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光武帝刘秀建立的后汉，后来亦称东汉，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暗淡的朝代。但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之重要，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形成而言尤为重要。如西汉后期浮出水面的儒家思想，经过东汉王朝的积淀，最终确立统治地位。儒学，经过元成哀平以来的发酵，经过光武帝刘秀和汉明帝刘庄父子两代的“拨乱反正”再次成为中原天朝的主流正统思想，从上层扩散到民间，所谓的汉文化体系得以成形。
此外，从古印度发源的佛教在东汉初期基本在中原生根发芽。而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是东汉中期在今天的四川创立。而道教的另一个支派太平道，后来更成为撼动东汉王朝根基的力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太平，这一口号提供了民间起义的重要形式，此后，借助神道来组织起义几乎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甚至义和团。综合以上方面，怎能小看东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呢？
回过头来，对于东汉的创始人光武帝刘秀，应该算一个十分杰出的帝王了。三国蜀汉名臣诸葛亮曾论述过，当时很多人已经爱把刘秀和刘邦进行比较，认为刘邦手下人才济济，而刘秀创业就比较一般。诸葛亮不同意这一看法，因为刘邦本人学识才智较弱，所以更倚重萧何、张良、韩信等人的能力；相反，刘秀的个人能力很强，因此显得云台二十八将等功臣比较暗淡，这种说法感觉东汉的光芒相比西汉暗淡也很类似。
诸葛亮的评价可能有些过火，但我们今天都知道，光武帝刘秀对于开国功臣几乎都保全了性命，光这一点，口碑就超出刘邦和朱元璋许多，甚至连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种略带“鸿门宴”色彩的故事都没有发生过，君臣相处一直比较融洽，这在中国2000多年腥风血雨的滚滚长河里绝对要算奇迹中的奇迹！如果以为刘秀是一个绝世好人，只能说太过想当然；要说刘秀驾驭人才的本领在历朝皇帝中一等一，似乎也并非客观；要以为刘秀的功臣们人人都非常“听话”，显然也不大可能……个人以为，这一人间罕有的传奇佳话，恐怕最终只能归结是特殊时代下的特殊产物。
如笔者曾一再表明，元成哀平以来，儒家学说逐渐上升到统治地位，社会风气（至少上层社会）充满仁义道德的氛围，刘秀本身颇受熏陶，他身边的文武大臣也大多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典型环境。刘秀的学识同这些人才大体是有“共同语言”的，尽管不是绝对，但确实是由一大批颇为义气相投的人才汇聚成了一个尊奉儒学为宗的“汉室”，感觉这才是刘秀与功臣相处结局比较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说刘秀是出身汉室宗亲，可原本并没有优势。作为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的子孙，他们一家其实并什么号召力。生活在南阳郡（实际是枣阳舂陵，位于今天湖北省境内，如历来争论诸葛亮躬耕南阳，但其实也在湖北襄阳境内，而今天的枣阳市也属于襄阳市）的刘秀家族勉强算小有资本，因其父刘钦只是济阳县令的小角色，这都是汉武帝实行“推恩”的结果。刘姓宗室经过百余年的主观削弱（武帝、宣帝等刻意经营）和客观衰弱（元成哀平时代），但毕竟有许多藩王后裔还有社会影响力，有的成为另外一些地方豪强的旗号，扬起“人心思汉”的风帆，召集民众，成为对抗王莽，争夺天下的新势力。
刘秀这一家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老小，上有哥哥姐姐，父亲刘钦大约在他九岁十岁时（公元3年左右）去世，刘秀一家失去依靠，返回舂陵老家，靠叔父刘良和家中产业度日。不少观点认为刘秀一家算平民，论身份似乎如此，但只是相对于官员和权贵而言。实际刘家在地方经营也有一定实力，如刘秀的哥哥刘縯就好任侠养士，爱充好汉。若家中没有一定资本，兄弟俩起兵时怎能一呼百应？从性格为人来说，刘秀似乎比较寡言少语，比较安分，为此还受过哥哥调侃，认为他像高祖刘邦那位毫无才干，只知家庭生计哥哥刘喜（就是刘仲，刘邦的二哥）。但刘秀只是傻笑，并不反驳。
