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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7 一、急症克星 葛洪是深受老百姓喜欢的民间医生。他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 他把在广大的农村里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不是大部头的著作，但是非常实用。“肘后”就赴说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脐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袖珍本”。 “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到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非常受欢迎。 葛洪很注意研兖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 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 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儿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 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 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 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免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 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写道: 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 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蛰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人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 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二、特效药的开拓者 葛洪开发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 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葛洪早在1500 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上药”之王 1金丹大药是上品神药 葛洪是著名的炼丹家。葛洪认为，金丹大药是上品的神药，如同五谷能养人身体一样，服食金丹大药，定能“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让人长生不死。他说:“夫五谷犹能话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而服食草木之药，只能起到延年的作用，不免一死。因为“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为什么服饵了金丹，就可以使人长生或成仙呢?葛洪认为:“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71页)。葛洪继承了战国以来方仙道的思想，明确指出:长生之道，不在祀鬼神，不在导引和屈伸，而在金丹大药。因此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把服食金液还丹当作成仙的最高途径。他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70 页)。这一思想还反映在葛洪对炼金术目的的看法上。葛洪认为，道教炼金术(黄白术) 用人工方法制造金银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致富，而在于饵服成仙。他说:“至于真人作金，自欲饵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86页)。葛洪并且对那些把黄白术当作一条致富捷径的“不敦信让，浮深越险，乾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之徒予以痛斥。 葛洪认为:“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次者白银，次者诸芝，次者五玉，次者云母，次者明珠，次者雄黄，次者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196页)。“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196 页)。故服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等皆可令人飞行长生。而“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同上)。 晋代以前成书的有关外丹黄白术著作，大都缺乏详细的丹药配方和具体的实验操作记载。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虽被道教尊奉为“丹经王”，但他对炼丹方术只着重从理论上论述，缺乏具体方法和实验记载。葛洪在《抱朴子 内篇》的《金丹》、《黄白》卷里，则系统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炼丹、炼金成就，具体介绍了许多丹经和炼制方法。在《金丹》卷中，记载了《黄帝九鼎神仙经》、《太清丹经》、《五灵丹经》等古代丹经，而且还记载了《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立成丹》、《取伏丹法》、《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康风子丹法》、《崔文子丹法》、《刘元丹法》、《乐子长丹法》、《李文丹法》、《尹子丹法》、《太乙招魂魄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墨子丹法》、《张子和丹法》、《绮里丹黄》、《玉柱丹法》、《肘后丹法》、《李公丹法》、《刘生丹法》、《王君丹法》、《陈生丹法》、《韩终丹法》、《以金液为夷喜巨胜之法)、《小神丹方)、《小丹法)、《小佴黄金扶法)、《两仪子饵黄金法》等三十多种丹法。 东晋葛洪金丹道教理论的建立，标志着道教开创时期上层士族道教理论基础的奠定。从此以后，在上层社会里，道教的活动逐步趋于活跃，一些高级士族、贵族纷纷加入道救，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一些帝王如晋哀帝对道教金丹术也颇感兴趣。据《晋书 哀帝记》记载，晋哀帝司马丕“雅好黄好，斯谷，饵长生药”。 但是毕竟外丹术利大弊也大，事故多多。“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 2符策方术为上品神术 葛洪还是符箓方术的继承者。关于符箓，葛洪认为是为了取悦于神灵、避免人们受到自然界中各种无形神灵伤害的必要手段。如“入山法”，《抱朴子 内篇》云:“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人山也。当以三月九月，此是山开月，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凡人山，皆当先斋洁七日，不经污秽，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 关于术数，葛洪认为是道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医术能够为患者带来神奇疗效的话，那么，术数则是揭示、破译天体及人体生命规律与种种健康奥秘的密码。所谓“所以然”，就是“究鬼神之情状”的“根元”。《抱朴子 内篇》云:“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于既往，审崇替于将来，仰望云物之微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于朴素，徒锐思于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夫凿枘之粗伎，而轮扁有不传之妙。掇蜩之薄术，而向拘偻有人神之巧，在乎其人，由于至精也。况于神仙之道，旨意深远，求其根茎，良未易也。松乔之徒，虽得其效，未必测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葛洪还指出“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药物，所能损益。”从命理学的角度阐述医药对于生命健康的局限性，表达了乐天知命的生命观。 四、道医理论体系的莫基者 葛洪对道医最大的贡献，还是他在道医学理论方面的认真思考。葛洪对中医、道医的本质属性做出深刻的研究，得出振聋发聩的结果:“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進之末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抱朴子 内篇》)。葛洪的论述，初步奠定了道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为道医定义的确定开辟了道路。 在《抱朴子 内篇》 中，葛洪承袭了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不厌其烦地将儒与道的根本差别一一比较，从而廓清了中医得势、道医湮灭的真实原因。 1中医与道医自身特性是决定道医命运的根本原因 葛洪指出，“儒教近而易见”，“道意远而难识”是中医容易普及、道医难以推广的原因。 《抱朴子 内篇》: “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 葛洪同时又富有远见地指出，虽然儒教“儒教近而易见”，但“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前途渺茫，出路将会越走越窄。 “道意远而难识”，但是一旦入门开窍，前途却非常简单宽广。葛洪最终得出“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的英明结论。 《抱朴子 内篇》:“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目，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已，谤来不戚，誉来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于庆吊之望，人无瞻视之责。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也。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莫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弛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 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笃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葛洪最后还预见到，“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将来，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 2政治体制的变迁是决定道医命运的社会原因 葛洪指出，道是“万殊之源”、“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换言之，道医的体系、流派博大精深、包罗万象。 《抱朴子 内篇》:“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淳朴，而簿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 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爱和壁而恶荆山，不知渊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壁之所由生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 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 3中古以后大道文化衰落是道医衰落的直接原因 葛洪指出，“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所谓“末世庸民”，是指中古以后社会对形体生命的注重，对精神生命的遗弃，这是道医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抱朴子 内篇》:“儒家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家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跋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置祖考哉? 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倾嵩华，焦侥之胫，不足以测沧海。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告顽令嚣，崇饰恶言，诬诘道家，说糟粕之席，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涉精神之渊，则沦溺而自失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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