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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城南下，我们去寻访一些名动天下的宝藏的原生地。到了武汉，奇异的温度变化扑面而来：一种是冷的变热——湖北省博物馆内，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编钟的展台边，人头攒动；一种是热的偏冷——裹着屋外寒风走进咖啡厅的陈振裕，交谈时比想象中更冷静、更自持。 作为这3件国宝的发掘者之一，陈振裕早在专业领域内功成名就。如今作为《国家宝藏》节目中秦简的“今生讲述人”，他一夕之间收获了大众知名度。“男神”“谦谦君子”“国士无双”……如潮的好评并未影响陈振裕的节奏——“我都已经78岁了，不求名也不求利，馆里有需要，我就出来做点事”。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他以一位考古学家的身份，讲述自己与国宝的那些故事。
考古遇上了好时代 陈振裕退休时68岁，从事考古工作44年——那是2008年，距今已经10年了。自称“爱玩”的他掰着手指头，笑着把自己的爱好总结成了一副对联：“抽烟喝茶写文章，打牌打球看电视。” 退休后的陈振裕其实没什么时间“玩”。他埋头写书、编书，进行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漆器的专题研究，甚至继续去田野——按照省文物局与考古所的安排，前往各处的考古工地进行检查和项目评审。近几年，湖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天门石家河遗址、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他都一一去过工地现场。 “您去工地干什么？” “去看看年轻人挖成什么样子。挖的方法对不对，看要怎么挖，怎么改。”陈振裕笑答。 事实上，陈振裕2001年从考古一线退下后，就开始作为专家去考古工地，给年轻的考古人“指指路”。曾入选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巴东旧县坪的发掘工作是从2001年开始的。这座北宋名相寇准做过县令的古城，经过一年多的发掘，逐渐露出了真容。“我去的时候，他们刚把衙门挖出来。我对他们说，既然有衙门，应该就会有城墙围起来，你们再往外围找找。后来，他们就找到了城墙。” 陈振裕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组织专家前来工地检查、评审的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前，湖北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我们那时候，考古力量比较差，人很少，不只是湖北，全国搞考古的人都很少。不像现在，人马壮大了。” 陈振裕觉得欣慰。考古发掘的装置、设备更新换代了，考古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改善了。“我们那时候连照相机都没有，发掘出文物也没办法立刻拍照留存。平时吃住都是靠附近的农民，给他们一点钱，雇他们做饭，晚上就住在老乡家里，堂屋里摆张床，几个人挤一挤。夏天还好，最难熬的就是冬天，太冷了。我们白天不能穿多，穿多了不方便在工地作业，晚上搞个炭盆，就着昏黄的油灯画总图，还是冷得受不了。”陈振裕摆着手，一连重复了3遍“受不了”。他一侧头，记者就能看到他左耳外侧一块深色的疤。那是他去枝江青龙山发掘城背溪遗址时，冻伤了，治疗条件有限，一不小心就被自己连皮带肉抠掉一块。“现在国家对考古很重视，投入也很多，我们考古是遇上好时代了。”对陈振裕来说，忆苦为了思甜。 找到越王勾践剑的剑魂 “您当年怎么就想到报考考古专业呢？它既不是什么热门领域，又这么辛苦，您就一辈子在这条路上走了，都没想过换个行当吗？”《环球人物》记者忍不住问。 “我是在厦门长大的，经常去厦门大学民族博物馆参观，在那里看过一部讲考古的纪录片《地下宫殿》，觉得考古特别神秘，就有了兴趣。等到报专业时，我看到北大的招生报上有张照片，上面是去黄河水库调查的考古专业学生，背着个小挎包，特别神气。我当时想，考古原来哪儿都能去，真是太好玩了，于是就报了。我爱玩嘛！”陈振裕笑着回答。1959年，北大考古专业在福建省只招了一个人，就是陈振裕。他的历史考了99.5分。 在一般人印象中，考古是门陈旧、冷清的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住苦头。但陈振裕每每提起考古，却觉得有趣极了，总是笑着说自己“幸运”，眼睛里都在放光。他把自己比作“福尔摩斯”，考古就是“探案”。“‘案情’非常复杂，稍有闪失，真相就可能离你而去，而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看你如何去破解它。” 也许真是幸运，北大毕业后不久，陈振裕就有了破解惊世“大案”的机会。1964年，他被分到湖北省博物馆，并于次年夏天安排到江陵工作站工作，不久就参加了配合漳河水库第二、四干渠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顶着炎炎烈日，他与另外两名工人背着装满蚊帐、被单和换洗衣服的背包，扛着探铲等考古工具就出发了。