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官印 西汉时期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印章制度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更臻完善和规范化，无论形制还是篆刻艺术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特别是在印文的布局上，树立了一时之轨范，成就了后世之楷模，为历代印人顶礼膜拜，奉为学习篆刻的不二法门。 西汉时期的官印多出于铸造，印面一般在2.2厘米至2.4厘米见方，与《汉宫仪》所记“通官印方寸大”的记载大致符合。但也有个别官印的尺寸较大，如广州象岗出土的南越王“文帝行玺”金印边长为3.1厘米见方。 对西汉官印的断代研究，叶其峰有《西汉官印丛考》，孙慰祖有《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西汉时期的官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西汉早期（高祖至景帝）、西汉中期（武帝）和西汉晚期（昭帝至孺子婴居摄）。
西汉早期的官印印面仍有“田”字及“日”字界格的存在，这种现象约延续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废止。但与秦官印相比，汉初官印的界格与印文系铸造而出，因而显得笔画饱满，界格较粗壮，不似秦印多出凿刻，文字与界格线条皆细挺而略显单薄。 西汉早期官印钮制有鼻钮、瓦钮、龟钮、蛇钮、鱼钮等。其中，坛状鼻钮延续了秦代作风，但西汉中期以后已见不到这种形制。龟钮最早见于秦代君侯一级的高官印章，汉初龟钮形体狭长低伏，龟首较短，背部略拱，足爪粗简，不甚分明。
西汉中期的官印则已逐渐脱离了秦印的影响，字形宽博方正，已完全形成汉人雍容浑穆的自家风范。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两次定制，使形制及印文方面逐步完善，终于成就了汉印的本体风格和特色。汉印的钮式与官秩的等级关系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在这方面《汉旧仪》等书籍有很详细的记载，如诸侯王、列侯可用龟钮金印；千石以下的官吏，普遍用鼻钮或瓦钮铜印。在印文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章”字的使用及五字印文的出现。史载，汉代官印官秩二千石以上称“章”，凡印文不足五字加“之”字补足。这是因为“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以往，一些研究者误读了上述记载，以致认为汉武帝及其以后官印都用五字，进而得出存世的大量汉代四字官印都是殉葬品，而非实用品的惊世骇俗之论。或者认为印文作五字与否为识别汉武帝时期官印的标准，这些看法当然是不对的。综合考古发现及传世的官印和封泥看，此时的五字以上官印仅限于秩比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如“合浦太守章”“御史大夫章”“中部将军章”“广汉大将军章”等，至于王侯印及品位极低的官印，仍用四字，而且官秩在千石以下者印文称“印”，不称“章”。西汉中期的官印印面一般为2.3厘米，钮式或为钮面增宽的瓦钮，或为龟钮。龟钮形体增大呈立状，背部微拱。龟甲、鳞爪镂雕精致，周边已加刻环线。 西汉晚期的官印，特色相对要少些，基本上是中期风格的延续。在印文字体上，中期笔画那种略带弧形圆曲的特色逐渐消失，笔画趋于粗直方整，结体更为方正，稍显刻板，较少变化。印面尺寸多在2.3厘米见方，瓦钮钮面加宽至1.4厘米左右，印台增厚至0.8厘米以上。龟钮圆浑生动，花纹铸造得极为精细。
西汉时期，还有一些作曲尺形空心把钮的大型印。如以“遒侯骑马”为代表的烙马印，均为阳文，体势苍莽浑穆，笔画粗细不一，颇耐寻味。山东莱州出土过一方中6.5公斤的“右盐主官”大型铜官印，印文上部饰双兽图案，这种在官印印面上刻画动物装饰图案的做法，在汉魏官印中可谓绝无仅有了。
西汉前期的私印 汉代私印大体可分为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新莽、东汉四个阶段。对西汉私印的断代研究，王人聪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刊有《西汉私印初探》一文，是运用新出土的资料研究西汉私印的佳作。但该文过于相信内陆考古简报的断代，未能结合墓葬形制与伴出其它文物对考古简报的断代进行校核，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误差。邵磊曾在《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刊出《西汉私印断代探述》一文，辑补出土西汉私印更多，校审更精，得出的结论更为宽泛，客观反映了私印形制与印文风格在时代变迁中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而表现出来的惯性。 西汉前期以汉高祖刘邦立汉至武帝刘彻攻灭南越国止，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西汉前期的私印质材丰富，类型复杂，且秉承秦代印制的痕迹较为显著。在款识上部分印制的印面仍施加边栏，这是较容易与秦印混淆的一个方面，但如果细致的加以比较，两者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印面构图上，秦印印文往往随笔画繁简自然布列，并不追求匀整填满，印面留红较多，而西汉前期私印在布局上则尤显刻意经营，且不惜通过增饰印文、缪曲笔画来追求“满白”的艺术效果，印面留朱甚少；其次，在印文形态上，秦印印文多出凿刻，笔道及外廓边栏线条比较纤细，露锋、出锋的笔画更是叠见不穷。