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故土的坚守者
——蒲江战国船棺葬墓群考古发掘记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撰稿/供图 龚扬民 闫琰 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考古学家们在成都蒲江县对60座战国时期船棺葬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2000多年前的战国船棺和出土的400余件精美文物重见天日……墓葬主人是谁？为何聚集在此？他们为何使用船棺？他们又以何为业…… 一个个谜团，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分析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考古发掘的过程,恰如倾听先人们世代跌宕曲折的故事。 【预感到可能有更大的考古发现】 龚扬民 蒲江船棺葬墓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系在职博士。曾在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成都和凉山州等地的30余项重大考古项目中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已发表考古报告和论文十余篇。 所谓“船棺葬墓”，是指古人将整段楠木两端截齐，从中间对剖分开，然后分别在中部掏出长方形棺室和棺盖，以此作为葬具的墓葬。 许多考古发现或重要的遗存的发现,都有其偶然性。如秦始皇兵马俑就是一位叫杨志发的农民在1974年春天抗旱打井时发现的；河北满城汉墓是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此处进行国防施工爆破时发现的……但是，考古发现也有其必然性，因为有考古人一直在关注某些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某些重要遗存。 蒲江战国船棺葬墓群的发现就既具偶然性又具必然性。蒲江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是成都平原向龙门山脉的过渡区域。县名“蒲江”即是指此次所发现墓地西北侧的蒲江河。自20世纪70年代至2006年的近30年间，蒲江共零星发现过6次船棺葬墓，每次1～5座不等，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漆木器和陶器，据出土器物判断时代多在战国晚期。有趣的是，发现的船棺葬墓几乎全部集中在蒲江县东北乡的飞龙村、飞虎村范围内。 由于四川地区土壤酸性较重，船棺中人骨皆没能保存下来。但庆幸的是，部分船棺中残存少量墓主人牙齿，这些标本能为我们提供墓主人性别、年龄等考古信息，对其进行同位素分析，还能为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饮食情况等提供科学证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基础建设和商业开发前都应对施工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工作，以免施工对地上地下文物造成破坏。我因就职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故经常有机会在蒲江域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所以也特别关注蒲江船棺葬。 2014年，蒲江飞龙村盐井沟街一区域进行商业开发，我们例行组织勘探队伍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调查，未发现墓葬。  2006年蒲江船棺葬墓出土的铜戈  2006年蒲江船棺葬墓出土的玉璧 2015年，飞虎村工业大道西侧一区域进行商业开发，我们又组织勘探队伍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调查，发现了汉代遗址，但并未发现船棺葬墓。 2016年7月，蒲江蒲砚村在修建农民集中住房时发现船棺葬墓5座，出土铜印章、蜻蜓眼玻璃珠等精美文物30余件。这些发现让我们预感到蒲江2016年可能还有更大的考古发现。 考古队员每日起早贪黑，野外工作比较辛苦，特别是盛夏时光，酷暑令人疲乏，收工回驻地常喜欢秉酒夜话，交流一天各自的收获和感受。一夜，酒微酣，蒲江文管所龙腾老先生用纯正的蒲江话说：“我总结了蒲江船棺的发现规律，基本上每8到10年出现一次。上次发现是2006年的事了，我预感，今年肯定还有大发现。”龙老师不经意一语与我内心感觉不谋而合。只是蒲砚村5座船棺葬清理完毕后，我们对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惜无其他发现。但此时，我心中却涌起对船棺葬墓更大发现的期待。  2006年蒲江船棺葬墓出土的铜壶 【惊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船棺葬墓群】  蒲江船棺葬墓群航拍图 9月1日清晨，经半夜小雨的浸润，窗外柳叶异常清新，鸟儿在柳枝上跳跃鸣翠。我正在窗边书桌上整理船棺葬墓资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不由得心中一颤。秦汉研究室主任刘雨茂研究员告知：蒲江发现疑似船棺葬墓。