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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是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最大产煤区，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抚顺煤田蕴藏于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之下，东起东州河，西至古城子河，全长近18公里，煤层平均厚度为50米，最大纯煤厚度在130米以上，世界罕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抚顺煤矿已经在人类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散发出历史之光，成为我们回顾的对象，它那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机械化、蒸汽化、电力化等物化的设备设施，以及规模宏伟的矿山痕迹，已然正在成为人们来抚顺游览观光的对象。 面对这样一个人类矿业开发史上规模如此巨大，时间跨度又如此悠久的矿山，人们不禁要问，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条件简陋的封建社会，最初的人们是怎样发现这座煤矿的呢？有两则流传很广泛的传说，可以描画出抚顺煤矿开发的影子。 一则是《抚顺煤的发现》，说是汉代的时候，一个农夫追撵一只受伤的狐狸，一直追到狐狸藏身的洞口，在扒开洞口的过程中，扒出不少乌黑发亮的石头，后来农夫在洞口拢火取暖，发现黑石头烧出了炭火，热度还很高。由此人们开始采集这种黑石头用作燃料，抚顺煤炭的开发历史从此开始。 另一则传说，讲的是《皇姑开矿的故事》，说得是大清光绪年间，有一位没有出嫁的三皇姑（还有的说是六皇姑）因为与自己的书童通奸，被黜出皇宫，打发回东北老家。皇姑和书童坐着马车来到盛京，找到盛京将军，盛京将军不便私支金银奉养被黜的皇姑，就把皇姑送到兴京（今新宾）南界的四平街，那里有煤，三皇姑就在那里开煤窑发财，养活自己和书童。 这两则故事，前者见于日本人编的《满洲矿山志》，后者流传于新宾大四平一带，1985年笔者曾在马架子煤矿听当地人讲过。考诸史籍，这两则故事可以说多多少少反映了抚顺煤田的开发历史。 抚顺煤炭的发现时间，根据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抚顺煤精制品看，距今已有7000年，但是，抚顺煤田的开发与利用，根据考古材料看，应该始于汉代。1938年，日本人在修建琥珀泉（今友谊宾馆）时，在地基下挖到1.5米深时，发现了汉代遗址，出土过汉代“五铢”钱和陶器，并在其中一座住宅遗址中，发现了灶坑，灶坑中有煤渣和燃烧过的煤灰痕迹，说明这时煤炭已经被用于人类日常生活，取暖和烧饭了。因此，《抚顺煤的发现》说汉代抚顺就开始了煤炭的使用，是有根据的。 而《皇姑开矿》的故事，则反映了抚顺煤田被封禁停采近二百余年以后又重新开发的历史。 1644年清世祖进关，入主北京，抚顺被划为“龙兴圣地”。处于沈阳清福陵和新宾永陵之间的抚顺地区，被清朝政府严加封禁，不许采掘煤炭，唯恐挖破了风水，断了龙脉。乾隆皇帝就规定：在奉省，除白西湖(本溪湖)“供应陵寝煤筋”外，其余各地“虽有煤筋，永行严禁”。道光皇帝则重申：“兴京、开原、铁岭、抚顺所属界山厂，一概禁止，不准开采。”从17世纪中叶以来，抚顺煤田被封禁停采了近二百余年。 1765年(乾隆三十年)，清政府对辽宁地区的复州湾、本溪湖、烟台等地的煤矿，陆续开始实行控制开采，开矿需由皇上批准发放“龙票”(许可证)，凭票开采，而抚顺煤田终因距离祖陵过近，仍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准开采。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制定的《奉天矿务章程》中明确规定：“无碍三陵(即：昭陵、福陵、永陵)龙脉者，方准开采，有碍者一概封禁。”这样，邻近本溪的新宾马架子、大四平等地才开始了小煤矿的开采，这就是《皇姑开矿》传说的历史背景。 