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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家作品评论 八十年代初，张承志便以小说《北方的河》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新时期颇有实绩的小说家。但他作为一名散文家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在一九八七年以后。张承志最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散文便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背景》（1987年2月15日）。在这篇散文里，作者描写了西海固撒拉东乡的回民，汇集兰州城悼念二百年前被清政府杀害的哲合忍耶圣徒的感人场面，并透过“一座伟大的背景”，表现了信奉哲合忍耶的西部回民信仰的坚定和对苦难的巨大的忍耐、承受能力。文中所表现出的历史感和作者对回民心灵的深刻体验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张承志的第二本随笔散文集《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之一）的出版，再度证明了张承志在新时期散文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散文这座花园里盛开的一朵奇葩。他的散文从题材到艺术形态都是别具一格的。对于张承志来说，散文不仅是描写人事物景、抒发情感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使之成为自己的心灵史，记载着自己为探寻和完成自己的“天命”而不懈奔走的心路历程。 张承志鄙视单纯的物质追求，而非常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自己一生的最大的幸福。他相信“前定”，坚信“天命”的存在，为了找到“神的启示”和“比宇宙更辽阔比命运更无常的存在”（《离别西海固》）而孜孜以求。张承志这种绝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使得他成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的散文也因此获得强大的人格力量。为了获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自由和一个作家表达这种信仰的自由，张承志毅然辞去公职，四海漂游，做一个理想主义的“艺术浪人”。他这种极彻底的做法，不光使他获得身体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人，同时也使他能自由地挥舞理想主义的旗帜，对俗世进行彻底的批判。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对现实社会中那些丑恶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因而他也就有着无法言说的孤独与痛苦： 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埋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吼时，他们打哈欠（《离别西海固》）。 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与现世龃龉，使得张承志变得异常的愤激和焦灼，热血快要涨破血管，惟有找到“天命”这具有绝对价值意义的东西，并实现它，才能得到心灵的宁静。 张承志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向我们走来，是马志文这位朴实的回民把张承志引上通向“天命”的路，是他使张承志在西海固的沙沟真切地了解到哲合忍耶教派二百年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令张承志心颤的精神遭遇使他从此便踏上了找寻之路。多年来寻找“神明的启示”和“天命”成为他生命的重大意义。“寻找”也就成了张承志1987年以来的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我必须自己找到天命”（《离别西海固》）。为了实践这一对自己心灵的承诺，张承志满怀焦灼地踏遍了中国的西部和北部： 西海固变得更辽阔了——东到松花江畔的吉林般厂，西到塔里木北缘的新疆焉耆，我不知目的，旅游徘徊。像一片风卷的叶子，簌簌地发出“西海固、西海固”的呓语，飘游在广袤的北中国（《离别西海固》）。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艰难的精神漫游。在《荒芜英雄路》里，我们看到作者不辞辛劳地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找寻已被岁月的荒草遮盖的“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找寻历史的遗迹，于张承志已不仅是考古学上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表达对他昔日的英雄时代的怀念。他寻找到蒙古人的一种宗教般的情感：“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的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在《北庄的雪景》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圣徒马进城老人面前心灵的震颤；为获“神示”而“用身心感悟”，去“倾听那由鹅毛大雪奏出的‘音乐’。”在《社不在异国》里，我们看到作者为找到“神明的启示”而在蒙古、德国、美国匆匆奔走的步履。然而，作者在异国并没有找到神明，得到的只是“异教的压迫”和“宗教的目的性”已迷失的失望。在《离别西海固里》，我们看到张承志由焦灼、愤激变得感动而坚定，他的心灵之舟经过艰难的长旅终于荡入平静的港湾。这是因为张承志找到了他找寻多年的东西——“天命”并用全力去履行了他的“天命”：写出了反映哲合忍耶教派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如何百折不回、赴汤蹈火而生生不息的长篇小说《心灵史》。 