为了避免漏掉文化遗存的痕迹，陈振裕走在漳河水库二、四干渠桩号的中间，另外两人走在他的左右两旁。三人并行前进，步行拉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们最终在江陵八岭山一带发现25座有封土堆的墓葬，并根据土色初步判断可能是汉墓或者楚墓，其中就有望山一号墓。 望山一号墓在楚都纪南城的西北7公里，墓口是长方形，长度达16.1米，宽度为13.5米，在当时的湖北算是一座大墓。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大规模发掘后，很快发现填墓坑的土里不仅有楚墓常见的五花土、青灰泥，还有白膏泥。“白膏泥是一种密封性能非常好的土，在发掘报告的几千座楚墓中，公布有白膏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这座墓密封非常好，没有被盗，可能里面的东西不仅多，而且保存得很好。大家都觉得这是好兆头。”陈振裕向记者解释道。 虎座鸟架悬鼓、精美的酒具盒、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巧夺天工的小座屏……一件又一件珍贵文物让陈振裕坚定了自己的猜测，认为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墓主人是谁？”成了陈振裕心中的第一个谜。“在绝大多数古墓的考古发掘中，很难获得墓主姓名和年代的历史信息。我们在边箱中，清理出了一批竹简。虽然这些竹简残断得很厉害，仍能看出人名‘昭固’出现得最多，并记载了昭固尚无爵位与职位，但可以出入侍王，跟楚王关系密切。”除了竹简，墓的规模与随葬器物也暗藏了许多线索，“比如随葬品中既有兵器又有文房必备的物品，说明墓主能文能武。再比如墓中出土了大批的车马器，说明墓主身份很高。” 一天上午，陈振裕照旧和同事在墓中进行发掘和清理工作，突然听见有人喊他：“老陈，你昨天拿出来的那把剑，非常精美，剑上还有8个字！”陈振裕一听，立即往库房跑去。“在这把剑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3把剑，从剑鞘中拔出后，都没有字。等最后发现这把时，因为天气越来越冷，工程很赶时间，我就说不拔了，和其他器物一起运回临时库房去。考古真的不能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那把青铜宝剑静静地躺在那里，由蓝色琉璃、绿松石装饰，剑身饰满黑色的菱形花纹，刃薄而锋利，剑光逼人，最独特的是近格处有两行八字铭文。大家辨认后，只认出“越王”“自作用剑”6个字，中间应该是越王名字的那两个字偏偏分辨不出来。在工地担任顾问的湖北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方状猷，决定把剑的照片和铭文的拓片、摹本一起寄给唐兰、夏鼐（音同奈）、苏秉琦等十几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请他们作进一步鉴定。经过40多封信件的探讨，最终达成共识，这把剑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勾践。这是中国考古界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释“笔会”。 为什么一座楚墓中会发现越王的剑？原因有两说：一种是战利品说，可能是楚国灭了越国后，这把剑作为战利品流到楚国；另一种是馈赠品说，《楚宫旧事》中记载，楚昭王的妃子是越王勾践的女儿，两人的孩子就是楚惠王，这把剑可能是作为勾践女儿的心爱之物陪嫁而来。陈振裕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国家宝藏》的“前世故事”也取了这一说法。 在我国考古史上，发现了不只一把青铜剑，但只有这把越王勾践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在陈振裕看来，不仅因为这把剑保存完好、装饰精美，出土时光泽耀目、锋利无比，体现了很高的锻造工艺，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它跟随越王勾践历经了人间的沧桑，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把越国变成了一个民富国强的国家，“这才是越王勾践剑的剑魂”。