汉室被王莽篡夺那会儿，刘秀正当青春，如今已不能了解这一批刘姓宗室的心理反映，唯一知道的是，大约天凤年间（约五六年），他是在长安读书，后来雅好儒学的刘秀，对少年时的求学经历一直留有深刻美好的印象，似乎没有对王莽夺了汉室有什么愤激的反映。很快，新莽政权弄的天下民不聊生，各地烽烟四起，好图大事的刘縯决心号召南阳豪杰起事，而刘秀竟然没表现多少积极的态度，拖延考虑了一阵，等到公元22年冬，“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大哥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正式起兵。据说他们召集有七八千人，加入了著名的绿林军。
绿林，如今是江湖草莽的经典代号。所谓的绿林好汉一半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一半是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落魄豪杰，这一旗号的诞生地是后来因三国故事而闻名海内的荆州。新莽天风年间天下大变，荆州的饥荒尤为严重，新市（今湖北荆州市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被数百饥民推举为首领，他们形成一支力量，不时攻击附近的乡邻。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京山县境内），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因此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进攻绿林军失败，部众已经达数万人。次年，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跟着，刘縯刘秀带来的舂陵军也加入了队伍。不久，绿林军于沘水和育阳连续大败莽军，进围宛城，爆发了昆阳之战，刘秀和绿林军大败新莽42万大军于昆阳，成为中华战争史上著名的经典战役之一。
当时新莽的主力北上攻打赤眉军。地皇四年（24年），绿林军壮大到十多万人，推举刘玄为更始皇帝，刘玄与刘縯刘秀为同乡同宗，也是长沙王后裔。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征发各郡精兵42万，号称百万，企图以优势兵力与更始军决战，以安定荆州，保障长安、洛阳的安全。王邑、王寻南下颍川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近昆阳（今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昆阳镇）。当时昆阳城中仅有八九千人，众寡悬殊，不少人主张避免决战。但刘秀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消耗王邑军的兵力，掩护主力攻取宛城，然后伺机破敌。在紧急关头，诸将最后同意了刘秀的建议。决定由王凤、王常等率众坚守，另派刘秀、李轶等率十多骑赶赴郾县、定陵一带调集援兵。
昆阳被围，曾与绿林军交过手的严尤向王邑建议：昆阳城易守难攻，而且更始农民军主力正在宛城一带，我军应当绕过昆阳，迅速赶往宛城，先击败更始军的主力，届时昆阳城可不战而下。然而王邑自恃兵力强大，听不进这一意见，动用全部兵力猛攻昆阳，并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
刘秀从定陵、郾县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取得初战胜利，振奋了士气。他再精选勇士三千人，迂回到敌军侧后，涉过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攻击。王邑下令各营不准擅自出兵，由自己和王寻率领万人迎战刘秀。然而，王邑的万余人马很快阵势大乱。可诸将因有令在先，谁也未敢去救援，致使败溃。这时又恰遇大风，暴雨如注，滍水剧涨，王邑军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使得滍水为之不流，只有王邑、严尤等少数人狼狈逃入洛阳。
这一战，刘秀仅以极少的3000左右兵力，出人意料的大获全胜，因此，民间流传了许多神奇的故事。有史书记载神奇的是王莽军有一个身材高大号称“巨无霸”的驯兽师任中垒校尉，赶着一大群大象、老虎、豹子、黑熊、豺狼、犀牛等野兽向刘秀军冲锋，结果仍然不是真命天子的对手。其实，这几乎是这位开国皇帝唯一漂亮的战绩，此后他参加的多次战役再没这般神勇。如对公孙述打了一年，打隗嚣三次亲征，两次大败，最后靠隗嚣病死没粮食了才取胜，打了足足四年多。更别说刘秀对匈奴毫无办法，甚至放弃了朔方和代郡大片领土，拖到20多年后匈奴分裂才勉强收回。所以，昆阳之战的胜利，史书极尽夸张之能事，以至于感觉像是一个神话传说。
