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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
李清照是宋代精英阶层中的文化名媛。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生母是宋神宗元丰宰相王硅的长女，继母是庚午科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进士上第，曾为垂相，是北宋重臣。
李清照在18岁时与21岁的太学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不是“李清照背后的男人”，他有自己的一番修为，他在太学接受过最高水平的古典学习，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著有关于金石收藏整理的学术巨著《金石录》，卷数两倍于欧阳修的《集古录》。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门第相当，志趣相投。她为《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不但是一篇流传千年的文学杰作，也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其中详细记述了夫妻俩早年的生活嗜好，中年离乱的遭遇，金石书画由聚到散的情形。
两人刚结婚时，赵明诚还是太学学生，每月初一、十五去开封相国寺的大市场购置碑文、书画，然后夫妻俩一起研究。赵明诚入仕之后，两人的闲暇时间就是一起抄写整理稀世典籍和亡诗佚史，一旦发现名人书画和夏商周三代奇器，甚至愿意脱下衣服去换。夫妻二人的游戏也是需要渊博学识应对的：吃完饭，坐在归来堂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猜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决胜负，为饮茶的先后。
在这种智识相当的伴侣型婚姻里，李清照有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并且她没有孩子，比其他妻子有更多的时间献身于写作。
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待女性受教育的态度并不是一片光明，他们虽然乐于赞美女性在学习上的聪慧，却不愿意她们把创作才华充分施展和传播，。陆游为表亲的女儿孙氏作传时说，孙氏十几岁时，李清照自愿教她作诗，但她拒绝了，说“才藻非女子事也”。这种矛盾的态度也许因为妻子不该被家庭以外的任何人看见，也因为文学追求中自我表达的取向不符合妻子的形象。
到南宋后期，理学对女性创作的反对已经被接受，但李清照的词却非常流行。宋代文献记录了李清照的词在当年流行的境况。根据《随隐漫录》卷二的记载：“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班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这件发生在1260年的轶事，从侧面说明了李清照的作品在歌女中被传唱。《云麓漫钞》据推测是李清照过世50年以后刊印的一部笔记，其中也叙述了李清照词的流行：“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己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
除了创作，李清照也研究写词的理论。她逐一评价词坛名家的缺点，认为苏轼“不协音律”，晏几道“无铺叙”，柳永虽然协音律但是“词语尘下”，张先、宋祁等人结构“破碎”，贺铸“少典重”，秦观“少故实”，黄庭坚“多疵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这种行为被士大夫们看作是自恃有才，藐视一切。
李清照的人生转折在靖康之变。靖康之变的第二年春天，带着15车经过挑选的书画、古董，夫妻俩开始了随着朝廷避乱的南迁之旅。奔波了两年多之后，赵明诚病逝。李清照的生存环境更加惊险叵测，数次逃命，转移收藏。那些既是她的心爱之物，也是赵明诚的嘱托，他要妻子随身携带宗器“与身俱存亡”。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宋代寡妇即便要维护合法的财产，仍遇到重重阻力。一些男性族人会想方设法从寡妇那里压榨财富，而无子的单身寡妇最容易成为被剥削的目标。李清照不但要面对这样的社会风气，而且还是在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觊觑她收藏的，有皇室、官员、军官、房东……以及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
寡妇再婚在宋代很常见，李清照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婚后两个月就离了婚。在李清照给亲戚的书信里透露了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张汝舟隐瞒了真实身份，冒充官职，婚后觊觑她的收藏，并且殴打她。李清照没有逆来顺受，虽然宋代法律规定起诉家中尊长，无论对方是否有罪，原告都要拘禁两年，她依然控告了张汝舟的读职行为，并通过他被判有罪而解除了婚姻。
李清照虽然经过了颠沛流离和再嫁风波，晚年依旧属于上流社会交际圈，有她晚年写给皇室和妃嫔的颂诗、帖子流传下来，说明她恢复了朝廷命妇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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