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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活动，充满了困难和危险。忍受孤独，时刻提心吊胆，被捕、坐牢，也许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甚至还会被处死。而暗杀亦在间谍活动中由来已久，一般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充满了欺骗和诡诈。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当间谍，甚至乐于搞暗杀，这其中都有特殊的心理动机和需求。金钱是思想和灵魂的蛀虫。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专为金钱充当间谍的人。一般地说，被招募者起初并无充当间谍的意愿，但是经不起金钱、物质和美女的诱惑，一旦落入招募者所说的陷进就不能自拔，不得不同意“合作”。那些对自己微薄工资不满足，或有某些特殊的嗜好，或在私生活上有某些弱点、意志特别薄弱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招募者的“猎物”。也有的人是为了除金钱之外的特殊需求才走上间谍生涯的。对他们来说，“做这种事不要钱”。 在美国最近解密的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档案中，首次披露了中情局借助黑手党的帮助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内幕。
情报需求是外因 从原则上讲，间谍情报活动应严格守法，这应该毋庸置疑。然而，人性决定了两种诱惑将构成永无休止的挑战：对情报界而言，是取悦白宫主子；对总统而言，是把总统的政敌与国家的政敌混为一谈，在备受争议的中情局勾结黑手党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中，这两种诱惑的方方面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一份“机密、仅供阅览”的报告披露，是中情局的最高领导人启动了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则给予了支持。 “因为不愿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要求“这是一次秘密行动，动用黑帮式的手段”，并同意“为两位匪徒提供数额客观的奖金，以换取卡斯特罗的脑袋”。 当时，“这一阴谋只有少数人知道”。因此，联邦调查局时任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手下曾希望对“这两个暴徒提起指控”。但中情局却救下了这两个暴徒，让他们“去做更紧迫的事情——杀死卡斯特罗”。 档案显示，当中情局官员向司法部时任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解释“工作需要”时，罗伯特·肯尼迪同意以古巴任务正在执行为由，不再对黑帮分子进行刑事调查。而另一份备忘录则说，罗伯特·肯尼迪显然大为光火。 中情局借助黑手党的帮助，只有在最罕见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就任何共和国的健康状况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政府下设的国家安全机构的重要部门是否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滥用权力。”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尽管当时“美国在战后的自信心受到动摇”，肯尼迪兄弟要求中情局“拿出点成绩”，但罗伯特肯尼迪还是命令中情局“再次与犯罪组织做交易前”一定要告诉他。不仅如此，罗伯特·肯尼迪还问负责领导中情局秘密活动的特工威廉·哈维：“你们为什么不能用007的方式干漂亮些？”因为滥用情报的问题，“就算没有逾越法律的界限，至少也逾越了一条重要的道德界限。”
个人意愿是内因 故事的主角是萨姆·詹卡纳和约翰尼·罗塞利。当时，这两人正处在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控制着一个日进斗金的黑手党帝国，在美国的犯罪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比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加在一起还要庞大。在参与中情局的行动前，两人就曾联手，管理古巴哈瓦那和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博场所。 中情局策划了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后，通过中间人（中情局的“保险丝”，即在间谍行动带来不良后果时，保护白宫和中情局不熟影响的缓冲者）罗伯特·马休，找到了罗塞利和詹卡纳。而当马休拿出中情局干掉卡斯特罗的15万美元酬劳时，这两人竟然拒绝了！档案显示，这两人声称：“做这种事不要钱。” 其实，这两人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尽管这两人声称：接受这个暗杀任务是出于“爱国”，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暗杀卡斯特罗虽然是高风险的事情，但与政府合作会让他们获得一个“免罪”的机会，当他们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时，可以甩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谋求“免罪”的计划真的奏效了。 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上台后，不仅成为苏联的“政治附庸”，成为美国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政治对头”，而且卡斯特罗关闭赌场的举措，也让这两个黑帮老大损失惨重。这两人密谋暗杀卡斯特罗，重振古巴的赌博生意，梦想将“中西部犯罪团伙输出到拉丁美洲。” 尽管这两人在黑手党里的名声很响，却在间谍活动中屡屡失手。他们实施的暗杀行动，要么运气不好，杀手临阵退缩；要么时机不佳，士兵经常被抓。而为了协助这两人完成暗杀任务，中情局还伪造了一个企业名称——齐尼思企业，创造了准军事营地——违反美国的国内间谍规定。当然，中情局的行动经营多年，但“国会调查人员竟然一无所获。” 档案还显示，中情局加强了秘密活动，而古巴的反间谍活动也很出色。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双面间谍和“古巴革命”的同情者多次挫败中情局的暗杀计划，使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免遭伤害。
公器私用要警惕 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秘密行动，“这是‘二战’之后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最广泛、最持久、最徒劳的秘密行动。”但是，一方面是因为卡斯特罗的安全人员非常能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情局的特工又特别拙劣，所以暗杀卡斯特罗的种种计划未能成功。 美国历史学家鲍耶·贝尔在《暗杀：政治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说：中情局“几乎所有的计划都非常古怪、不成功，回过头看也都非常愚蠢。中情局用的都是老把戏、不恰当的技术、无能的特工。” 卡斯特罗生前曾经说，如果躲过暗杀是奥运会的一个项目的话，他会获得一枚奖牌。他还说，暗杀他的60多个计划一共由三种不同形式推行：第一种，由中央情报局直接组织；第二种，成立所谓的独立小组，向它们提供全部行动资金，美国机构不直接接入；第三种是煽动，搜罗了很多人，给可能的杀手灌输猎人心理，灌输有一个人应该猎取的意识。他们有完全的豁免权来进行狩猎，来给所谓的政治团体募集资金，雄厚的资金，例如那个著名的基金会和居住迈阿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十个黑帮团伙。 今天为什么重提暗杀卡斯特罗的那些闹剧？这是因为，美国在近来的历史上已经数次遭到滥用公权、情报界凌驾法律之上的问题。虽然，针对情报界各种权力滥用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即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旨在确保情报机构严格地在法律限度内活动，但看来至今没有达到“国家标准”。 “做这种事（暗杀）不要钱”。很可怕！公器私用则更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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