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飞凡（1897-1958），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湖南醴陵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55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成为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被称为“衣原体之父”。他对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9 年春，当汤飞凡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时，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异常难走的路，可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为了在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民，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毅然回国兴建中央防疫处到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后，就任细菌学副教授的汤飞凡看到的现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捐出了自己的显微镜，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利用教学之外的时间开始了他的病毒研究工作。
自1930 年开始，汤飞凡做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比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有人进行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就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 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是1937 年“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当时中国连年发生的战争和天灾，致使瘟疫猖獗流行，在这种情况下，恢复防疫处显然是最迫切的需要。就在这时，汤飞凡接到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从武汉寄来的信，约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陆的重建工作。汤飞凡没有犹豫，携夫人奔往长沙，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1939 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几经坎坷，1940 年春， 防疫处新址建成。
因为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汤飞凡便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防疫处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就办了一所子弟小学。由于汤飞凡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及职工工资，他又在夫人何琏的倡议和带动下，组织家属养猪、养鸡、种菜，除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生活，剩余的还能拿到城里去卖……
汤飞凡并没有因为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停止制造过时或已经证明无效的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改革旧工艺，并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了大后方的防疫需要，还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1943年，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还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这时的防疫处，已不仅仅是个“工厂”，它还是当时战场大后方一个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为当时西南的防疫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曾在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年轻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行业领域的骨干。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现北京），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也在1945 年的秋天来到了北平。战后的北平一片废墟，原防疫处也惨遭日军的破坏，必须重建，可是政府拿不出建设经费。经过四处奔走，汤飞凡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筹到了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资，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获得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
为了把新址建好，汤飞凡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施工。为了节约经费，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每当他在工地巡视的时候，哪怕见到一根2尺长的管子也要捡起来交给监工…… 在汤飞凡的努力下，新址于1945 年冬开工，1947 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扩展了不少，并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 疫苗供应 功不可没
1949 年1 月底， 北平和平解放。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使产量大幅增加——1951年比1949 年增加了7 倍，1952 年又比1951 年增加了13 倍。
1949 年10 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要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但是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便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满足了内需供应并有效控制了疫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但我国与亚非拉国家有着良好的友谊，并有很多交往。当时的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去的人员必须提前注射黄热病疫苗，可我们国家当时没有这种疫苗。汤飞凡就用1947 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 制出了活疫苗，解决了这个难题。
为了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中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就普种“牛痘”。当时的研究所是痘苗生产供应的主要单位，但是疫苗产量很低，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后来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研究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 年底，每天的产量就已超过10万支。中国在1961 年就彻底消灭了“天花”，这比全球消灭“天花”还早了16 年，应该说：汤飞凡功不可没。 恢复沙眼病原研究