闻此消息，我心里一阵激动，立马收拾行装（包括相机、摄像机、电脑、手持GPS、红外测距仪等设备），火速去往蒲江。 赶到现场，我们得知蒲江飞虎村工业大道东侧，也就是在2015年所发掘的汉代遗址的邻近区域要进行商业开发，蒲江县文管所正采用探沟勘探方式进行文物勘探工作。中国考古发掘的过程基本都按《田野考古规程》严格执行。对于墓群和遗址的发掘，我们原则上采用“探方法”。蒲江船棺葬墓地也是采用“大探方整体揭露法”，这样可以更好地认识墓群范围、墓葬排列方式及分布规律。 在施工区域的南北两端分别布有探沟，其中，南侧探沟内出现狭长形木棺，在棺上发现战国时期铜鍪。北侧探沟内亦出现长方形楠木。据探沟中出现的木棺形制和铜鍪，可以确认为战国时期船棺葬墓。因南北探沟中皆存墓葬，且施工区域为历年船棺葬集中分布区，我们推测：施工区域很可能存在一个大型战国时期船棺葬墓地。鉴于其重要性，我立即安排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并将墓地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申请进行抢救性发掘。 果然，经进一步勘探，确认施工范围内共存墓葬多达60座！随即，我们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 10月15日，整个墓地表土层揭露完成，60座墓群分布于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方向多为南北向，由西向东分4排分布，每排7～17座不等。墓葬排列有序，墓地明显经严格规划。当整个墓地的墓葬位置都确认后，我们对其进行统一编号，以便于对出土文物的记录和整理。 从2016年的9月1 号至2017年3月底，历时约7个月，发掘工作基本完成。  南侧深沟中露头的铜鍪  蒲江出土的“廿五石”铁牢盆 战国墓葬的地理环境 战国船棺葬墓群位于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西北距蒲江河约400米、东南距长秋山约1000米，处于山麓与河流间平坝地带，地理环境优越。蒲江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位于成都平原向龙门山脉的过渡区域。蒲江县是成都市远郊县，环境优美，称“成都后花园”。这花园中亦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宝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盐、铁和茶叶。《汉书》载，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其所产井盐足供巴蜀地区人民食用，自汉至宋元未曾间断。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蒲江有“金釜等八井，岁出课盐六万三千斤”。目前，部分盐井及制盐场所仍存遗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蒲江出土的“廿五石”铁牢盆，是汉代官制井盐的考古证据。蒲江亦存大量铁矿，目前已科学发掘多处炼铁遗址，部分遗址时代甚至可能早至汉代。 【M49——随葬丰富的大型墓葬】 考古工作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发掘尽可能全面地提取考古信息，从而真实地复原古代社会，研究古代名物制度、社会形态乃至社会发展规律。考古对象大概可分为遗址和墓葬。遗址是人们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遗存，而墓葬是人们死后肉身安放之地。前者与生者紧密联系，后者与死者息息相关。遗址和墓葬都是研究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然而，遗址所处区域一般为历代人民生产生活比较频繁区域，所以往往后期破坏较严重；而墓葬埋藏较深，往往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就算部分墓葬被历代盗墓者所扰动，但墓葬形制和遗留的部分随葬品仍然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考古信息，部分完整保存的墓葬则能全面地反映当时的丧葬习俗和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对墓葬的考古工作十分细致，墓葬中每一块泥土都要仔细检查分析。 考虑到考古过程中的土壤运送及文物保护等因素，我们从南向北逐个清理墓葬。 10月20日，我们开始清理位于墓地南端的M49。M49是墓群中一座大型墓葬，长约8米、宽约2米。同事们见此都欣喜异常，因为，墓葬规格较大往往就会随葬更多的器物，亦能提供更多的考古信息。  M49出土的铜矛 突然，一同事喊道：“不好，有盗洞。”我们围拢过去，在墓葬中部发现一直径约0.6米的圆形盗洞，据此判断该墓可能已被盗扰。在详细地记录了当天的工作情况后，同事们带着失望的情绪收工了。 翌日清晨，我们按规程清理M49墓圹内填土。当棺盖完全露出时我们再次兴奋起来。因为棺盖保存十分完整，墓室并未被盗扰。墓葬上部的那个盗洞挖到棺盖处突然停止，也许是楠木棺盖硬度较大无法破坏，也许因其他原因盗墓中断……这个历史的偶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完整保存的墓葬随葬器物一般比较丰富，更重要的是随葬器物和其放置位置都能保持原状，是极为珍贵的考古材料。 在绘图照相之后，我们开始对M49棺室进行清理。