昆阳之战后，刘家兄弟遭更始帝刘玄猜忌，兄长刘縯被杀。前面提过，刘縯性格外向，为人豪爽，颇有侠肝义胆，但他缺少机谋和历练，假若他能像刘邦处理同项羽的关系一样处理与更始帝的关系，很可能东汉的开国之君就不是刘秀了。在起兵之初，刘縯一呼百应，也经历不少的艰难，把几千人的队伍扩大到能争夺天下之势，是何等声望。而刘玄为了压制刘秀兄弟的实力，先对头脑较为单纯的刘縯下手。刘秀得知噩耗，自知还不足以同更始帝翻脸，唯有火速返回表忠诚，刘玄观察一阵略加放心，又封刘秀为武信侯予以安抚。
刘秀暗中图谋大业，在和阴丽华成婚六个月后，更始帝刘玄任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在路上，刘秀少年时的挚交同学邓禹追赶上队伍，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为东汉第一功臣，被刘秀誉为萧何一般的人物，他比刘秀小八岁，此时刚刚二十出头。刘秀到河北后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对刘秀表示：“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久，刘秀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邯郸，跟着迎娶了出身河北真定王室的郭圣通（为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来扩张势力，这桩婚姻属于政治联姻，基本没有感情可言。
但是，刘秀争夺天下，同西汉刘邦时代已经颇为不同。如孙毓棠、崔向东等一批新老学者都有言，两汉建立自然都处于社会的转变期，但东汉立国之根基是新兴的世家豪族。不仅像郭圣通一家同刘秀联姻，如同样在地方根深蒂固的马援（马援之女为汉明帝刘庄的皇后，同时还是开国功臣贾复的儿媳）、窦融（窦融的侄儿窦固娶公主为妻，窦融曾孙女又为章帝刘炟的皇后，窦家的后代窦武之女为章帝曾孙汉桓帝刘志的皇后）等等，这些家族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势力，他们手中大多有部曲，也就是有自己的兵马，但不能完全说是属于个人的私兵，应该是偏向一家一姓家族式的兵马，不言而喻，这种性质的军队此后是中国历史上藩镇军阀的主流特色，一直到清朝的湘军淮军都可以说是如此。
汉朝的兵制在东汉之交，随着社会转变和世家豪族力量，通过土地兼并和人力占有，慢慢有了新的封建社会形态。所以，东汉一朝近200年，本身汉军战斗力已经不如西汉，日常训练几乎废弛，而有战力的兵马基本都在有实力的豪强手中，这就是东汉后期和末年会出现三国群雄的根源。反之，西汉时代其实没有类似于一家一姓的军队，想想卫青、霍去病这样的猛将，都是要用兵符带着朝廷指派的征兵或募兵组成的军队出战。西汉时代虽然有过地方豪强，但一直是受朝廷压制的，直到宣帝时代都迁徙豪强的，西汉的军队可以说一直是国家所有（汉朝兵制的特色和变迁，可见孙毓棠老先生的两篇经典文章《西汉的兵制》和《东汉兵制的变迁》）。所以，西汉与东汉看似同为刘姓，实际也是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东汉以后到六朝的门阀，随着六朝时代新入中原的众多外族，经过结合与吸收，至唐朝再演变为藩镇军阀，这种世家豪族的特色是一脉相传的。
原本郭圣通是一个知性女子，从小受皇室熏陶，为人恭俭有礼，婚后一连为刘秀生了五儿一女，一度成为后宫典范。可正因她出身皇室，对权力有野心，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委婉的揭露刘秀其实是依靠她的家族，言下之意是提醒刘秀别忘恩负义。根据《东观汉记》卷六记载，建武二年（26年），郭圣通被册立为皇后。按说刘秀和阴丽华成婚在前，皇后之位理应是阴丽华。由于郭圣通家族在平定河北中的支持确实至关重要，刘秀册封皇后时也一直犹豫。恰恰阴丽华站出来拥立郭圣通为后，理由就是刘秀的天下离不开郭圣通家族的支援。由于阴丽华礼让，郭圣通的长子刘疆也就被册为太子。到了建武十六年，郭圣通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接管皇位，到处笼络势力，暗地对其他皇子进行欺压。次年，刘秀忍无可忍，废除了她的皇后称号，把她打入冷宫十一年之久，直到建武二十八年病逝。
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遣使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并斩杀更始帝前来接收兵马的亲信，自此，与更始政权决裂。然后，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军，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仍然用“汉”为国号，史称后汉，到五代宋朝之后因沙陀人刘知远也建立后汉，故往往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
