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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钟以敬 （1867—1917年），字越生，又字矞申，号让先，又号窳龛，浙江杭州人。 西泠印社之名已有横匾竖牌，尚缺摩崖刻石。钟以敬沉默片刻，提笔在石壁上题写了“西泠印社”四个小篆大字。吴潜乃刻碑高手，随后即取铁锤钢钎将其凿制成刻石作品。 西泠印社摩崖石刻 钟以敬书“西泠印社”及吴昌硕书辛酉社员题名石刻 钟以敬研习刻印先从西泠八家的黄易、奚冈入手，再学赵次闲、陈秋堂的印风。经反复摹刻，又吸收赵之谦与徐三庚的特色，到弱冠之年，他已尽得诸位前辈的神髓。 由于家庭富裕，钟以敬并不靠刻印谋生。为朋友同好刻印分文不取，篆刻全凭个人的兴趣。《广印人传》称他“刻印宗浙派者，当推巨擘，刻竹亦精雅，摹金文者更胜”。 钟以敬的人生大逆转起始于钟父的离世。一心向艺的钟以敬没有接受过治家和管理产业的培训，于意外与惶恐参半中当起了钟家的掌门人。然所遇非人，在酒肉朋友的带领下，他开始频繁出入茶楼酒肆，在一迭声的“钟大老板”的热呼中迷失了自己。到上海后，更是变本加厉，败光了家产，母亲去世，妻子与之离婚，最后他只能寄居在上海的一所寺庙中，此刻的他感到世态炎凉，自己的荒唐。他给自己起别号“窳龛”，是粗劣败坏的意思，其内心的悔恨尽在不言之中。 身为金石鉴赏家兼同乡的褚德彝怜其遇人不淑，惜其才华，与汤勉斋一起前往上海寻找。因多次寻找不着，褚德彝在报上刊出寻人广告，后有人提供线索，他们才在一所小庙中见到了形容枯槁的钟以敬，将他带回杭州，替他租房安顿，又去各大画店扇庄为他挂出润例招揽刻件，让他重新开始自食其力的从艺生活。 钟以敬开始是忐忑的。他怕自己名声不好，没有人请他刻印写字。可这世界上又不时能遇到机缘巧合。开始时鲜有委托刻印者，可他的篆刻技艺引来了一位爱好印艺的年轻人，那就是日后成为西泠印社创社四君之一的王福庵。钟以敬对后学王福庵却热情勉励，真情相待，遂结忘年之交。 其在 “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的边款中刻道：“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于猎碣尤得古奥之致。己酉孟春摘许书后序语属钟敬治印”。且王福庵的《麋砚斋印存》第三至五卷全系钟以敬为其所刻，有80方之多。 民国初年的印坛上出了个奇人齐白石。由于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削，何尝是刻印”“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等语，引起了篆刻界就刻印是否要整修的争论。当然，修与不修要看各人的风格。年轻的王福庵也关注到这个关乎篆刻审美的取向之争，他的观点是略整修为佳。王福庵常常出石求刻，但又担心钟以敬过分修改而有损韵味，所以每当刻至恰好时即袖印而归。为了不让钟以敬觉察，王福庵多半用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如出外购物或请客喝酒等，事后再让钟以敬补款。 奢靡荒诞远去，钟以敬静下心来，冲切剔刓潜心创作，并迸发出不绝才思，总结从艺感悟。他给艺坛留下了《篆刻约言》《窳龛留痕》《印储》三本书，成就了其清末民初的名家地位。 钟以敬印艺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于印学理论上亦自有建树。他所撰《篆刻约言》虽非长篇大论，多系探究得失之言。其所刻印章之边款中，亦时有论印之碎锦。钟以敬尤善小字款识，堪与陈秋堂比肩，尝应王福庵之请刻“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三侧边款刻《说文·后序》语，凡二百八十余字，银钩铁画，精致绝伦。1935年，张鲁盍辑其印稿，汇为《钟矞申印存》。 或归咎于早年的荒唐，或是其家庭遗传基因的缺陷，钟以敬身心憔悴，50岁就谢世了。在其所刻的“福庵书翰”一印之侧，王福庵补款曰：“越生社兄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归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补记，时距公殁正一祺矣。”又在其篆毕未刻的“麓山游客”印的边款上，王福庵补字曰：“越生为余篆此印，未及奏刀遽归道山。今于遗箧中检还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记。” 1944年，高时敷编辑《乐只室印谱》时，清末入民国的印人，也只收录了吴昌硕与钟以敬两家。作为传浙派余绪而能有所建树的印人，钟以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规模汉韵，承传西泠八家衣钵，启迪新浙派的贡献更为时人所看重。 钟以敬作为清末民初时期浙派印风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晓印制类别、源流体制，说来如数家珍，每每总能给同道中人排疑解惑。其篆刻风格含蓄庄重，自有一种精整隽雅之神韵。钟以敬以西泠诸子为法，以邓石如为宗，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次。 他通过分解与综合，触类旁通，形成自家面目，表现出“无一笔无来处”的深厚功力。他将苍浑的刀法化为劲逸轻灵的运用，用刀去表现书法的意味，把刀痕藏入笔意之中，把浙派传统碎刀波磔生辣的印风推向一个蕴藉渊雅、雍容和平的境界。 钟以敬成为以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和唐醉石等为代表的新浙派与西泠八家之间的传承人物。 邵庆辰印 福庵所作 且食合梨 山阴州山吴氏竹松堂藏 蕉绿馆主孙老鄂之印 金石刻画臣能为 明州周宗镐字衡夫印
千里快哉风
寿祺印
伏庐
锐侯曾观
摩诘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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