1950 年，我国卫生部筹划在全国建立6 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将生物制品划归国营生产。汤飞凡非常拥护这个计划，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设立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中央机构。其实，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未被理会。这次他的建议刚一提出， 就被马上采纳，卫生部委托他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51 年该所成立后, 汤飞凡临时兼任所长，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草案）。从此，中国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1954 年， 汤飞凡摆脱了行政事务，重新走进实验室，恢复了中断将近20 年的沙眼病原研究工作。
“沙眼”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结膜角膜炎，患有沙眼的人常常会出现异物感、畏光、流泪等不适现象，更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失明。“沙眼”在世界许多地区广泛流行。在以往，中国人口中有50% 患有“沙眼”，边远农村还有“十眼九沙”之说。
当汤飞凡重新开始沙眼病原研究工作的时候，国外已陆续有人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了。当时国际上关于沙眼病原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细菌病原说”，一种是“病毒病原说”。经过室验，汤飞凡推翻了“细菌病原说”；而另一种“病毒病原说”，经过多次实验病毒也并未被分离出来，所以未能下定论。 研究病原 独辟蹊径
早在中央防疫处做研究的时候，汤飞凡在研究病毒性状和包涵体本质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从小到大的一个长长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之间存在着“过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体、牛胸膜肺炎支原体等。他认为，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循着这条思路，汤飞凡制定了研究计划：同步进行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
为了保证病理材料的真实可靠，汤飞凡特别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对所选的典型病例进行了鉴定。鉴定完毕后，汤飞凡亲自带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201 份材料。通过仔细研究，汤飞凡在48 份病例中找到了包涵体，并发现包涵体的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以及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这些发现彻底澄清了自1907 年发现沙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
对于沙眼病原体侵入宿主细胞后的发育周期，汤飞凡是这样描述的：“原体和始体均为沙眼病毒的演变形式……原体代表静止，始体代表活动繁殖状态。原体变始体，始体又产生原体……我们可推论沙眼病毒的原体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细胞内，即增大其体积变为始体，繁殖发展成散在型包涵体，以后继续发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终至填塞型的包涵体。此时或在此以前，始体复变为原体，最后细胞被原体填塞以致破裂，原体涌出，再侵袭别的健康细胞，重复感染。”这些发现在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在人工感染和动物模型中被完全证实。
与此同时，汤飞凡所进行的猴体感染试验也获得了成功。他和助手让猴子感染了沙眼，发现由于猴子与人的眼结膜解剖学构造不同，因此猴子患了沙眼后的症状也与人不同——没有瘢痕和血管翳。他们还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发现了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猴沙眼包涵体。
但是，他们所进行的病毒分离实验却失败了。曾经有日本学者报告过用幼鼠脑内接种或鸡胚绒毛尿囊膜接种法分离病毒获得成功的消息，但是因为没有能够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认。汤飞凡认为用日本学者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相信沙眼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性质相近，而后二者能在鼠脑内生长。于是他决定病毒分离试验先从重复日本学者的实验开始。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和助手从201 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样，接种了2500 余只幼鼠，却没有一只幼鼠发生类似于日本学者所描写的症状，他们也没分离出一株病毒。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汤飞凡并没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离沙眼病毒的可能性，而是决定先把它搁置起来，改用鸡胚来分离。 “汤氏病毒”TE8诞生
虽然经历了一次失败，但是汤飞凡没有气馁，他又重新做起了分离病毒的实验。这次，他没有采用绒毛尿囊膜接种，而是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囊接种。汤飞凡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因素，认为除了选择敏感动物和适宜的感染途径外，还需抑制杂菌生长，因而决定在标本中加抗生素作为抑制剂。因为当时临床上已经知道链霉素治疗沙眼无效，但对于青霉素的疗效还不明了，所以汤飞凡选了这两种抗生素。没想到试验进行得非常顺利，只作了8次试验就分离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
这株沙眼病毒，被汤飞凡命名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鸡卵，8是第8次试验，后来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把它称为“汤氏病毒”。
由于青霉素能杀死病毒，因此病毒分离的成功率并不高。后来，汤飞凡和助手改进了方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链霉素的量，延长了链霉素在标本中的作用时间，使病毒分离的成功率达到了50％，汤飞凡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又连续分离出8株病毒。 矗立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汤飞凡纪念碑 解决了半个世纪的争论
试验成功了，有人建议汤飞凡赶快发表成果——当时世界上有许多实验室正在竞相分离沙眼病毒，不赶快发表，怕被人抢先。但是科学态度严谨的汤飞凡并没有同意，他还要证明所分离出的病毒也能在人的眼睛里引起沙眼才行。
汤飞凡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求卫生部允许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0 名志愿者进行人体感染试验。卫生部没有同意汤飞凡的要求，更不赞成他用自己的眼睛做试验。他向卫生部解释说，他已经找到治疗沙眼的特效药，感染了沙眼很容易治好，可是卫生部仍不放心，拒绝了他的申请。
就在人们以为他已经放弃了人体试验的时候，他却在新年假期里不声不响地将沙眼病毒滴进自己的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后来又重新把病毒分离出来。为了能观察到整个病理过程，他肿着眼睛坚持了40 多天后才接受治疗。他通过对自己的人体试验确信无疑地向世人证实了他所分离的病毒对人的致病性，从而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沙眼病毒分离成功很快就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将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汤飞凡颁发了沙眼奖状和奖金。
汤飞凡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本期编辑：Ton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