随后是十多年的漫漫统一路，本文不再一一细说。不过，观察刘秀的建国和统一之路，会发现刘秀与时代的契合。前面也说过，刘秀原本同大汉天子基本无缘，因此，他规规矩矩前往长安求学，顶多羡慕一下执金吾（皇帝出巡时走在最前面的开道者，由于手持涂着黄金的铜棒，称为执金吾，这类亲军只是保护皇帝和宫廷，不参与战事），即使爱慕小十岁的阴丽华也不敢奢望什么（阴丽华家族宣称是春秋名相管仲后裔，迁居中原才以“阴”为姓，在南阳新野一带是著名的大家族，但没有什么人在朝廷为大官，所以地位就不如郭圣通的家族。即便如此刘秀起初也不敢上门求亲，直到昆阳大战名动天下以后才达成心愿）。王莽新朝弄的天下大乱，“天时”出现，刘秀和当时人都相信“谶纬”，相信征兆。因为朝廷曾出现过一个“刘秀会当天子”的谶语，只不过当时叫刘秀的是大学者刘歆。如邓禹对刘秀说过，以往天下出现圣人，一是天时，二是人事。“圣人”，也正是汉末王莽刻意营造的治平天下的理想形象。可天下没有迎来太平，刘秀渴望重塑形象，自然是要努力以“人”事“天”，符合董仲舒、刘向以来诠释的带有“五行”色彩的儒家学说，这一经典表述就是所谓“天道”。经过约十二年的努力，天下基本统一，刘秀确实比王莽更加符合“天道”，汉室果然中兴。
在今天来说，人们能发现，刘秀的东汉整体不如西汉强盛，如匈奴、河西、西域都不安定。刘秀提倡“儒学”首先是安定人心，中原经历大乱，他也不敢过于征伐，以休养为主，顺应自然，顺应“天道”。经过武帝、昭帝、宣帝，逐渐形成的一套“表儒里法”、“王霸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到刘秀的时代，他需要重塑儒家的“王道仁政”，以温和、宽松的政策赢得民心。即便面对几十位上百位功臣，刘秀也努力以自身为仁君表率，没有再现刘邦那样的悲剧。
再次评价刘秀与功臣善始善终的原因，其实就是刘秀刻意回归“儒术治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刘秀本人算是儒生，当然，他也有豪侠气质。他的功臣也大多有儒生背景，如邓禹为刘秀的同学，出身南阳大族，文武兼备，为刘秀的军师；贾复是儒生，谦谦君子，早年投靠绿林，同样英勇善战，平生没有败绩，为开国名将；祭遵精通经学，出自人杰地灵的颍川，早年为小县吏，但为人豪气，遇到有不平就杀了官吏投靠刘秀；还有耿况、耿弇父子都为一方郡守，通经学，耿况曾与王莽堂弟王伋一起学《老子》，而耿弇虽偏武人身份，但也好读书。与耿况父子关系密切的寇恂也是大族出身，喜欢《春秋》，善于理政，后来同邓禹多次商议重大决策，结为好友，这一类资兼文武的人才相当多。而真正的武人，如地位排在第二的吴汉是贫苦出身，为人豪侠，但也能与人相处，吴汉正是被邓禹举荐为大将军征讨河北，为刘秀与更始帝决裂，开创东汉王朝立下第一功。还有刘秀落难时的少数心腹猛将之一铫期，虽不是书生，但是重孝道，乡里都敬重他。与铫期为至交的冯异也是孝子。
在功臣之中，真正缺点较多比较令人犯难的如二十八将中最后归顺的马武，也是最早的绿林军将领之一，早年为祸地方，因躲避仇家到江夏。刘秀有一次与众功臣在宴会上交谈，说：“诸卿如果不遇到这样的机遇，你们自己估计能做多大的官呢？”第一功臣邓禹先回答：“我年少时曾经学习诗书，可以做郡文学博士。”刘秀说：“你怎么这样谦虚呢？你是邓氏子孙，志气行为修整，为什么不能做州郡的功曹呢？”其余一个个回答，到马武的时候他说：“臣以武勇，可作军尉以督讨盗贼。”刘秀这时笑着说：“卿且莫为盗贼，自己送到亭长手里，这样就可以了。”足见马武是一个容易惹麻烦的豪强。他为人粗豪，也敢说真话，时常喝醉了在皇帝面前评说其他功臣的长短，无所回避忌讳。但刘秀故意让他讲，除了以此了解马武和功臣的问题外，多数时候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而是让马武释放情绪。
所以总的来说，刘秀个人的表率行为确实起了作用，数百功臣（以史书记载，除了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实际受封的开国功臣多达300余人，如伏波将军马援为外戚，就没有在二十八将中）大多能受到影响，在这样一种群体构建下，恢复以儒家氛围为基础的朝廷风气，也体现一种比较理想的人际关系。但另一方面，崇尚儒学的刘秀并非没有倚重严于执法近似于酷吏的人，郅恽和董宣就是典型。
一次刘秀到郊外打猎，到夜里才赶回洛阳，想从东北门进城，城门守卫郅恽拒绝开门。刘秀命随从凑近门缝搭话，表明身份。郅恽回答火把亮度有限，看不清楚，不敢贸然开门。刘秀无奈，只好绕到另一个城门进城。不料郅恽第二天上书说皇帝远猎山林，夜以继日，根本没把社稷宗庙当回事。刘秀不但没有生气，还赏赐他一百匹布帛。而那个放皇帝入城的城门官却被贬县尉。郅恽被提拔为太子的师傅，教授诗书。但后来郭皇后被废，郅恽再次直言劝谏。在郅恽的调停下，郭皇后和太子虽被废黜，但都得到了较好的归宿。太子被封为东海王，郭皇后被封为王太后，避免了血腥杀戮。不光郅恽是严于执法者，连他儿子郅寿也是如此，先任冀州刺史，迁尚书令。章帝继位后，认定郅寿有奇才大略，提升为京兆尹。在他为京兆尹期间，当地诸多豪强听说郅寿当了京兆尹，都知道他的铁腕作风，没有敢再轻易犯法的人了。然而郅寿铁面无私，却得罪了外戚窦宪家族，后遭暗算，不得善终。