考虑到墓葬内可能存在金属器和有机质文物，我们邀请文物保护专家对现场的金属器、漆木器及丝织品等文物做出土保护预案，作好保护各类出土文物的准备。 当沉重的棺盖缓缓揭开，墓内马上反射出一道寒光：一把连柄长约2米的铜矛进入视线。铜矛在墓葬中已经封藏2000多年，却如刚刚锻造出来那般崭新锋利！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圆形的铜矛木柄（矛矜）保存完好，文保人员现场初步清理后即显出原木黄色。这是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第一柄保存完好的铜矛，它可直接反映当时铜矛的使用方式，并为未来博物馆展示和影视创作中铜矛规格和尺寸提供考古依据。待棺盖整体揭开后，墓室中满是器物，且都保存完好。 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当面对保存较好的遗存时，充斥于胸中的情绪并非只有激动，更多的是谨慎。因为考古发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破坏。遗存被考古发掘之后大多都不能原样保存，出于对考古遗存本身和出土器物的责任心，考古人面对越好的遗存就会越细致，不会放过一丝考古信息。 M49墓室中满是器物，且都保存完好。 面对M49满棺室的器物，考古队和文物保护中心所有人员集中讨论清理方式，最后采用的方式是：先用竹签初步清理表层积土，将清理出来的土壤先选样分析；其余部分拿去浮选，不轻易放过墓葬中的一粒土；再用软刷和喷壶让文物显出原貌并拍照绘图，建立3D模型；最后，按文物编号分类提取文物并进行相应措施的保护。 M49除出土保存完整的铜矛外，还有一把部分保存得十分完整的铜弩机臂弓。以前的考古发现中除马王堆汉墓外，还未出土过保存如此完整的弩机臂弓。此外，还有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及竹质器、草编器，另存削刀铜器等和大量陶器。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考古工作日益精细化和科学化，文物保护始终贯穿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大部分文物在出土后会立刻进行现场保护，如对漆木器进行保湿加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文保中心实验室进行泡水处理；部分文物，如骨质和丝绸等有机质易脆文物会套箱整体取回进行实验室考古。进入实验室，大部分文物首先会进行探伤扫描，确认器物内部结构以制定保护方案；然后采取器物表面附着物标本进行成分分析；最后才开始慢慢清洗和修复。因此，现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提取更丰富的考古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和修复更多的出土文物。 【M32——填土奇怪的中型墓葬】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细致清理，M49所有文物都被安全提取并送回文保中心合理保护，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10月27日清晨，我正检查浮选土样，同事李佩突然过来说：“龚老师，M32填土比较奇怪，您过来看看。” M32是一座长约6米、宽约1.2米的中型墓葬，当确认墓圹范围后，我们发现填土很杂乱，因此初步判断墓葬已被扰乱，并未重视，所以安排逐层发掘。而此刻，当我跟随李佩过来后看到：墓圹第一层杂乱填土已被清理完，墓葬内露出很多大小不等的砾石，砾石周围的土也变为含膏泥花土。以前发掘的船棺葬墓里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我也迷惑起来，马上组织队员们现场分析讨论。部分队员认为，这些砾石可能是后期盗墓时丢进墓圹的；另外一部分队员则认为，是葬墓人故意在填土中放置砾石以防盗。经讨论后我们分析认为：若是盗墓所致，墓内砾石分布不会如此均匀，应是葬墓人有意为之。而且，事实上放置砾石的防盗效果也很好，因为有这层砾石，盗墓者只扰乱了表层填土，所以砾石层下是相对纯净的含膏泥花土，这也意味着M32是未被盗扰、保持原状的。意外惊喜！ 但是，若是有意为之，那这些砾石的摆放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呢？河南濮阳就曾出现过用蚌摆出龙、虎形状的新石器时期墓葬。经过良久的观察和讨论，我们仍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先照相绘图、建立3D模型，记录好砾石分布情况后再继续向下清理墓葬。当清理至棺盖深度，突见砾石层已将棺盖压塌于棺室内。我们提取棺盖后发现，棺室内已填满泥土。我们担心起来，希望棺盖垮塌过程中未对随葬器物造成破坏。 M32出土的“成都”矛 11月2日，在离墓底约20厘米处、棺室北端，铜鍪、圜底罐等较高的器物渐渐露头，皆保存较好，但墓葬中部和南端未见器物。我们推测墓主人置于墓葬南部，在其身旁位置应会出现随身携带的器物。当棺内最后的填土清理完时，棺室中部左侧出现了一把木柄、绑绳和漆木鞘俱全的柳叶形剑，剑侧存铜带钩1件。棺室右侧则存一把长矛，矛身篆刻“成都”二字。这说明墓主人置于棺室中部，腰部系带，腰部左侧挂柳叶形剑，右侧握长矛。因该墓葬未被扰动，所以器物都保持原位。从墓主人葬姿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到他们活着时候手提长矛、腰挂宝剑时的雄姿。 