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一个民谚是：“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北宋金盈之在《醉翁谈录》写道：“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为盛会，争标水秋千之戏，皆如上巳，而观者杂遝，过之远甚。”宋代村民进城过节娱乐狂欢是宋代一道动人的风景。 苏轼《和子由蚕市》诗曰：“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田家种地之时无疑是非常辛苦的，但辛苦操劳时间毕竟是短暂的，一年大部分时间除了播种、收获时候，其他时间都可以说是闲暇的时光，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到城市中游玩，尤其是城市过节或开办花市、灯市、蚕市的时候。宋代农民更是纷纷踊跃到城市中游玩、赏乐一番。田况《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诗曰：“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市来。”苏辙《蚕市》诗曰：“倾囷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镈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记载：“姚黄，其开最晚，在众花凋零之后，芍药未开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菜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贵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不过开数朵，都人士女必须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重如此。”宋代农民不惜远行千里到洛阳城里赏花游玩。李纲《上元日》诗曰：“田间野妇盈衢巷，怪我还能与共进。”范成大《灯市行》诗曰：“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类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灾伤不及十之三，岁寒民气如春酣。侬家亦幸荒年少，始觉城市灯市好。”张侃《田家岁晚》诗曰：“田家舂米盛土仓，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痴呆汝自当。爇爇火照田蚕好，打灰如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城里看灯归已晓。”文天祥《衡州上元记》记道：“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或累数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张所在，听其往来，一无所禁，盖习俗然也。”“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就是说衡州各地之人包括附近大量农民都到城里过节游玩看热闹。 宋代许多农民不止过节喜欢到城市一游，平时农闲也喜欢到城市一游。李若水《村妇谣》诗曰：“村妇相将入城去，呵之不止问其故。” 范成大《夔州竹枝歌》诗曰：“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朱继芳《城市》诗曰：“村翁生长在柴门，身有丁男犊有孙。为了官租才出市，归家夸说与乡村。”刘克庄《春日》诗曰：“黄亭罋闻酒美，白湖船至籴平。珠衱丽人出郭，银钗村姑入城。”刘某诗曰：“轮税地全无菽麦，入城人半是渔樵。度暑田夫作竹衫。”傅梦得《仙居县》诗曰：“经过太匆匆，山行去路通。客衣沾晓露，县陌带春风。沽酒从村市，骑牛任老翁。相逢有吟者，约我醉城中。”可见一些宋代山村农民已习惯到城市中去饮酒娱乐。宋代许多诗歌中都记有农民到城市中的现象，这说明宋代许多农民是常到城市一游的。洪迈《夷坚志》还记载：“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暇时，受他人庸雇负担远适。”这个卖苦力的田仆农民陈五病重将死时说道：“我闻得杭西湖境致极好，常恨平生不曾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宋代即使是偏远最底层的农民也想到最繁华的城市国都一游。 张耒诗曰：“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 宋代农民带农产品到城市交换贩卖是很普遍的事情。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孙儿辈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 洪迈《夷坚志》记载：“余干乡民张客，因行贩入邑，寓旅舍。”张方平在奏议中指出：“夫募钱者，率之农民，散于惰游，市井自如，南亩空矣。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文彦博在奏议中指出：“租佃客贫民采捕蒲鱼，种植莲藕，入城货卖，以资口食。”朱熹在文书中指出：“近城乡民，全藉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可见宋代农民还可以抓蛐蛐到大城市贩卖谋利。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可见宋代农村的各色艺人也凭借着自己的本领流动于各城市卖艺为生。 宋代农民时常流动迁移于各地，王柏在奏议中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宋代农民与前代各朝农民是完全不同的，利用农闲外出挣钱乃至到城市生活都是寻常之事。知岳州范寅敷就在奏议中指出：“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还有一些农民感觉城市生活好，赖着长期不走。司马光在奏议中指出：“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窃惟四民之中，唯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毕仲游在奏议中指出：“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舍攻苦食淡之志，而渐起甘美之愿；辞耕田力作之业，而习为游惰之态；亡淳朴寡欲之性，而增长嗜好之事。田野之民弃南亩而就城市者，举皆有焉。”李昭圮在文集中也写道：“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未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无疑在宋代大量农民已经不想生活在农村，而是要在城市生活下去。 曾布在奏议中指出：“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附籍：附入本地户籍。宋代农民在城市居住生活一年，就可拥有城市户口。在苏轼在奏议中写道：“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这正是宋代农民的幸福与快乐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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