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人活着,元朝还会灭亡吗?

2018-03-16   三只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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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35年,大元帝·国的子民们,日子变得愈加不好过了。

这一年在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中书右丞伯颜,把中书左丞唐其势干掉了。自此在元惠宗(顺帝)一朝,伯颜权·倾朝·野。

 元末权臣伯颜。他专权时弊政很多,但最后背锅的却是元朝。

伯颜,原是拥戴元文宗上·位的功臣,只不过当时的头号功臣,即唐其势的父亲燕帖木儿还在,所以文宗一朝,伯颜还不算太出头。而随着燕帖木儿去世,文宗、宁宗、惠宗三朝更迭,伯颜的地位开始变得显赫起来。

虽然在秉政之初,伯颜做得看起来中规中矩:又是奏请勿夺农时,又是主张“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什么减赋免徭役,什么赈济贫饥,好像都很有样子。

但自从干掉唐其势大权·独揽之后,伯颜开始“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

所谓“虐·害天·下”,以其推行的种种反对汉法的政策尤甚。

比如,朝中有人奏请废除科举,伯颜说好啊,以“举子多以赃败”之名废了科举;

比如,禁止汉人、南人(南宋旧民)、高丽人持兵器,不得蓄养马匹;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

甚至,伯颜请求·光张、王、刘、李、赵这五个姓的汉·,还好惠宗没有准许……

 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剧照。“杀·光·五·姓·汉·人”成了小说《倚天屠龙记》的一个桥段。

自世祖忽必烈建元以来,附会汉法还是反对汉法,元朝内廷一直吵个不停。但如伯颜这般反对汉法的,从未有之。

伯颜的歪点子,不仅让帝·国的朝廷、社会空前撕裂,更是给后世留下话柄:看吧,当年元朝是如何如何。

权臣如此瞎搞,元朝内一批有识之士看不下去了。其中有个人,虽说是伯颜的侄子,却也对其所作所为难以苟同。表面上他还是谦恭地对待自己的叔叔,暗地里却忧虑着帝·国和家族的前途。

就这样,托克托被历史推向了元朝乱局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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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字大用,1314年生于官宦之家。其父马札儿台,是权臣伯颜的弟弟。少年时期的托克托不仅继承蒙古族尚武的优良传统,膂力过人,可挽弓一石;也求学于当时的名儒吴直方,法先人圣贤之道,“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

1329年,16岁的托克托入朝觐·见元文宗。文宗见了他之后大赞道:“此子后必可大用。”

在伯父伯颜的荫庇下,自文宗朝起,年轻的托克托就开始担任一些官职,而伯颜也把这个侄子视作亲信。在与唐其势火并的时候,托克托亲率精锐与唐其势党羽接战,大破之,为伯颜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由此愈加得到伯颜的信赖和倚重。伯颜在惠宗朝独·揽·大·权后,托克托的地位也随之飞升。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即元顺帝,元朝最后一位统治中原的皇·帝

此时伯父权·倾·朝·野,自己也身居要职,照这个剧本写下去,托克托的未来应该一片光明才对。然而托克托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伯父的做法实在有些过火了。

倘若推行一系列反对汉法的政策,得罪朝中一干汉法派的大臣,这尚可被容忍,但其气焰太盛,处处越权,“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又将“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其势焰薰灼,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惠宗对此芒刺在背,皇·帝与权·臣之间的矛盾昭然若揭。

在这种时局下,托克托对其父马札儿台说:

“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我们一族都会受到牵连。不如在这之前就做打算。”

然后又问计于自己的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了:

“古语有云,‘大义灭亲’。大夫只知忠于国家就好,哪还有其他的顾虑呢?”

托克托心里忧虑:“事不成奈何?”