人道主义、终极思考与回归心灵 张承志从未表现出要成为一名散文家的欲望。他之所以涉足散文领域，是因数散文更能直接地表现自己对“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荒芜英雄路·作者自白》）等大命题的思考。因此，张承志的《绿风土》和《荒芜英雄路》这两本散文集便成了他这位理想主义者精神长旅的记录。 如上所述，张承志的散文涉及人生的诸多方面。但是，对人性和宗教信仰的思考则始终是他的散文的中心内容。在《狗的雕像的联想》这篇散文里，作者通过自己在内蒙古插队及在日本打工所遭遇的令人愤慨的经历，展现了“歧视”这一人性“恶”的一面对人的巨大戕害。张承志痛心地发现：“歧视”这一人类的劣根性使得某些人常常获得“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而“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人，“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人性丑恶的这一点对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个无情的打击，这使他痛苦、愤懑，同时又把他逼入一条窄道，“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的质问”。许多年来，张承志一直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在他看来，“糟辱人心——不尊重人道，无疑是二十世纪的眼睛最难揉的沙子”（《潮颂》）。出于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爱护，张承志在散文中时时不忘西海固回民二百年来的苦难，深深地关注他们今天艰难的生存境况，也因此哲合忍耶教派“八辈子人的鲜血”时时啮咬着他的心，使他从此走向对人道主义的过分强调，导致他思想的偏激，但总的说来，他确实是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有这些使得张承志的散文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之光。 张承志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相信“前定”，追寻“神示”和“天命”，也时时思考、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因此，他又是个思想型的作家，他的每一篇散文里都包含着他某方面的人生感悟。在《危险的生命》这篇散文里，张承志由火山口那一株美得令人心惊的芡叶，思考着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命，究竟能忍受怎样的限度，是个古怪的，但也是个原初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张承志一生到处漫游，然而，他不是那种仅仅对奇异风景感兴趣的观光者，他的目光始终集中在人上。在汉家寨这个“大风景和大地貌荟集的一个点”上（《汉家寨》），张承志透过美丽的自然风景看到人生的凄凉：“千年以来，人为着让生命存活曾忍受了多少辛苦”，“感到了人的坚守，感到了坚守如这风景一般苍凉广阔”（《汉家寨》）。当他面对西海固苍凉、辽阔的自然景观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追寻终极价值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危机： 天命、信仰、终极——当你真的和它遭遇的时候，你会觉得孤苦无依。四野漆黑，前不见古人为你担当参考。你会突然渴望逃跑，有谁能谴责杀场的一个逃兵呢？那几天我崩溃了，我不再检索垃圾般的书籍。单独的突入和巨大的原初质问对立着，我承受不了如此的压力。我要放弃这Fsrizo,我要放弃这苍凉千里的大自然，我要逃回都市的温暖中去。 ——但是，阻挡的大雪，就在我拔脚的瞬间，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 像上述描写作者对人生进行终极意义思考的散文还有许多。张承志在散文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执著探求，与他的散文浓烈的宗教般的热情，使他的散文“散发出夺人的力度和灼人的热度”（见老愚《群山之上·选编者序》）。成为真正“有血色”的堪称“大品”的散文。 与中国当代许多散文家不同，张承志不屑于作生活简单的反映者，也不渴望自己的散文文本获得很多读者。在《汗乌拉》一文里，张承志就曾公开宣称：“我的文章，读处知之者会深得三昧，不知者会觉得我故作大言。我并不想辩解。我只为知之者写。”由于他有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他的散文有些“贵族气息”。但是，他的散文和那些“贵族气”很足的“新潮散文”并不一样。张承志古典的文学观念和他对文学宗教般的赤诚，使他无法以“游戏”或“文体实验”的态度对待散文创作，他声称自己“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语言憧憬》）。对文学的神圣情感使他痛恨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他希望自己的散文所展示的不是一种新的技巧，而是一种新鲜的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是自己的精神旅程和心灵图景。他坚信“未来的人只需要纯洁的心灵追求，以及相应的真正艺术”(《语言憧憬》)。因此，与其说他是为今天而创作，不如说他是为将来而创作。 张承志在观念上近乎本能地拒绝“新潮”，但在创作上绝不保守，而是追求艺术上的不断超越。 当众多偏爱吟花咏月、忆旧抒怀的散文大为流行的时候，张承志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来推动中国当代散文观念的变革：让作家的主体精神从简单的“托物言志”这一陈旧的套套中解放出来，让散文回归心灵，艺术地展示心灵的每一丝颤动。“回归心灵”是张承志散文的主要特点和美学追求。因而，在他的散文中，看不到对自然景物的静态描写，也少有对花草鱼虫的吟咏；而展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作者生命历程的一个片断，心灵的一片“风景”。 