M32出土的柳叶形剑绑绳 考古勘探的主要方法 目前勘探方法分以下三种： 第一，钻探法。使用工具为洛阳铲。这种工具源于洛阳盗墓者，后来考古工作者发现洛阳铲对我们了解地下遗存情况亦大有裨益，也就引用至考古调查了。目前我们在洛阳铲原理基础上引进高硬度钢材并加大孔径、改变其钻探方式，从而使得它能更好地服务于考古工作。 第二，探沟法。在调查范围内等距离布宽0.5～1米的直线探沟，观察四壁剖面，进而确认遗迹现象。第一、第二种方法常配合使用，从点到面地全面了解地下情况。 除此之外，随着科技发展我们逐渐在引用第三种方式，即地磁勘探法，它是采用地磁发射设备在调查区域内全面扫描，然后用接收到的反射波来判断地下埋藏情况，这种技术目前还在初级阶段，应是今后勘探方式发展趋势。 从考古调查方法就可看出，虽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考古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国正式进行科学考古是在20世纪初，而全世界考古学的兴起也只有近200年的时间。考古学恰如年轻人，努力吸纳新科技、新方法，并与时俱进快速成长。世界考古学两大理论体系——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分别吸纳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而来，而中国考古除了地层学、类型学两大理论体系，还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帮助理解和解释出土遗存，所以中国考古学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M25、M27 ——“异国恋”葬墓】 M25 M27 合葬墓 墓群中有部分墓葬是两两成组贴边修建，具有很明显的合葬意识，这种合葬现象在金沙遗址西周晚期墓群中便已出现，多为夫妻合葬。 2017年1月22日，我们计划在春节前清理完M25。经进一步刮面确认：M25并非一座墓葬，而是两座并列的合葬墓，而且西侧墓葬贴边打破东侧墓葬。于是，我们将西侧墓葬仍然定为M25，并将东侧墓葬编号为M27。这种贴边修建的合葬墓在墓群中也清理过，葬具基本都为船棺，所以我们推测这两座也应该是船棺葬墓。 据田野发掘要求，我们先清理M25。当葬具出现时，我们甚为惊讶：这个用整木做出的近木椁形葬具，是船棺向木椁过渡形态。清理至墓底时，随葬器物中除蜀文化因素器物外，还有楚文化因素四耳陶壶，墓主人为女性。若从文化因素的角度考虑，墓主人可能与楚地有联系或为楚人。那墓主人是怎样一位奇女子呢？好奇心促使我们加紧发掘合葬的M27。 M25墓地情况 M27出土的铜钺 M27葬具为船棺，随葬器物为纯蜀文化因素的器物组合，墓主人为男性，应为蜀人。一个蜀国男人和一个楚国女人合葬在一起，那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异国恋”了。因巴蜀与楚国毗邻，两地之间有频繁的往来，可能由于政治或者贸易的原因促成了这桩 “跨国婚姻”。而这个楚国女人虽嫁入蜀国，受到一定蜀文化的影响，但在墓葬中仍部分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这说明战国时期的人民对故乡故土有着深刻的认同和眷念。 【墓主人身份蠡测】 从发掘情况判断，蒲江船棺葬墓地墓葬时代主要在战国晚期，墓主人多为巴蜀本地人。多数墓葬中随葬有兵器、漆木器和陶器，加之墓群出土巴蜀印章14枚，可以判断墓主人绝非平民，可能为贵族或当地管理者。也就是说，这批人很可能是巴蜀社会中上层人士，即文献上所谓“戎伯”。 那么，如果是社会中上层，为什么会生活和埋葬在蒲江这个成都平原的边缘区域呢？又为什么会那么集中地埋葬在一起呢？ 从船棺葬墓分布规律来看，目前最集中的区域有成都平原北侧的什邡和广元、成都平原西南侧的蒲江及成都平原南侧的荥经。什邡和广元是蜀国北方门户，即交通要地；荥经有大量铜矿，且为蜀国南方门户。在这两个区域有大量船棺葬墓可能与战略资源的管理及军事要地的防御有关。 除以上因素外，蒲江出现大型船棺葬墓亦可能与下面两个原因有关：其一，蒲江盛产井盐，而盐是任何人生活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社会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这批人可能就是古蜀开明王朝时从中央派往蒲江管理井盐生产以供整个开明王朝能正常运转的贵族或管理者。秦灭巴蜀后，他们继续承担了这个职能。其二，蒲江西侧和南侧即为长秋山脉，位于平原向山区的过渡地带，毗邻古西南夷居住区域，因此需要军事防卫。这批管理井盐生产的贵族或管理者可能同时担负着守望边界的职责。这批人世代坚守职责，所以也葬在此处，经百余年便形成了这个墓地。 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曾发现一座船棺葬墓，墓中一具主棺长18.8米、宽1.7米，另有几座稍小的陪葬棺。这具船棺是目前全世界最大者，而且出土器物颇具王者之气。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墓葬应为开明王族墓葬。而蒲江船棺葬墓群出土墓葬规格相对较小，出土器物对应阶层应为社会中层，应是开明王族下的分支或从开明王朝派往蒲江的管理者。 秦并巴蜀后，开明王战死沙场，王子泮带领一支蜀人队伍辗转南迁，到达越南交趾，建立瓯雒国，称安阳王。