吴直方回答说:

“事不成那是天意,一死复何惜。就算是死了,也不失为忠义啊。”

托克托于是横下心来要扳倒伯父。暗中与惠宗密谋,找机会对伯颜下手。

开始的时候,伯颜并不知道自己的侄子已经反了水。直到有一次,伯颜上奏声称“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企图进一步限制汉人在朝中的权力。托克托听说这事儿后,便在吴直方的建议下提前与惠宗通气:“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于是伯颜的图谋没有得逞。

事后伯颜知道原来是托克托在背后捣鬼,大为惊讶,于是又上奏惠宗说:

托克托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

惠宗自然是庇护托克托,不把伯颜的话当回事。

1340年,伯颜与太子出猎柳林。惠宗在托克托的策划下趁此机会,一面拱卫京师,一面下诏派人收夺了伯颜的权力,将其贬官出京。伯颜在外,其僚属见其失势,竟鸟兽散。一代权臣就这样从天上掉到地下,最终死在贬谪途中,成了后辈的垫脚石。

 托克托,韩剧《奇皇后》剧照。

3

扳倒了伯颜,属于托克托的时代到来了。在惠宗的支持下,托克托就任中书右丞,着手革除伯颜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至正更化”。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首先是恢复科举。

虽说有元一代,通过科举仕官的人仅占元朝官员总数的4.3%而已,但科举的有无,却是一个风向标。反对汉法的伯颜取消科举,“科举若罢,天下人才绝望”,而今恢复科举,正是元朝政策从伯颜时期扭转的一个象征。

1341年年末,在托克托秉政不久,元朝便复开科举,仍循旧例,每三年一次。对此,吴直方感叹道:

“开设科举并不是为了人人当官,只是有了科举,百姓家里便会有读书之人。人读了书就不会轻易为非作歹,这对于治理国家是很有意义的。”

而针对当时元朝区分对待国民,南人普遍难以求官入仕的情况,后来元朝亦下令:

“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

自此,历年南方的进士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有任御史、尚书等职位。

 元朝武士征战图。战斗力强悍不代表没文化,好歹元朝也是搞了16次科举的。

由于自幼跟随吴直方学习,浸染儒学,所以在托克托看来,儒学对国家的治理大有裨益。于是在恢复科举的同时,托克托重开经筵,选国内大儒为皇·帝、皇子讲经授儒,“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

元代经筵,在向皇·帝宣讲儒家经典,教皇·帝为政以德的同时,也不时扮演着劝谏是非的角色。即所谓“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

比如有一日惠宗观览宋徽宗的画作,啧啧称善。此时身在一旁的经筵官便进言说道

“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

惠宗问道是哪一件事。回答说:

“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

借此敲打惠宗,居安思危,不要做亡国之君。

 “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

1343年,在托克托二度任相的时候,一项重任交到了他的手上:修史

自古以来,皆新朝为旧朝修史。元代之前,辽,宋,金三朝并立。为三朝修史,实乃当时文化界之大事。而此次修史,与之前历次官修史书相比,又有两大特点:

其一,修三史的班子不只有汉儒,还有蒙古、色目、党项等其他族群的知识分子。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参与修史,这在是非常罕见的。而多种史观的交锋碰撞,也避免了汉儒一家之见,使行文笔法更加全面。

其二,在托克托的主张下,辽、宋、金,三史的修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古来修史,面对分裂的局面,选哪一个为正统总是免不了一番争论。修三史时,面对北宋与辽并立,南宋与金并立的情况,有人主张以北宋为正统,其后金为北史,而宋高宗之后为南宋,有人对此又表示不同意,彼此之间争论不休。直到托克托拍板,方止争论。“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是对华夷之辨的一次突破。

两年半之后,三史修成。由于是托克托主持编撰,所以现在人们所见的三史书影,著者均是他的名字。

 《宋史》书影。

4

复科举,开经筵,修三史。在托克托的运作下,元末的思想界、文化界为之一振。

然而,要挽救危机四起的大元帝国,只有文化上的动作是不行的。毕竟那个需要潜移默化,需要来日方长。要扭转衰败的国运,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才行。

所以当时元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缺钱!一个字:穷。

有元一代,虽然百姓赋税很重,但却还是财政赤字巨大。这是怎么一回事?

元朝政治的动荡,皇权频繁更迭。自世祖忽必烈去世,到惠宗妥懽帖睦尔登·基,短短三十年间,元朝先后换·了十个皇·帝。每一个新·皇·帝上任的时候,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都会皇室、贵族、功臣,大行赏赐。

为了不“加赋于民”,所有的赏赐皆由官府承担。然而,元朝皇·帝都是豪爽之人,这赏赐起来手笔一个比一个大,完全无视国库的情况,以致到最后种种赏赐累加起来,竟让国家财力难以承受。比如在元成宗登·基的第二年,中书省就向皇·帝报告说:

“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谢马、勘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

原来成宗继·位才一年,竟然就快把国库的积蓄在赏赐上败光了!