在《静夜功课》、《午夜的靴子》《北庄的雪景》等优秀的散文里，张承志已不再满足于八十年代初散文抒发真情实感的浅层次，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真实：心灵。然而，“心灵”这一抽象的存在在张承志的散文里往往化为具体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在张承志的散文里，心灵的展示又和对往事的回忆与思考紧密结合。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忆旧抒怀，张承志所关注的是岁月留在心中最深刻最富于诗意的印迹；他是通过对自己心灵历史的回眸来展示自己心灵的历史，展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旅程。 独特的艺术风貌 成功的散文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这风格来源于他的散文的艺术形态、作家对人生体验方式及表现方式上的创造。张承志的散文之所以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源于他极强的创新意识，他自称是一名“至少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 因而他拒绝模仿，哪怕前面是一座文学的大山。他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人生信条去进行创作，这使得他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最为偏激，也是最有艺术个性的作家之一。作为心灵的记录，他的散文也因此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进入八十年代，作为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对个人话语挤迫的反抗，大量带有幽默味和闲适情调的闲话体散文(个人话语)在文坛上大为流行，闲适与幽默成了当前散文的流行色。可是，我们在张承志的散文里看不到半点幽默与闲适，因为他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文坛里进行精神长旅。西北回民惨烈的历史和当前的贫困状况时时烧灼他的心，回民刚烈的血性使他在散文文本中表现得愤激而焦灼。在散文文本里，他非常严肃地和你谈论每一个话题。他对待文学的神圣般的态度已渗入他散文的每一个词语，每一段叙述和描写，因而从艺术形态上来说，他的散文显得严肃而庄重。但他的散文文本并不因此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张承志在文本中所表现的真诚和热情缩短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使得他的散文文本变得非常亲切。阅读这些文本就如同面对一颗赤诚的心灵，翻开一页页热情扑面的心灵历史，与一位睿智的朋友作一番真诚的心智对话。 要用一两种模式来概括张承志散文的艺术形态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张承志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散文家，他重视散文的抒情，但从不矫情，他蔑视技巧，因而在散文创作中从不炫耀技巧。与回归心灵相一致的是，他随心走笔，时而叙述，时而描写和抒情，然而，所有这些最终都成为对自己的心灵或哲合忍耶回民心灵史的表现。与大多数散文作家不同的是，张承志在散文文本里从不拘泥于事件完整过程的叙述，在他的大部分散文里，叙述常常被内心体验的描写和情感倾诉所打断。作为一般历史的构成要素——事件和事件，常常被张承志切割成许多零星的碎片，在散文文本里重现的是作者对这些事件和事件独特的理（心灵印痕）。这种跳跃性的叙述和描写的习惯，使得张承志的大部分散文文本呈现出“拼图式”的艺术风貌。 就语态而言，张承志的散文是丰富并富于变化的。虽然张承志轻视形式主义的东西，但他却非常重视语词的选择和搭配，他试图通过这些精心营构的语言使自己的情感、心灵得以诗意的表达。我们知道，张承志的散文使用的多是典型的书面语，但是，进入他散文文本的不是那些千人一面的词语和句段，张承志凭借娴熟的语言控制能力对这些词语和句段加以诗意的改造，并选择那些最有光泽和力量的词语，最恰当地表达自己内心丰富的体验。如《潮颂》中有这么一段： 我回忆起那个傍晚，我坐在圆木垛上，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涂得通红。我慌张举起手臂，手臂画出一道红色的光。在那一刻里我感到了身心内外的颤栗，在如此实际而平庸的生活中，那电击般的颤栗是千金一刻的体验。 在上面这段文字里，作者使用的词语都很平常，但整个语段内部流动着诗一般的节奏，出奇得洒脱而流美，并富有质感。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在波马绝美的黄昏景色中的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 张承志的散文是独特并富有内蕴的，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现。因而，上述的漫评或许会挂一而漏万。但我相信，随着研究者的增多，人们定会在张承志的成功中发现更多的、值得当代散文创作者借鉴的东西，从而促进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张承志 张承志，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回族穆斯林作家，1948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系，1981年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对蒙古语、满语、哈萨克语亦有了解。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已出版各类著作30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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