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汉文帝时政治家、文学家，景帝后任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行“重农抑商”之政，主“移民实边”之策，后因进言削藩，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他是汉初大文学家，他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论贵粟疏》是其代表作，他从正反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其实这文章只是他一篇奏折的一部分。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土地迅速集中，富商重利盘剥，肆意兼并，农民破产流亡，造成朝廷粮食储备缺乏，不能与诸侯抗衡，也难于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为了缓和这些矛盾，他给汉文帝上了一个奏疏，“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
他认为守边和劝农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人为地把这篇奏疏一分为二，根据内容的不同，将有关“守边备塞”部分载入《汉书·晁错传》，而把“劝农力本”部分放在了《汉书·食货志》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贵粟疏》。
文是好文，人是好人，但却死于非命，究其原因，史上的争论可谓多多，最著名的就是东坡先生的《晁错论》了，他的观点是晁错不能审时度势，在当时情况下冒然“削藩”
无疑是操之过激了，即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在完全没有想清楚的后果及应对之策，仅凭一句“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冒然行事，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应“徐为之图”。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晁错侍宠骄狂，“后擅权，多所变更”，就是说他是个不按常规出牌之人，无视旧规祖法，“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一点同苏东坡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悲剧的发生是晁错自找的。
其实，晁错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景帝小儿太自私，太弱智，太寡情。面对七国之乱手忙脚乱，举止失措，全然不顾师生之情和晁错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以为诛一个晁错便可平息事态，这也太想当然了。
当然，晁错本身也有要检讨的地方，他是学刑名的，眼中除了皇帝空无一人，性格也有严重缺陷，按《史记》和《汉书》的说法，他“峭直刻深”，就是说他是个严厉刚直，苛刻心狠的角色。他的人缘是极差的，在我眼中，袁盎是很正直的，而景帝正是在他的劝说下诛杀了晁错，
对削藩的后果，晁错不是不知道，他父亲都知道“以疏间亲”的道理，不忍看最后那身死族灭的惨剧而自杀，你晁错何以仅凭这一个景帝就敢动此大手术？
昨天再次读《论贵粟疏》，深感晁错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大汉朝后期的众多措施，无不是遵循他的战略来实施的，可以说是对汉朝的政治军事产生了重大影响，倘若他能稍稍有所收敛，不那么激进，人缘再好些，做事稳妥些，何至于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真那样，也就是不他晁错了；没人挑开这削藩的脓疱，大汉王朝也许早就四分五裂了。而今再读这独步千古的文章，只能仰天长叹，空对斯文有泪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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