了一下腰。 我还清晰记得1992年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天下午，我走出办公室，在买烟的路上经过银行，只见银行旁边墙上有几个醒目的大字：购买股票认购证由此向前，并且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指示方向的箭头。对股市一窍不通的我，好奇之下走进银行，只见标有购买认购证的营业窗口前没有一个人。难道无人关注么？也许大家都跟我一样，不明白认购证是干什么的吧。因为时间充裕，我仔细阅读了银行内一面墙上的“购买股票认购证须知”，才知买了认购证，就可以摇号，中签了就有认购股票的资格；若没有摇中，那购买股票认购证的30元就像买福利彩票一样是不退的。 要知道，当时的工资水平不像现在，虽然当时我没有家庭负担，但月工资也只有200元左右，犹豫再三，我放弃了购买。买了烟回到单位，我将这事告诉了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同事说：“当然没必要买啊，如果买了没有中号，这30元就扔在水里了。”想想也是，自已就打消了想买几张玩玩的心思。 当天晚上，我在睡前收听短波广播时，听到一个广播报道，报道的正是这个认购证发售的事情：上海首次发售的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销售数量只有200万张左右，离最后销售时间只有三天。专业人士分析，按等待上市的公司及股票数量看，在理论上，几乎应该是每张认购证都可能被摇中。我的心被拨动了。凑巧的是，第二天上班，单位正好发了360元的季度奖，掂量再三，当天下午，也就是这30元股票认购证停止销售的前二天，我抱着玩玩的心态到银行买了10张认购证，先后摇号中的股票有“爱建股份”、“龙头股份”等。后面的结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我发了一笔小财，真是意外惊喜。事后我了解到，这期股票认购证总共发了207万张，几乎每张都能摇号中奖。与之相比，此后虽然也发过多次股票认购证，但由于数量巨大与购买人数关系，再也没有过像当年30元认购证这样高的中签率。 现在回头想想，再看看今日的中国股市，其发展之大，对我等内陆股民来说，犹如就在昨天，恍若隔世。
1992年以前上海的新股发行试过各种方法，初期只要排队付款就能直接买到股票。在对股票普遍认知不高的年代，还曾搞过有奖发行，鼓励大家买股票。后来股票热了，用过排队领抽签号，然后摇号，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1991年12月，上海还尝试三家证券公司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场馆，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发放各种股票的认购证，然后摇号，中签者再凭中签号分别到各家股票承销商那里付款买股票，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的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为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让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设计更好的股票发行方式。我们几家证券公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拿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董事长金运牵头，在集很多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1992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 认购证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抽签，凭中签号码认购股票，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由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联合发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我们委托担任认购证发行的财务总代理。认购证所得收入，扣除工本费、承销费和广告宣传等杂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事业。 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1992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1992年1月19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450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50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2月1日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2077665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500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1992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四）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1992年3月2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7家公司的股票，10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705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50股，买其他股票30股，中签率为10 3％。中签30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300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25000-30000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3万元从黑市中购入100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50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6万元，还有44万元，扣除3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40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1992年7月21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3000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100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50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五）
