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女士书里的李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学上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人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人不安。

胡因梦女士的书《生命的不可思议》近距离的靠近了他，也展示了他的另一面。

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他。剑芬接着说道，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动机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

李敖三次被控，两次入狱，坐狱时间总共六年另两个月。这成为他吹嘘自己的理由，但是两次入狱的案由分别是台独和侵占他人财产，这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李敖曾经公开承诺免费赠书，后来又反悔，这个，我能理解——谁不心疼钱啊？！但李敖对别人的要求则是：你只要自称‘虔诚佛教徒’，就必须捐出全部家产，否则，就是‘伪善’！那么，以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李敖自己，李敖就算破产倾家、散尽家财也应该兑现自己当年向全社会作出的公开郑重承诺啊！怎么轮到自己，就‘怂了’呢？

李敖如贾宝玉，“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李敖像雷锋，“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当然，李敖的行径，还谈不到‘伪善’，没那么严重，稍微有点无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