另外，董宣的事迹也很出名。由于刘秀宽柔，也放纵了一些不法现象，皇室更加明显。他的大姐湖阳公主刘黄（封号湖阳是今河南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就惹下了不少麻烦。她的家奴光天化日仗势杀人，躲藏在公主府上，令京城官吏无法抓捕。一次公主出门，家奴在车上陪坐，洛阳令董宣拦住了马车，大声数落公主过错，喝令家奴下车，当场诛杀。刘黄气的跑到宫里哭诉，刘秀从小受大姐照顾，听了也很震怒，传唤董宣要乱棍打死。董宣却说：“陛下一向很圣明，如今复兴了汉朝，现在却放纵家奴杀人，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我不用你打，我自己先死吧！”已经年近七十的董宣说着就用头撞柱子，头流了血。刘秀知道了事情真相，就不杀他了，但让他给公主磕头，赔礼道歉。董宣不肯，就让人强按他的脖子。董宣两手撑地，最终没有低头。刘黄怪弟弟刘秀说，当年你是平民都敢藏匿犯死罪的亡命徒，官吏不敢上门，现在当了皇帝，一个县令都收拾不了。刘秀却笑着说，就是因为现在是皇帝所以不能再像平民那样。于是赦免董宣，还得了“强项令”的绰号。董宣死后，刘秀派人去家里，见他一直很贫穷，竟没有钱买棺材埋葬，刘秀非常难过。
当刘秀晚年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他们的第四子刘阳相比前太子刘疆，更得宠爱。建武十五年（39年），刘秀觉得全国田地数字不准确，下令各州郡重新丈量。各郡都派人去洛阳报告，在陈留郡的公文中，刘秀发现夹在其中的竹简写着：“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他问陈留郡的信差这是哪来的简文，什么意思。信差称是在洛阳城里捡到的，误夹在公文中。刘秀大怒。当时只有12岁的刘阳在帐后插嘴，“那是郡里给他的指令，应该是想让他打听其他郡县丈量的结果以作比较。”刘秀好奇问，“就算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两地不要问？”刘阳答道，“河南尹是都城所在地，多皇帝近臣；南阳郡是皇帝故乡，多皇帝近亲。房屋、田地超过规定，不能当作标准。”刘秀让人诘问信差，果然是这样。刘秀由此对刘阳愈加疼爱。
郭氏被废后，太子心里很不安。有人劝说，“长久呆在不安稳的位置，不但有违孝道（让刘秀为难），还可能招来危险。不如辞了太子之位奉养母亲。”太子几次托人向刘秀表达心意。刘秀拖延了几年终于答应，让兄弟互换，刘疆改当东海王，而刘阳成为皇太子，改名刘庄。但都知道刘疆本人并没实际过错，这一安排不是没有后患。建武二十八年（52年），有人上书刘秀的儿子们结交被诛杀的人的子孙，这些人怕会因事生乱。恰好更始帝刘玄的儿子刘鲤，因为怨恨刘盆子（赤眉军拥立的汉室皇族子孙）害死父亲，杀了他哥哥刘恭。而刘鲤是沛王刘辅（郭皇后生）的座上宾。刘秀一怒之下把刘辅送到牢里关了三天，命令各郡县搜捕皇子结交的人，牵连诛杀了一千多人。中元二年（56年），光武帝刘秀去世，明帝刘庄登基。同胞兄弟刘荆写了封信，假冒前太子刘疆舅父郭况的家人送去，信中说刘疆和郭皇后没罪，建议刘疆起兵夺回天下。刘疆看了魂飞魄散，立刻逮捕送信的人，把信封好向明帝刘庄呈报。刘庄查出写信的是亲弟弟，只好搁置下来。后来刘荆诅咒朝廷，扬言要造反，遭到弹劾自杀。此外，郭皇后的儿子刘康图谋“不轨”，6个封县被削掉5个。她另一个儿子刘延也在祭祀时诅咒朝廷，十几个封县被削剩下两个。许美人的儿子楚王刘英，结交宾客“谋逆”，被废后自杀。倒是当年被关过的刘辅一直谨慎持身，用心学问，作《五经论》，时人称之为《沛王通论》。
对于东汉初期，钱穆先生就认为，鉴于西汉晚期外戚执掌大权，王莽代汉而兴，所以东汉立国以后，刘秀为免大权旁落，亲自打理诸多政务。后人对刘秀的批评是有事无政，说他本人是明君（他儿子明帝刘庄、孙子章帝刘炟也是明君），但都只是处理好了人事，没有创立好的制度。这样一来，皇帝优秀事情就处置得好，皇帝糟糕却没有管束的有效办法。笔者以为，这可不光是东汉一朝的大问题，随着新的封建格局形成，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的致命问题。