让秦国“活”起来 在为《国家宝藏》调研的过程中，文学总撰稿于新玲印象最深的就是陈振裕：“老先生70多岁了，特别热情。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准备选用云梦睡虎地秦简，他就拿来了一本巨大的书，是1155枚云梦秦简注释释文的资料。我问一枚秦简的编号，他马上就能在书中找到对应的资料，每一条都如数家珍。” 陈振裕发现云梦睡虎地秦简是在1975年底。他刚从江陵调回武汉，就听说云梦县正在搞发掘，让他去那里看看。等陈振裕赶到时，有几个墓已经被发掘完了，正准备挖最大的11号墓，他挽起袖子就投入其中。正是在这个墓里，他们发现墓主人的头下、右侧、腹部和足部都堆满了竹简。 “当时我真的是大吃一惊。在此之前，全国考古发现的战国和汉代的简牍，都出于棺外，从未见过将竹简放置于棺内的。我们后来考证发现，墓主人是一名秦朝的基层官吏，名叫喜。这些筷子一样粗的竹简上，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写下的每日工作记录，近4万字。同样记录下的还有喜的人生和他经历的风起云涌的时代。”陈振裕话语间流露出敬佩之情。 在田野工作时，陈振裕总是白天发掘，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看书，整理当日的资料。“埋葬秦简的古墓是云梦农民修建排水渠时发现的。在中国考古史上，一次偶然导致一个考古发现面世并不少见，农民可以，工人可以，甚至盗墓贼也可以。如果光去挖，不去思考总结，那只是一名技术工人，并非考古学家。”在陈振裕心中，重要的不是挖出什么东西，而是要对这个东西做出解释。 陈振裕从带来的公文包里兴致勃勃地翻出几页手写的文稿。他戴上眼镜，伏在桌上，对着几经修改的手稿，一条一条地向记者讲解秦简上的内容：《田律》是我国最早的保护自然环境的律文；《封诊式》中的《绖死》《出子》案例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检验记录，比宋慈的《洗冤录》早1500年；《法律答问》对官员犯罪有严格规范，比如“府中公钱私贷之，与盗同法”，是最早防治和惩处官吏贪腐的律文……他真是如数家珍。 云梦睡虎地秦墓是我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也是最具有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这些秦简反映了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方面的情况，与其有关的研究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轰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古文字研究会甚至因此改名为秦简研究会。陈振裕敲了敲手稿，郑重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云梦睡虎地秦简不像曾侯乙编钟那样，一摆出来就十分气派。它其貌不扬，观众可能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但它让秦国的历史‘活’了起来，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至关重要。其实，我们考古，就是为了解释文物背后发达的文化，让每件文物后面的历史‘活’起来。”
别抱着文物躲进自己的“金字塔” 在采访过程中，陈振裕有一个回答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文物能称之为‘国宝’？” “我不知道，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嗯？” “‘国宝’需要公众来定义，而不是由学者、专家躲在‘金字塔’里选。在我看来，观众才是最好的专家。” 陈振裕从未抱着文物躲进过自己的“金字塔”。早在发掘望山一号墓时，他和同事们就在墓坑上举办了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文物保护宣传图展，并将刚出土的铜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车马器等，摆放在墓坑边，向观众展示。到了晚上，他们借用附近望山小学的教室，放映文物保护的宣传幻灯片。前来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甚至有人搭乘长途客车从荆州、沙市赶来观看。 很多年前，陈振裕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日本人说中国的儿童都是看日本的卡通片长大，并不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这让他大为警醒，“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就必定会灭亡”。所以他努力走向大众，把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告诉大家。 陈振裕参与过以越王勾践剑为主题的电影、纪录片的拍摄，走进了《国宝档案》《百家讲坛》《探索发现》等栏目，还出版了几十万字关于考古和文物的普及读本。“大家都懂得我们的历史、热爱我们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物。”陈振裕伸出手，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桌上亟待修改完善的著作《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郑心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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