这种传说说明，抚顺煤矿的早期开采，基本都是手工小煤窑，当然产量也很小，造成手工煤窑产量低的原因有三条： 首先是当时的中国属于农业社会中的自然经济，手工采煤多是农余之时的副业，煤炭以自采自用为主，即使有少量销售，多是就地出售，若用笨拙的运输工具(尤其在铁路出现前的北方)如牛车、马车运往远地销售，则运费很高，价格根本无法与洋煤竞争，贩运者几乎无利可图。 其二，落后的开采技术严重地制约了手工煤窑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传统的采煤技术相当落后，开采靠锹挖镐刨，井下照明用油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架子煤矿开采过程中，遇到旧矿坑，就发现过这种泥制的油灯碗，碗的一头有便于矿工用嘴叼的把儿），井下运输靠人背或拉筐，提升用辘轳算是比较好的，排水靠人担、戽，或用牛皮包提、水龙抽，通风全靠自然风流。如开采深度增大，涌水量加大，则必须用大部分人力排水，不但工效甚低，成本高昂，而且在涌水量大的纵深煤层中，靠人力排水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手工煤窑无法深采，主要是挖取漏头煤及近地表的浅部煤，煤质低劣，常常为近代企业所不取。 其三，从经营方式上看，旧式煤窑多系小地主小商人或各农户集资开办，资金有限，扩大经营困难，加之煤窑工人多系当地农民，农闲多挖煤，农忙则不挖煤，并不具备新式煤矿所必需的大量、长期稳定受雇佣的条件。这就是抚顺煤炭在近代开发过程中的基本状况。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矿业的正式产生，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台湾基隆煤矿。 1875年，沈葆桢奏请开办台湾煤矿，1878年，基隆煤矿正式建成投产，日产能力约300吨，比一般手工煤窑产量高出几十倍。 沈葆桢入台湾图 基隆煤矿正式建成投产后23年，1901年，有中国商人王承尧和俄籍华商翁寿向奉天将军增祺先后请求开采抚顺煤矿，得旨应允，经核准以杨柏堡河为界，河西归王承尧领采，并且同华俄道胜银行合股组成华兴利煤矿公司；河东归翁寿和华人纪凤台合股组成抚顺煤矿公司领采。后来增祺将军以公济堂的名义加入河东方面，并同俄退伍军人卢皮诺夫订立合同，中俄合办。 1903年，俄远东森林公司再行加入，两公司合并。外务部尚未允准中俄合办合同，日俄战争已起。1904年，两国在抚顺交战，结果沙俄败北，日本挟战胜者之余威，谬称抚顺煤矿为俄人经营，强行占领矿区，并设立抚顺采炭所，开了日本占领中国煤矿之先河。1909年，日本公使又乘清廷政局变动之际，提出解决抚顺煤矿问题，迫使清廷同日本缔结了《五案条约》，其第三条规定，日本政府有开抚顺、烟台两个煤矿之权。 从此，日本独占抚顺煤矿取得了条约上的依据。从1908—1936年，不到30年时间，煤产量就增长了18倍。1923年以后，抚顺煤矿产量已超过开滦煤矿，成为全国第一大矿，在东亚也首屈一指。抚顺煤在国内运往华南等地，海外运销日本、朝鲜、南洋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抚顺煤炭几乎有独霸东洋煤炭市场之势。 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萧条，抚顺煤炭销售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产量仍在上升。至1936年，抚顺煤产量占东北煤产量的77％，占全国煤产量的30％。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日本就从抚顺掠夺煤炭资源12781万吨，其中直接运往日本2076万吨。所以日本视东北为日本的生命线。 据统计，从1905年霸占抚顺煤矿到1945年光复的40年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共掠夺抚顺煤炭2亿多吨，攫取纯利润达2亿多万日元。1948年10月31日的抚顺解放，才使抚顺煤矿彻底摆脱了被掠夺的历史，古老的传说也成为苦难历史的一部分。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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