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养浩为元代散曲名家，卢前在《饮虹曲话》中说：“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余尝拟之于曲；东篱，一祖也；三宗者，小山、梦符、希孟。”冀野先生在这里用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来比拟散曲的“一祖三宗”，他认为“一祖”是马致远，而“三宗”分别是张可九、乔吉和张养浩。到了当代，又有“元代散曲三大家”之说，张养浩跟张可九、乔吉并称为“三大家”。
张养浩在元代官至礼部尚书，这也算是他那个时代的达官贵人，故而他在《元史》中有传，此传的第一个段落凝练地概括了他品行的各个方面，我将其分句解之：“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此话是说，他在幼年之时拾金不昧，捡到了钱马上去寻找失主并归还给了对方。这句话可以概括为一个“义”字。 张养浩像 “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他小的时候因为刻苦读书，以至于让当朝权贵都知道了他在这方面的品性，于是他被推荐入朝为官。此句可概括为一个“勤”字。
“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某天他生了病，领导到他家去探望，没想到，他家里穷到没有任何的物件，这让领导大为感叹。这句话可以用“廉”字来概括。
石牌坊 “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张养浩在任地方官期间能纠正地方的不良之风，同时还能爱民如子，能够懂得恩威并重。这句话可以用“明”来形容。
“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当地有个暴徒，无人敢惹，张养浩将这种恶棍绳之以法，令民心大快。他的这个做法可以用一个“威”字来形容。 张养浩撰《庙堂忠告》清乾隆五十四年周氏竹西书屋据益都李文藻刻本重编印本 以上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基本涵盖了张养浩性格的各个方面，他能做到礼部尚书，应该跟他的这些性格和行为有很大的关联。
但张养浩是位知进退的人，他在元至治元年，辞职返回了家乡，回家之后，他兴建园林，做起了隐士。张养浩是济南历城人，他的云庄就建在这里。关于云庄的所在方位，张养浩在其所写的《云庄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违历城西北十数里，有山曰标，若二而一，皆乱石丛矗，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桥于上；逾桥而东不里许，余别墅在焉。” 张养浩撰《风宪忠告》清乾隆五十四年周氏竹西书屋据益都李文藻刻本重编印本 对于云庄的建设，张养浩下了很大的工夫，他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来建造这处园林。除了房屋建设，他还在这里搞绿化，同时还花重金买来了两只仙鹤，可惜其中一只被一位田间老夫打伤了腿，两个月后就死掉了。这让张养浩很伤心，于是他写了一组名为《惜鹤十首》的诗。为一只仙鹤能作诗十首，也足见其对此灵物颇有感情。
其实以数量来做分析，有时也是一种想当然，因为张养浩特别喜欢将一组诗一写就是十首，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强迫症。清初顾嗣立在编《元诗选》时，也选了张养浩的十首诗，而后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写到：“张文忠自和凡十题，每题皆十首，今择其警练者录之。”看来，顾嗣立也注意到这位张养浩写一组诗就要有十个题目，而每个题目就要写十首。
张养浩撰《牧民忠告》清乾隆五十四年周氏竹西书屋据益都李文藻刻本重编印本 张养浩的这种写诗方式也让有些人觉得讨厌，薛祥生、孔繁信选注的《张养浩作品选》中收录了国图所藏《归田类稿》一书中的一段批语，批校之人号云门外史，此人在批《遂闲堂独坐自和十首》时称：“公好作叠韵，又必以十首为限，故乏佳制。韵多淡薄，近于以诗为戏。”看来，这位云门外史认为张养浩的这种作诗方式，纯粹是为了凑数，而这种凑数之诗当然佳句较少。 张养浩撰《云庄张文忠公休居自适小乐府》民国饮虹篍红印本 张养浩在云庄休闲期间也作了不少诗，并效仿苏东坡来和陶渊明的诗，他在《和陶诗序》中说：“余尝观自古和陶者凡数十家，惟东坡才盛气豪，若无所牵合，其他则规规模仿，政使似之，要皆不欢而强歌，无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贵也。”其称，古代和陶诗者有几十家之多，但他认为因东坡才气大，所以和得最好。言外之意，他也要效仿东坡来和陶渊明的诗作。 文保牌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张养浩在序言中写到：“余年五十二即退居农圃，日无所事，因取陶诗读之，乃不继其韵，惟拟其题以发己意，可拟者拟，不可者则置之，凡得诗如千篇。”