明帝刘庄登位时29岁，年富力强，是一个比光武帝刘秀更加尊奉儒学的人，少年时代拜名儒桓荣为师，苦读《尚书》。桓荣少时为了求学，曾十五年不返家乡，堪称读书人的典范。他是沛郡龙亢人（今天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龙亢镇），他的后代逐渐成为一个大家族，到晋朝出现过桓温这一著名的权臣。明帝礼敬桓荣也成为历史上尊重老师的一段佳话。《资治通鉴》记载，登基以后，明帝经常亲自去太常府（桓荣已封太常）探望，让桓荣坐东面，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行弟子礼，明帝亲自听讲弟子礼节；诸生离开座位向皇帝提出疑难问题，明帝指着桓荣谦让地说：“太师在这里。”结束后把供具都赐给了太常家。每次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侍从看望问候，并派太官、太医为桓荣医治。桓荣病重的时候，上书辞让交还爵位和官职。明帝亲自去询问病情，到他家所在街道就早早下车，捧着经书上前，抚摸着桓荣哭泣，赐给他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才离去。此后诸侯、将军、大夫来探病，都不敢再乘车到门口，在床前都要下拜。桓荣死后，明帝穿上丧服送葬，赐他在首山的东面修筑坟墓。
尽管明帝比刘秀更加尊儒，但相对的，他也更重刑罚，实际上明帝也是儒法并重的策略。历史再次证明，单纯一套思想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对于法治，明帝主要是约束功臣子弟，如他登基第二年（59年）就杀了贪赃枉法的窦林，还因此罢免了其父大司空窦融。之后，刘庄之弟楚王刘英、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而且，生活上明帝严于律己，提倡节俭，在宫廷内不尚奢侈，为整肃朝廷，为巩固东汉王朝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因而开创了东汉的盛世局面，一直持续到章帝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对于百姓，明帝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此外，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已经年久失修，为患加剧。在《前汉篇》武帝一节就说过，当时迁居开发上游意料不到会水土流失，到明帝时已经开始为患。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十万人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军事上，明帝似乎逐渐改变了光武帝时期的作风，对塞外匈奴和西域开始了行动。历来对刘秀没能好好经营塞外都认为是一大瑕疵。客观来说，不能认为刘秀希望恢复国内百姓生计，减少战事创痛是错误。可从整个东汉的塞外策略而言，则真的与西汉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尽管明帝章帝对塞外有所经营，尤其有班超的辉煌与传奇，可是，这并非代表朝廷官方的积极的国策，很大程度上是班超的个人意志体现。
明帝章帝的打击匈奴与收复西域其实仍然是延续光武帝保守思想的体现，如果仔细揣摩和分析，恐怕根源还是在于儒家学说深入朝廷，妄想以宽柔的仁政王道影响塞外，这是儒家文化“内外有别”的关键。唯独班超略显与众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偏偏不好读书（并非班超没有儒家思想，实际上班超也是偏于保守的，不过对班超经营西域的思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并非本文能够阐述），却渴望振兴武帝时代的雄风，可惜最终成就有限。
可以看到，自昭君和亲以后，南匈奴已经归附汉朝，而同时，陈汤讨灭郅支单于，匈奴整体中衰。经过几十年相安无事，北匈奴在东汉初年再次兴盛。当时刘秀忙于统一中原，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都得到匈奴扶持反对刘秀。刘秀曾遣使修好匈奴，没有取得结果。建武九年（33年），大司马吴汉率军抗击匈奴，未获战果。正是出于维护中原汉家地盘的保守思想，朝廷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三地居民内迁至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北）、居庸关以东地区。而匈奴左部乘机入居塞内，不断袭击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天水）等郡。十多年后的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南边八部拥立日遂王比为单于，南单于比率部众四、五万人归附东汉，朝廷将他们安置在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两年后，东汉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主管南匈奴事务。为了加强北边防务，后又增设度辽将军，统领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匈奴再次衰弱，北方如丁零、鲜卑、乌桓和部分西域部族渐渐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东汉认定这是儒家思想“怀柔远人”的道德影响力在发挥作用，并没有积极拓边的策略，不得不说，东汉王朝的立国根基已经大大不同于西汉，尽管东汉朝廷仍然渴望比肩西汉时代的强盛。