从此，他专心进行股票买卖，并且创办了一个名为“万国和平俱乐部”的股市沙龙。20年来，李双成的炒股生涯伴随中国股市的涨跌而起落，经历了多次熊市，但由于他有依靠认购证得到的财富所积聚的雄厚实力支撑，因此一直屹立在市场，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代表性人物。
（六） 刘旭东（化名）第一次知道“股票”，是在1991年，当时他在一家化工工厂做技术员。一个炒股的同事经常谈到自己投资股票赚了多少钱，这让刘旭东听得有点心动。 1992年初，上海推出了股票认购证，每本30元钱，无限量发售，认购证有效期为一年。 30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刘旭东当时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00多元。而且，30元买了认购证之后，还不一定能中到新股。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靠谱，刘旭东却觉得花30元买认购证总比排队几天几夜买股票要划算。于是，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到工厂的财务室去登记买认购证。 刘旭东本来想多买点，但周围很多人都给他泼冷水，有点犹豫的他最终还是“随大流”和同事们一样，只买了一张认购证。 虽然买到了认购证，但他在短时间内并没有中到新股，所以，也一直没有能办下来股东证。没有股东证，就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但刘旭东已经等不及要入市了，他决定：借！ 借来舅舅的股东证，刘旭东跑到徐家汇的万国证券，才知道对方只接受单笔成交额5000元以上的委托。到哪里去弄到这样一笔“巨款”呢？他再次决定：借！ 1992年8月14日，上海大众和第一铅笔两只新股上市。刘旭东向熟悉的朋友请教买哪只股好。朋友煞有介事地分析起来：看看大街上，大众公司的出租车跑来跑去，要消耗很多汽油的；而制作铅笔就不要那么大的投入，只要用些烂木头就好了。这样看来，还是第一铅笔好！ 圈定了第一铅笔后，刘旭东阴差阳错被领导拉去加了两天班，结果错失了两个交易日。而在这两个交易日中，第一铅笔的股价已经从142元涨到了195元加班的第二天，股价就飙涨了26%！
18日一大早5点钟，刚刚值好夜班的刘旭东从工厂出来便直奔万国证券，赶去排队买股票。5个小时后，证券公司的卷帘门拉开，排在外面的队伍一下子冲了进去，迅速抢占有利地形。 当时的交易系统还很落后，投资者甚至无法获悉股票的即时价格，刘旭东只能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195元大概估了一个价，填了205元的报价提交了。 就这样，带着借来的股东证、借来的钞票，刘旭东杀进了股市。 买下股票两天，第一铅笔就涨到了每股230元。虽然已经赚钱了，但刘旭东想想自己上完一夜的班、又辛辛苦苦排了5个小时的队，才终于买到了这么几十股股票，便舍不得把股票卖掉了。 没想到，此后股票价格一路下跌。 当时还没有网络，无法及时获得股价信息，刘旭东只能隔三岔五请假到文化广场去听价格。每次去听，都是在跌。两个月后，股价已经跌到了164元！他终于受不了了，把自己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损失了1000多元。 这1000多元的损失让刘旭东生生折损了大半年的工资。痛定思痛，他决定拜师学艺，不再依靠道听途说选股。 在“师傅”的指引下，刘旭东在11月份再次入市，成功抄底400点。随后，沪市一路上扬，涨到了1500点！ 一年后，随着证券行业的飞速发展，证券公司急剧扩容。刘旭东凭借自己的投资兴趣和投资经验成功转行，从原来濒临倒闭的企业跨进证券行业，成为了一名“红马甲”。 （七） 10月13日公布的《胡润百富2009年排行榜》显示,“新湖系”实际控制人黄伟、李萍夫妇以市值300亿元巨额资产闯入中国百富榜前十,与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以及合生创展的控制人朱孟依同列第五位。 黄伟是“新湖系”金字塔架构的塔尖人物,但他不担任任何职务。 “黄伟的低调肯定是有原因的,”从业过温州体改办主任和政策研究所所长的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他是温商中的一个'另类’。” 1. 卖800张股票认购证发家 靠在杭州“包柜台”卖眼镜积累的第一桶金2万元,黄伟购买了800张股票认购证。30元的认购证炒到上万元一本,由此为他换来了8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 黄伟来自温州,可他真正的创富传奇却脱离了温州经济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浙江,正值个私经济开始繁荣。温州号称有10万大军遍布全球范围内跑供销。而此刻的黄伟,还属于体制内人士。“先后在温州瑞安一中任教,后调到温州市委党校。”与黄伟共事过的周德文介绍,“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黄伟下海了。” 当时,温州区域内已经逐步形成了眼镜、打火机、鞋服等生产加工基地,而外出的温州人大多从事营销,其中最普及的模式是在外地的一些国营商场“包柜台”。 关于黄伟的第一桶金,一个较为流传的版本是,他去了杭州后,在国际大厦租下了几个柜台卖眼镜,赚了2万多元。显然,此时的黄伟没有过人表现。 刚刚接触到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多的人忙于营销与生产。当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正泰集团南存辉等富豪走出温州模式下的一个个样本之际,黄伟依然名不见经传。