 元成宗铁穆耳。

元武宗继·位后,为了显示天恩浩荡,放言成宗时期的赏赐制度不变:原来怎么赏,现在还怎么赏。然而成宗时好歹还有忽必烈老爷爷的积蓄保底,赏还算能赏得动。到武宗时,国库已经光光了,要如何像以前那样“赏”呢?于是中书省再度告急:

“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徒,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

说出来真是好笑:一个幅员辽阔,疆土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帝国,居然把自己给“赏”穷了。

5

除了滥赏,元朝统治者的消费习惯也是灾难性的。哪怕国库都空了,王公贵族们照旧还是过着奢靡的生活,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

元朝上上下下崇佛,朝廷在佛事上开支浩大。

元朝建国以后,皇·帝、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皇·帝登·基,便会营建一座新寺,因此元朝寺庙比起前代数量更多,规模也更庞大,用工也更奢华。

1295年,元成宗为皇太后建寺庙于五台山,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等十路“应其所需”,“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下数力,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女废耕织,百物涌贵。”伤财又劳民。

上面说到元朝皇·帝喜欢滥赏,这其中也有赏给寺庙的份:

“举凡金、银、钞、帛、矿产、邸舍、酒店、湖波、库藏、田宅、奴仆、牲畜、农夫、耕牛等,莫不作为赏赐之具。”

从钱到物,从人口到土地,什么都给。佞佛的风气,终元一世一直没有改变。

 元代寺庙

钱本来就不多,还滥赏,还奢靡,还佞佛。这钱当然禁不住花。那花光了怎么办?

——印呗~

早在1260年,忽必烈时期的元朝便发行“中统元宝钞”,建立起统一的纸币制度。在最初的十几年里,政府严控纸币发行量,但后来随着财政用度渐渐窘迫,印钞量便陡然增加起来。

1280年后,由于纸币超发,物价比元初已经涨了10倍。之后元朝政局动荡,皇位不断更替,经济没有起色,财政支出却日益庞大,几乎每一个皇·帝的任·期里,都是赤字经济。

元朝统治者不愿“加赋于民”,于是选择了更狠更直接的方式平衡收支:海量的钞票被引出来,进入市场流通。百姓的财富一夜之间便被洗劫一空。这真的比明抢还带劲。

 元代纸币

除了政府疯狂印钞,民间也有铤而走险者私自印钞。真币本来就够多的了,现在还有假币。可以想象下元朝的民生是一种怎样的境况。

所以托克托上台的时候,他眼前的大元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货币满天飞,但实际上,百姓和政府都没钱。

于是在托克托的主持下,于1350年,皇·帝下诏,变更钞法。

6

除了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困扰元朝的顽疾:河患

最爱君刚发过一篇关于黄河的文章,里面提到历史上的黄河下游频频改道,不仅百姓受苦,又是还会连累国运。这话用在元朝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元代的河患非常严重。在统治中原不到九十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二百六十多次,还有三次大改道。

1344年五月,暴雨连续下了二十多天,河水猛涨,在今山东曹县冲破白茅堤,之后金堤也被冲破,以致豫皖苏鲁交界一带变成千里泽国。

黄河水患,不仅让受灾的居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对元朝朝廷来说,也是如坐针毡。这不仅仅是因为受了灾的居民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赈济,极有可能暴发起义;更是因为元朝的经济命脉——大运河和盐场皆在洪水猛兽的威胁之下。

 京杭大运河

上文提到,元朝本来就穷,所赖财源无非就是江南赋税,以及官营盐铁。一旦大水冲入运河,阻塞漕运,江南的钱上不来,身在元大都(北京)的朝廷就干着急。盐场要是再被水冲了,那就是雪上加霜。

如果说“钱”的来源出了问题尚可能忍,但若“粮”的来源出了问题,那任谁也忍不了。元朝时期,京畿一带的口粮,已然全靠大运河运送。如果大运河淤塞了,钱运不来,粮更运不来。要是没了粮食,百姓造反那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了。

所以,在托克托、贾鲁等人看来,这河患必须得治治了。

1349年,在惠宗的授意下,托克托召集群臣,商议治河事宜。会上,朝臣分为两派。一派反对治河。有大臣说了:

“河之故道,断不可复。”

因为“山东连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此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在这大灾之年兴此大工程,聚集二十万贫饿之民,这不是要搞事情吗?