当然，匈奴无法忍受失去大量的奴仆和地盘，明帝年间，挟持对西域的控制屡犯河西，致使城门昼闭。直到永平十五年（72年）才决心反击，重开西域通道，这就是由耿秉、窦固开启的军事行动，班超首次出塞正是在窦固军中。之后，重置西域都护、宜禾都尉等，重开屯田，班超也开始收复西域之旅。匈奴的失势越来越明显，到永元元年(89年)，临朝称制的窦太后鉴于北匈奴部落叛离，再令窦宪、耿秉接连大破北匈奴，基本取得了开国以来北方的胜利，剩余的匈奴远遁，也就是国外史书说的匈奴陆续西迁欧洲。
而西域方面，笔者曾有专文《漫谈历史上西域势力的离心因素》以西域方面的角度论述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这里着眼于东汉朝廷的策略问题。如前所述，东汉经营西域基本是班超出使以后的个人意志驱动。如果分析班超的举动就能发现，他的任务本身首先是出使，目的是什么？仍然是以怀柔的方式拢络西域部族来联合对抗匈奴。当时窦固、耿秉在针对匈奴的行动中，害怕鄯善等西域地方扰乱刚刚收复的车师等地，害怕功亏一篑，而朝廷也从来没有要大规模用兵西域的意思。因此，班超一行三十六人出使鄯善，杀匈奴使节震慑鄯善王归顺朝廷的传奇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壮语固然豪气干云，但对于汉朝来说，显然绝非主流思想。
跟着出使于阗，班超认为窦固和朝廷都认可他先前的行动，于是依然机动灵活，再次以谋略手段处置了当地的匈奴使者，史书也言明于阗王知道班超等人在鄯善的所作所为，本就惶恐，不得不表示归顺。之后招抚疏勒，也完全是依靠班超个人机智和果敢取得收复西域的初步成绩。章帝刘炟继位后，西域都护陈睦被焉耆兵所杀，龟兹、姑墨联合反攻。班超在疏勒根本没有汉朝兵马，完全属于孤军奋战。此时为东汉王朝最强盛时期，朝廷对于西域之变的态度如何？不但没有进兵平定版图之意，竟然还下令班超放弃西域返回中原。
班超无奈决定遵旨的时候，史书记载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更以激烈的自杀方式进行死谏。走到于阗，于阗国王和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不少人上前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决定抗旨不回，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县哈拉奇乡）联合起来，意图造成大乱。班超将反叛首领逮捕，又击破尉头国，斩杀六百多人，才使疏勒再次安定。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领疏勒等国的士兵一万多人攻破姑墨国，将龟兹孤立。两年后，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要趁机平定西域的主张，特别要注意的是，班超的主张明确不耗费朝廷的士兵和粮食，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以夷制夷”策略，章帝希望班超大获成功，为了鼓励，派出了千余人前往协助班超。最终班超以近二十年的努力，基本收复西域，永元九年（97年），甘英受班超指派出使大秦，在西海波斯湾被当地人哄骗而回。
对于班超的丰功伟绩，遍览历代史书都是少有的，而他之所以伟大，恰恰笔者以为就在于他基本依靠个人的努力达成目标。如章帝刘炟评价其功绩：“超遂逾葱领（帕米尔高原），迄县度（兴都库什山），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他的妹妹班昭说：“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无不强调这一点，可以设想，假若朝廷当真重视西域疆土，换做任何一个强大王朝，相信都不会让区区班超一人和绝少随从冒如此风险执行收复西域的使命。即便具体情况有差异，但可以对比一下后来唐太宗高宗时代的行动，甚至晚清左宗棠的行动。而整个中华史上堪比班超这般传奇的，恐怕唯有唐朝初年的使臣王玄策，但偏偏王玄策所使天竺，并没有如西域一样纳入大唐帝国。