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黄伟本人的超常预见能力,从时间节点上看,黄伟的上位更像是踩准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脉象”。 黄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温州模式的财富之路,脱离了温州的主要产业——制造业,资本运作方面的“天才”特性和对投资市场的先知先觉开始凸显。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尝试,最初的股票开始出现。1991年4月4日,深交所以前一天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深证综合指数。1991年7月15日,上交所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上证综合指数。 1991年末,上海发售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每本30元。每本证都有一个号码,凭证参加1992年上海市发行的股票摇号,中号者才能购买股票。 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股票认购证,30元也不算小钱,精明的上海人大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光看不买。可以说,发售形势一片惨淡。 据说,黄伟在眼镜销售中积累的2万元资金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他买了800多本认购证。 由于买的人少,买到了认购证的人,中到新股的概率就高了。坊间,时不时传出,某某中到一个新股,发财了。之后,在上海人眼中,买到认购证就意味着找到了发财机会。每逢认购证发售,他们拿着板凳、被子漏夜排队。1992年的认购证一度曾在黑市上炒到上万元一本。正是这800多本认购证,为他换来了8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
（八） 1992年认购证的奇迹发生在认购证全部销完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吹起，股份制改造需提速，原定的发行额度大大增加，1992年全年要发行的股票一下增至近50个，于是，认购证成了当时的稀世珍宝。以100份为单位，化3000元的投入，并化几万元作为认购股票款，滚动操作大概可赚50万元，可以说1992年的认购证造就了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一大批人通过认购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认购证产生了令人目眩的社会效应，坊间流传着许许多多"一不小心"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这里我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时我在学校任教，在我的鼓动下，我所在的教研室每位老师多多少少都买了一点，少则几十份，多则上百份。那时做教师没多少余钱，拿出3000元买100份认购证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有一个老师在最后一天掏出3000元给我看，说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跟他说，这样吧，你先去买，买好后如后悔了就算是我的。他在银行关门前半小时去买了，这一买，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 我有个好朋友那时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他准备买200份认购证，在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下午带着6000元到工商银行，刚走到销售窗口掏出钱来，只听营业员小姐跟旁边一位小姐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冲头’(上海话傻瓜的意思)"，这个朋友一下子自尊心起来了，收起钱说了一句"不买了"，拂袖而去。这一睹气，财富与之失之交臂。
（十） 一张1992年的上海股票认购证使我与中国的A股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在1991年底、1992年初，上海的各大报纸陆续报道92年的股票发行不再采用拟上市公司直接发行股票的方式，改以股票认购证方式向全社会发行股票。 对该方式，我研究后认为，这可能是个千载难逢的暴富机会。我劝经常去拟上市公司门口排队买“原始股票”的朋友，趁这机会多买些认购证。暴富的机会可能有两条：一是在摇奖前，以高价抛掉认购证。当时我分析认为，每张30元的认购证，在摇奖前，起码可以60元以上卖掉；二是自己等待中奖买下原始股票待其上市后抛掉。对这两种方式，我以为在那时的家庭经济条件下，要么不买，要买就买100张：前一种方式，可以用3000元赚3000元以上，估计不超过两个月就可能摇奖发股票，那这两个月的收益不要太高啊；对后一种方式，我当时虽然心里没底，但直觉认为一定会比前一种方式更赚钱。因为既然有人肯出钱高价买认购证，一定会有更高的收益在后头。 朋友们见我说得那样肯定，蛊惑我买了一张认购证。事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这100张认购证的收益当时竟然没人能预料得到：前一种方式，100张共3000元的认购证在第二次摇奖前(92年的认购证摇奖4次。第二次的中奖率高达50%；末尾双号的认购证都中奖)，市面上的收购价达到了16至17万元，几个月的收益率达到了5000%多！后一种方式，有朋友这样做了，中奖的“原始股票”都买下再在上市后卖出，赚了大约70到80万，其收益率更是无法计算！这样暴发的财富，是在那时上班族人均年收入才几千、“万元户”是绝对大户年代里的奇迹！ 我的这一张股票认购证，总算上天有眼，让我中了两只“原始股票”。于是我在当时禁开股票帐户的时代里，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股民。开始了我的炒股生涯。 从此后，我这当初自认为“我这辈子不会进股市”的人，却被股市改变了我和我家庭的许多方面。在与A股市场同行的日子里，我为股狂，我为财梦，乐此不疲，无法自制。炒股，占据了我业余生活的主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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