开明王族已弃国土，然而守护蒲江领地的这一支蜀人虽已国破，但仍然坚守着故土，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华阳国志》载：秦并巴蜀后“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戎伯尚强”。这说明秦并没有急于在巴蜀地区推行郡县制，而是采用羁縻政策，使得“戎伯”还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力。 蒲江船棺葬墓的主人们可能在蜀国灭亡后和秦人达成一些协议，所以能在故土生活并保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也可能蒲江这支蜀人世代以制盐、管盐为业，虽发生政治变更，但他们的技术依然被秦国所重，所以才能在故土按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无论哪种情况，这支蜀人肯定是因为坚守职责、热爱故土，才会冒着被秦屠戮的风险守护着家园。 那为什么蜀人要用船棺作为葬具呢？目前四川发现的最早船棺葬是在金沙遗址，时代在西周晚期，正是文献上记载的鳖灵从荆楚之地迁徙来成都平原的时候。《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载杜宇以鳖灵为相治水、后让王位于鳖灵事，鳖灵由此称开明王。 由此可知，使用船棺的墓主人最早应为善于治水的鳖灵一族。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水泽众多，舟船是人民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鳖灵一族对舟船有着独特的感情，生时凭之，死亦依之，所以墓葬中也使用船棺。在王族的影响下，分支贵族和管理者可能也开始采用这种葬具。现在发现的船棺葬墓大都分布于古河道附近，这可能与古蜀人靠近河水的生活习惯和愿灵魂乘舟渡河的意识有关。 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曾发现一座船棺葬墓，这具船棺是目前全世界最大者，而且出土器物颇具王者之气。（摄影 李绪成） 恰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当今的考古技术日新月异，航空考古、水下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全面地提取考古信息，尽量科学地复原古代社会，研究古代社会。所谓“复原”，归根到底是要鲜活，要涉及到古人的生活，要了解他们的故事，正如这一群有坚守的古蜀蒲江人！ 蒲江船棺葬墓群文物管窥 通过对墓葬的清理，先后出土随葬器物400余件，主要有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陶器、玻璃器及铜钱等。这些器物都具极高的文物观赏和考古研究价值。下面，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成都”矛、蜻蜓眼玻璃珠、巴蜀图语印章及大量植物种子作一浏览和解读。 “成都”矛 M32出土一柄铜矛，上刻有篆体“成都”二字，这是既往考古工作中“成都”两字在成都地区的首次发现。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最早出现。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成都”矛将成都城市名称提前了200多年，证明成都作为城市名称自战国晚期至今2000多年未曾改变。四川青川亦曾出土一柄“吕不韦”戈，铜戈正面铭文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背面有铸文，为“蜀东工”。据《华阳国志》载，秦并巴蜀后，张仪和张若筑成都城，成都便成为秦国统治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成都原就有发达的手工业，秦国在成都设置“东工”来生产统一六国所需物资。因此，我们可以确信青川吕不韦戈便是在成都“东工”生产的，铭文落款“成都”两字就是指产地。 蒲江船棺葬墓地M32出土铜矛上的“成都”两字字体和写法与青川吕不韦戈上“成都”两字极为相似，可以推断，其也为“成都制造”。当时“成都制造”可能在巴蜀地区和秦管理其他区域内都有分布，如雅安荥经同心村亦出土有“成都”铭文铜矛，应也是“成都制造”。这件带“成都”铭文的铜矛表明，成都自战国时期便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具发达的手工业和技术水平。 蜻蜓眼玻璃珠 M53出土一串蜻蜓眼玻璃珠串饰。所谓“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因其形似蜻蜓复眼又为玻璃质而得名。蜻蜓眼最早发现于公元前10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源于埃及神像眼睛，众多的眼睛使它神力无限，驱邪护安。后于春秋时期传入我国，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就出土蜻蜓眼一百余粒。 现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钠钙玻璃珠，是由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自地中海地区传播而来的，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等地；第二种为铅钡玻璃珠，是玻璃制造技术传播于我国中原地区后由我国仿造而成的，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洛阳、湖北等地；第三种为钾玻璃珠，是玻璃技术传播于印度后由印度仿造而成的，后经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至东南亚及我国长江以南区域。 