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中国的中产阶级焦虑、保守、犬儒

2018-03-16  恆先無有


经济盛宴的散场

“如果要谈中国经济的前景,那我会先捋一捋中国经济的来路。”德怀特·珀金 (Dwight Perkins)不紧不慢,他认为要知悉中产阶层所处的时代。十年前,他与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Rawski) 合作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经济将无法维持9%的高增长率,这是预测中国经济放缓最早的声音之一。

珀金斯提到,中国往昔的经济 奇迹归根结底在于四大基本因素:苏联模式的解体、改革开放、城市化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改革之初,中国消费市场十分低迷,住房及交通等设施发展滞后,需 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使得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投入现代化生产,造就了人均产出的繁荣。

“这 四大因素已发生转变。”中国不能继续依靠修高速、高铁及机场等基础设施维持高增长,而房地产市场总体已开始筑顶,增长潜力不大。大规模的投资仍是中国增长 的最大特点之一,但长期以往并不可持续。在城市化问题上,他援引蔡昉教授的言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退,城乡移民所带来的增长开始放缓。”

继 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之后,中国正在告别所谓的“赶超性”增长。“9%或10%的极高增长率,会在发展中国家完全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时提前终结。”珀 金斯认为经济增率的“跌落”是普遍现象,但动因则不尽相同。由于资本泡沫及老龄化,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常的停滞时期,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正常的放缓阶段,但 存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经济会否“硬着陆”或滞胀,是中产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就像是盛宴散场后,焦虑要如何面对残 羹剩饭”,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媒体上对“硬着路”的定义很杂,而这一概念此处指显著的经济放缓,甚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还不具备“硬着路”或滞涨 的客观条件,”说这番话时,珀金斯并非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频繁曝光无所知悉。

“中国面临企业负债过重、金融市场混乱、银 行坏账率过高等问题,如果这一系列问题发生在美国,很可能引起严重的衰退。”珀金斯解释道,这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制度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中国则不 同。目前,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率为8.1%甚至更高,但政府通常会选择增发货币来救助银行以维持其资金链稳定。

随即,他把 时间维度拉长,指出政府长期救助业绩不佳的企业,最终会造成经济放缓;若增加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的投入,会造成该领域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如果这样循 环往复,加上老龄化的深入,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会增大。”珀金斯认为补救的方法是,投资其它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比如环境清洁领域或高新技术领域。毕竟,刺 激国内消费并非易事,中产还没适应“双面”人生。


中产的“双面”人生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Lipset)指出,中 产阶层有经济与政治两副面孔,他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后,对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学界 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今也并不稳固。”

中国中产是积极的经济参与者,拥趸经济市场 变革来积累更多财富;但他们又是犬儒的政治旁观者,害怕社会变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珀金斯认为,正因为中国中产具有的政治犬儒性,他们时下对经济面孔的 维护格外焦虑。《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资本逃逸是中国中产阶层对未来形势感到不安的体现之一。近年来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 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高通胀率、飞涨的房价及混乱的股市似乎都在蚕食中产的财富。

“在经 济下行的趋势下,股市不是可靠的投资渠道,人民币近期又面临贬值压力,所以更多的流动资金选择投资海外市场。”珀金斯认为,中国的股市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入市更像在赌博而非投资。政府最终会对内幕交易、经纪人的各类手段有所把控,但这一过程相当艰难。当国家正在发展时,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银行体系、房地 产市场及财富管理产品,这些投资渠道并不总是可靠。

珀金斯的声音沉了沉,“中产不是亿万富豪,必须谨慎管理自己的财富”,他的右手随即在胸前比划了一下。事实上,“中国人比以往更为富有,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他从事中国研究这段岁月里,中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从几百美元增至几千美元。

如 今,学界将中国中产大致分为三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珀金斯认为,边缘中产阶层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群体,就业 压力和房价压力等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层生活。许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呈现出边缘中产的特点,“在经济下行趋势中, 他们的焦虑一般更为严重。"

然而,问题根源或许在于中产希望在守护财富的同时,维持“岁月静好”的状态,却忽视经济地位的 维系很多时候离不开社会变革。所以,每一次公共安全事故后,中产阶层虽是舆情的倡导者,却未能将危机转化为呼吁社会经济改革、财产权利、政治问责与公民权 利的契机。不满情绪褪去后,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替代出路,比如代购奶粉、出国就医、投资移民。珀金斯认为,多数中国中产对“双面”性的偏颇认识,是焦虑难易 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的重要原因。

中产的漫漫前路

“长远来看,中产阶层的壮大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可能超过经济影响。”

珀 金斯认为,从经济层面而言,中产在经济下行的阴云笼罩下,仍对中国向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起到关键作用。当更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开始占主导地位时,他 们会开始思考经济社会体制要如何运行,不再一味遵循政府指示,这是政治诉求的觉醒。上世纪90年代,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不满军队控制下的政府,致使旧 制度无法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选举,最终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中产阶层被视为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但太多例子证明中国 中产呈现出保守与犬儒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制度根源,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 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

珀金斯认为,中国中产不太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普选或多党制的剧烈转型,因为 他们与既有的政治体经济制联系紧密。“反对的声音”不但会被政府会视为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威胁,大多数中产也会将其视为“扰乱稳定的喧嚣”。不过,社会转 型的压力并不会来自中产以外的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相对农业人口而言,会较多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社会转型的主要压力最终必然会来自城市而非农 村。”

社会问题会对中产造成经济地位冲击,并加速中产对“政治面孔”中权利诉求的觉醒。去年的天津港事件,许多中产一夜间 失去房产且赔偿无门,其背后或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珀金斯认为,该事件是中产阶层面临的诸多潜在问题的表现之一,触及中产的权利诉求,但目前对社会制度 不会造成持续的冲击。“只有更多人感到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甚至高层官员开始厌倦既有制度时,经济社会制度才会发生更多重大的变革。”

在 其新书《东亚的发展:基础及策略》中,珀金斯分析了收入分配情况,以揭示社会不同发展趋势及阶级差距。比如,日本维持了较为温和的贫富差距,但中国已成为 亚洲发展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他在采访中指出,“不断拉大的阶层差距会堵塞向上的阶层流动通道。” 珀金斯阐述道,中国政府从农民那低价接收土地,然后推高地价,给农村留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拉动了住房成本上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虽然通常 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在没有政府补贴或相关人才政策的情况下,仍难以负担所在城市的高昂房价。

城乡发展二元化、城市间发展 不平衡,使得城市中产想要逃出围城寻求更好的立足之地,农村人口想要逃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福利。然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而社保制度则 限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社会需要保证向上的阶层流动,有活力、能力及思想的人应该能受到更多的教育,并有机会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 队伍也会随之壮大。”珀金斯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调整个人所得税调整、房产税、户籍改革等策略来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不过,他亦希望看到“双 面”中产阶层对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诉求与推动。

物质的普遍贫困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必要改革推力,如今中产对财富与权利的普 遍焦虑则可能为社会转型创造“卡尔多改进的难得契机”。珀金斯在采访快结束时谈起这一经济学概念,简而言之,他指的是中产阶层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 能够补偿其它阶层,最终使整体的社会效益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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