所以，从光武帝刘秀到子孙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真正强化了儒家思想下的“大一统”理念。中国历代维护统一局面，首要根本是“安内”。虽然国家的组成有许多部族，但朝廷却以迁居为主要方针，南匈奴、鲜卑和西羌等算是东汉王朝最主要的代表，只要安置下来这些归附的外族，朝廷仍然算是“大一统”局面，不在于实际地盘放弃了多少，之后如晋朝、宋朝也是如此作为。
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打击是防御性的，班超经营西域，维系河西通道，也就是所说丝绸之路，确保安宁方是重点，这与汉武帝的积极开边、征服四方几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因此，班超稳定西域，实际主要局限在天山南部，对康居、大宛、大夏等地鞭长莫及。不妨设想，假若班超背后是一个如武帝、宣帝一样的朝廷，相信经营西域的成就一定会比现在大很多。
当今中国一再提到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作为中国文明和对外交流鼎盛繁荣的一个证据——丝绸和商队，固然可以相信应该是事实，因为，西方大秦国确实对来自中国的丝绸肯用金币来交易，也许正是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的一个理由。
那么，秦汉时代的中国丝绸为何显得如此贵重？这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却并不算多，或者也有忽略的嫌疑。以孙毓棠先生为代表的研究曾指出，尽管先秦时代中国已有丝绸，但不能说特别鼎盛。因为丝绸真正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算普及，只限于贵族，甚至他们若交出丝绸可以免除赋税，这有特殊的意义，下文会说到。但丝，历史上基本属于中国特产，在世界历史中，大多数时候几乎是中国的垄断性产业。阿拉伯世界在唐代以后才掌握丝绸和织布技术，欧洲要到宋元时期才从阿拉伯引入丝绸和各类织布生产技术，从西班牙到德国、法国，之前他们别说丝绸，连过得去的织布都很少。而日本虽然也从唐代就传入丝绸和纺织，但直到清朝的德川幕府时期，仍然会从中国购买上等丝绸和优质布料。如果不了解其背景，很难理解所谓“丝绸之路”的真实意义。
对于贸易交流，我们的研究也很少触及根本。既然大多数人生活中很少使用到丝绸，究竟贸易的用途在哪里？因为丝绸逐渐的发达主要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吴越争霸，吴国对楚国就曾经为争夺江淮一带的蚕桑产地而战。因丝绸价值增高，市场并不以国内为主，其财富也并未在国内形成流通，主要都归于政府，所谓上缴免税的含义也在于此。后来为了持续战争而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汉朝对河西交通要道的开通保障就是为此，这也是武帝时代长年累月的战争才是促使丝绸之路繁荣的一大隐秘。
直到三国时期，蜀汉华美的锦缎都是维系国力运转，供应大军北伐的主要物资，而相似的东吴占据交趾郡也是为了保证海运贸易通畅积累财富应对战争（同两汉占据河西走廊的性质相同）。尽管绫罗绸缎都是中国古人文明程度和精巧绝伦的手艺，固然有作为文化交流的层面，但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中主要是充当“兵马钱粮”。如边疆地区还有一个同样著名的茶马交易（茶正是在西汉时期从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也是官府最重要的针对军事作用的财政来源。因为在古代，民间商人能够在丝路古道或者茶马古道进行自行达成交易的非常少，绝大多数都要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完成，抽取赋税。当然为了牟利，肯定会有不少铤而走险的人，但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繁荣其实是相对的，或者并不是针对丝绸或茶马，而我们今天却不无夸大其作用甚至误读其用途。
正如笔者曾经谈到的，东汉时代已经不知不觉中，早早就在国人头脑中埋下了保守的种子，难以再积极的走向世界。千年以后，这种子就会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从此牢牢遮蔽中国人的眼睛，在后世带来深重的灾难，尽管历史进程往往是正面和负面双重性交织的，可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正是如此无奈吗。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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