甚至还有大臣说,黄河决口改道,这是“天事”,应该听之任之,不该人为干涉的。

而贾鲁却坚持“河必当治” ,提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并强调:

“役不大兴,害不能己。”

最终托克托采纳了贾鲁的意见,声称:

“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

就这样治河的决心,下了!

 贾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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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无论是“变钞”还是“开河”,托克托所做的决定,出于维护元朝统治,出于缓解社会矛盾,出于改善民生,都是应当时之需,无可指摘。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两项决策,将元帝国推进了深渊。

首先是变钞彻底失败。

托克托的变钞,采用的是二钞并行的方法:

印制新的纸币名叫“至正交钞”。这种新纸币,一贯抵铜钱一千文,或旧纸币两贯。之后动用纸币发行准备金,又铸“至正通宝钱”,即一种新的铜钱,与历代的铜钱并行使用。经过变钞之后,元朝市场上总的来看便是纸币、铜钱同时流通。

可以说,如果控制好物价和纸币的发行量,这样的货币政策是有可行之处的。然而恶性通货膨胀却在变钞不久之后便发生了: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

“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既然有实在价值的铜钱,加上当时仍旧滥发纸钞与动用纸币发行准备金,本来已经疲软的纸钞就更不值钱了。所以到下诏变钞六年后,纸钞“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

托克托的变钞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红巾军起义

至于治理黄河,虽说在贾鲁的主持下,仅用了7个月就完成了疏堵工程,为祸7年的河患终于被控制住了。但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却给这场治河工程蒙上了阴影。

就在贾鲁治河之际,黄河南北有童谣唱道: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结果真在黄陵岗挖到一只眼的石人。而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趁机在颍上作乱。红巾军起义的战火就此燃遍了华北。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人,也纷纷在长江流域举事。

元末由此天下大乱。

8

面对这遍地烽火的局势,身为宰相的托克托责无旁贷,担起了平乱的重任。在元朝各路官军的围剿下,红巾军起义陷入低潮。

1353年,托克托统领近百万元军与张士诚鏖战高邮,将其围困城中。眼看起义就要被镇压,元朝朝廷却传来了消息:

托克托被罢相,并被夺去了军权。

 剧照:托克托,涂门饰

当时朝中弹劾托克托的奏章是这么写的:

托克托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

这根本就说不通嘛!

然而惠宗妥懽帖睦尔本就对托克托变钞开河之举造成的窘境颇为不满,现在托克托领军在外,惠宗也担心托克托成为伯颜第二。于是在左右的撺掇下,终于下诏削了托克托的兵权。

当皇·帝诏书下到军中时。托克托的左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辞,劝他先不要打开。但托克托却说:

“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

于是受诏听命,交出了兵权。

其部下哈剌答听此消息,对托克托说:

“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

说完竟然拔刀刎颈而死。

 元末农民战争示意图。

随着托克托阵前被免,高邮之战的战局的确发生了逆转。失去主帅的元军顿时群龙无首,缩在高邮城里苟延残喘的张士诚便趁机率军突袭,一举击溃了城外元军。

随着元军的溃败,元朝的国运也如溃军一样,再难复起。而托克托则被远贬云南,并在1356年被奸臣矫诏鸩杀。

元朝最后的名臣就此陨落!

托克托死后的第12年,明军攻入大都,惠宗北逃。曾经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最终还是退回了草原。

后来有元朝官吏慨叹道:“设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固然历史没有假设。但就算托克托不死,以元末那般腐朽的政局,又岂是一人之力可以挽救的?

元朝末年,有这样一首元曲流传。一个帝国的衰败之由,大概都在这首小曲之中了:

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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