他在这里谦称自己整天闲着没事儿，于是就读陶诗，因为喜欢，所以就开始和诗。可惜的是，他所作的《和陶诗》没有流传下来，不知他的和诗水平究竟如何。但在这个阶段，他所作的一些散曲却得以流传至今，他被后世称为“散曲三大家”跟这些作品能够流传到后世，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一只赑屃在这里 关于张养浩所作散曲的风格，按照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上的说法：“他的散曲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约存曲百数十首，此外还有些许艳曲见其他选本中。他本是个关心时政而又遭受过陷害的人，所以他在生活上虽然‘休居自适’，而内心却不能平静。《休居自适小乐府》所写的正是他这时候的心情与生活，至于作风则兼有豪放与清逸。” 这应当是当年的古物 关于张养浩所作豪放的曲作，《中国诗史》中举出了《沽美酒兼太平令》：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哪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乾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至于张养浩所作的清逸的例子，该书中举的是《雁儿落兼得胜令》：“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新旧石构件搭配 而任讷在《曲谐》中则称其最喜欢张养浩所作的《警世·红绣鞋》：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而后任讷说出了他喜爱此曲的理由：“玩其意致，感遇必深，不然似乎体会不至此也。而词又特为直质，乃益觉言下凛然，信威服之不容擅作矣。”
古碑加了砖券 由以上几首可知，张养浩的散曲可谓通俗易懂，且读来朗朗上口，而这种特色也正是元代散曲的主体风貌，卢前在《散曲选》中作出过这样的总结性言论：“曲肇始金元之际，其原盖出于词。……词之兴，初不过为诗之附庸，多男女艳冶之辞，或杂隐逸山水，苏辛有作，意境恢广，迄乎宋季而其体益尊，遂与诗同祧骚雅矣。始者元好问、孟昉、王恽、吴镇、倪瓒之为曲，亦以附诸词。自张养浩有《休居自适之集》，乃褒然离词自立，一时作者若刘秉忠、姚燧、卢挚、胡祗遹所制，率渊渊大雅，如词中欧范……”
卢前说，散曲诞生于金元时代，且曲是词的变体。卢前认为，词原本就是诗的附庸，并不受文人重视，只是到了苏轼、辛弃疾那里，才成为了一种尊贵的文体，由此使得诗与词得以平起平坐；然而到了元好问等人的时代，他们又变词为曲，使得曲成为了词的附庸；但真正到了张养浩时，他才将曲从词中独立出来，并经过他的努力，再加上其他作者的提倡，终于使得曲成为了独立的一类文体。这样的褒奖可谓高尚。
旁边的这块不对称 宋词分婉约与豪放两大派，那么散曲是否也是如此呢？卢前在《饮虹曲话》中说：“豪放、端谨、清丽，为曲中大三派。《太和正音谱》乐府十五体，于豪放曰丹丘，希孟是也；于端谨曰江东，小山其前导；梦符则又开清丽之东吴。至于宗匠，不得不推东篱矣。”看来，曲的派别比词还要多一类，成为了三分法。
卢前把张养浩的曲风归为了豪放派，同时他认为，张养浩所代表的豪放曲风传导给了明代的康海和冯惟敏：“以逮于明，对山、海浮，希孟之遗也；青门、伯良、子野，梦符之变也；宁庵、伯龙则又祖小山而未能出之；以俊爽，唯康、冯之于张，始有青出于蓝之概。”
花坛里还有一块文保牌 将张养浩的曲风归类为豪放派，这也是龙榆生先生的观点，其在《中国韵文史》中称：“张养浩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多恬退之言，艾俊序所谓‘和而不流’者。然其《山坡羊》怀古诸篇，亦殊豪壮，与九皋风格相仿。”
龙先生所说的“山坡羊”，指的就是张养浩在当世流传最广的那首《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曲中的最后两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解放之后被选入了初中课本，于是变得世人皆知。对于该曲，龙榆生在后面评价道：“元人豪放一派作家，略如上述。”
张养浩墓 但也有的学者跟卢前和龙榆生的观点略有差异。除了上面提到的陆侃如和冯沅君，梁乙真也认为张养浩散曲的风格有豪放与清逸两类，梁举出的清逸的例子有《尧民歌·归旧乐》：
见斜川鸡犬乐升平，绕屋桑麻翠烟生，杖藜无处不堪行，满月云山画难成。泉声，响时仔细听，转觉柴门静。
对于此曲，梁乙真评价说：“这便是‘清逸’的例。此曲的妙处，即从闹中而反写出静境；将林泉的真趣表现无遗，堪称匠心。”（《元明散曲小史》）
对于张养浩的这些散曲，梁乙真说他最喜欢者则是上面提到的那首《警世·红绣鞋》。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