蒲江船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珠是来自哪里，墓主人又是以什么方式得到并视为珍宝而佩戴着它永眠？据成分分析，蒲江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可能是源于印度的钾玻璃。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今印度）贩运的“蜀布”和“邛杖”，认为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到达南亚、西亚有一条商贸通道，这条“蜀—身毒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船棺葬墓地出土的钾玻璃珠说明，蒲江可能至晚在战国时期就通过文献中所记古“身毒道”与印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活动。玻璃珠翻越千山万水才能贩运至蜀地，故而十分珍贵，应是蜀地贵族竞相追捧之物。M53出土这枚玻璃珠亦定是墓主一生珍爱之物，所以死后随葬入墓。由此可见，一粒小小的玻璃珠背后却蕴涵着如此丰富的考古信息，因而是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物。 柳叶形剑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已出土过大量的柳叶形剑。学界一致认为，柳叶形剑是巴蜀地区特有的兵器，其剑柄为扁茎，兵器长度一般30～50厘米，至于其扁茎如何使用、如何加固及剑的使用方式我们都不得而知。M32出土保存完整的柳叶形剑使我们认识到：剑是用两块弧角梯形木板相对夹住剑茎、然后用棕绳捆绑加固使用的，剑用漆木鞘而无格。结合已发现柳叶形剑我们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柳叶形剑逐渐增长。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和青白江春秋战国墓地都出土过长约30厘米的柳叶形剑，及至战国晚期剑长已至40余厘米。三星堆和青白江还出土双联鞘柳叶形剑，因此我们推测，古蜀时期成都地区水泽众多、植被茂盛，所以较短的柳叶形剑更利于在狭窄的地理环境下近身肉搏。同时，较短的柳叶形剑亦可作远程投掷武器。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秦、楚文化的影响，柳叶形剑才逐渐变长。M32出土柳叶形剑是典型的战国晚期器物。 种子和果核 M52出土了10竹筐的种子和果核，它们刚清理时恰如刚刚收获，颜色鲜艳、形状饱满，为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生业形态和农业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这10竹筐种子和果核应包含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所能获得的大部分粮食和果实种类。通过植物考古学方法，对其进行比较辨认，一方面，可知晓当时人们生存所依赖的主要是哪些食物，通俗地说就是吃什么；另一方面，通过对比战国时期种子及果核和现代同类品种，可知道当地的自然环境状态及自战国时期开始至今环境发展变化情况。据说，我们的前辈在发掘成都凤凰山汉墓群时发现部分器物中存大量植物种子，并采集了一部分。按理，2000多年种子应已炭化，但神奇的是，少数种子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埋藏出土后竟然发芽了。 巴蜀图语印章 巴蜀图语印章因器型似中原印章又刻有文字一样的巴蜀符号而得名。蒲江船棺葬墓地共出土14枚，形状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另有个别为月牙形和“山”字形。对于巴蜀图语印章至今尚无公认的解读，专家各持一说，有人认为是巴蜀文字的早期形态，因秦并巴蜀而消失；也有人认为是具象征意义的族徽；部分学者认为是蜀国具有贸易或军事功能的信章；更有学者提出，可能与古蜀宗教有关。本次出土的印章符号，有“王”字形、花瓣形、“山字”形等，皆与以前发现印章符号相似，也有疑似干栏式建筑等新出图案。我们相信，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和系统研究，终有一天巴蜀图语的破解释读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巴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到三星堆、十二桥文化，古文化发展序列完整，且辉煌发达，假如巴蜀图语破译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如打开了巴蜀文化的宝库，对研究巴蜀文化的来源、发展和变迁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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