此时期私印印文由于多随印体浇铸而出，故笔道及边栏线条均较秦印规整而粗厚，笔画转角处也由秦印的圆转变为方折。除上述差异外，本期部分边栏私印已出现增大的现象。如“诸佗”印等。至如湖南出土的“邓弄”等印的印面已经增大到2.2厘米见方，略与同期官印尺寸相当，这在秦代私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秦印普遍在印面添加“田”“日”形界格的构图方式，对本期私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如旅顺出土汉初田字界格“文胜之印”的“胜”字，就颇具战国时燕地私玺文字劲折生涩的笔势特征。再如徐州出土印面竖栏的“薛毋伤”印的印文，仍保留了战国晚期齐鲁私玺俊丽修长的文字风格。可见，西汉前期的界格私印，虽然在表面上沿袭了秦印的章法构图，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其母体地域文化的浸润。
除上述两类私印外，汉初玉质私印也是从秦代玉印发展而来的一种印章类型。由于玉印印文特有的碾制工艺，使得玉印产生了游离于铜印之外的另一种圆劲流畅的艺术风格，“玉印”这一称谓遂被专用于代表此种风格的印章上。正是基于对这种艺术风格的认同，人们往往宽泛的把印文同出于碾制的玛瑙印、琥珀印、水晶印等也纳入“玉印”这一体系中去。西汉早期玉印以左右排列的二字或三字私印为多，在章法安排上则根据文字多寡、笔画繁简作出调整，其印文笔画的方起方收，畅达劲挺，恰恰是略显草率、笔画粗细不均的秦代秦代玉印文字所不具备的。此时期出现的“虫鸟书”玉印也异常精美。这类印巧妙地将自然界中虫、鸟、鱼等生命形体以概括、抽象的手法融会于印文中，表现出一种轻灵娇美的意态和神韵，十分引人入胜。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西汉前期玉印的钮式绝大多数为侧视如坛台状的覆斗纽，因而不难想象覆斗纽应是西汉早期专用于玉印类型的固定钮式。
除此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汉前期私印无论在印文形态或章法构图等方面，都进一步的摆脱了秦印的影响，显示出汉印风格向成熟期过渡的倾向。这其中，既有将繁简不一的印文以并不均匀的占地组合在一起的一路印章，也有入印文字隶化简率，不仅恪守“六书”的作品，堪为秦汉之交社会通行文字发展变革的生动写照。 方正的缪篆与婉转的极富装饰意味的篆书在印面上的杂合也是仅见于西汉前期私印的一大特色。由于方处纯方，圆处过圆的“极端”表现手法，使得该类私印在章法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尽管传世数量较多，但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故一向不为人重视。该类印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向来没有给出明确的归属，今以其印文、钮式与部分新出土的发掘品相参证，知皆为西汉前期物。 无钮的穿带两面印的印文笔画粗细不一或满白，且方直硬折，若仅从印文来看，似更近于东汉印章的风格，而与西汉时作龟钮或瓦钮的私印印文有所区别，可能不属同一系统，这也堪称西汉前期私印面目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西汉前期墓中还出土过一批呈现出东土地域风格的战国古玺，其中以姓名私玺尤多。上述古玺的具体制作时代当不迟于战国末期，因而不能将它们视同为汉代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明沿用战国玺印是秦代乃至汉初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已。 西汉中后期私印 西汉中后期可以划分为武帝元封年间至成、哀之际，下限可抵孺子婴居摄前，约公元前110年至公元5年。与前期相反，西汉中后期私印尽管数量庞大（约占存世汉代私印总数的十分之六七），但类型却相对单纯得多。 在印文内容上，西汉中后期私印普遍于姓名后加缀“印”“之印”“印信”“私印”等字，使印面凑成四字；在印材方面，铜印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成为印材的主流，玉印不仅数量锐减，且印文风格也被铜印所同化；在印文布局上，匀满均衡、等分印面的构图方式成为印章布局的标准形式，前期常见的界格和边栏等印面附饰至此已渐废弃不用。
出于对章法构图的屈从，汉代中后期私印在印文体势及笔画特征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调适，具体表现为印文折、直笔画增多，斜笔、圆笔减少，字形宽博方正，结构更趋严谨，印文线条中略呈上弧形的笔势往往使全印表现出庄重而不失圆活的风貌，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私印最为显著的特征。与前期相比，不难发现，汉代中后期私印所追求的，纯粹是一种蕴藉深沉的静态美，但这种美感的获得，却是以牺牲入印文字的个性为代价的。 汉代中后期私印上的一些常用字，因其具有独特的写法，亦可作为断代分期的标尺。仅以“印”字为例，前期的“印”字末笔大都有明显的顿折或斜长曳尾，而此时期“印”字末笔仅略具上弧笔势，偶有曳尾，必短而局促。汉代后期的部分私印，其印文平直线条中的弧形笔势已逐步消失，笔道粗硕滞重，结体略见松散，入印文字的乖谬之处也有增加，已流露出某种衰颓的迹象。
朱白文相间也是汉代中后期私印印面较为盛行的款识，其具体构图方式比较灵活，有半朱半白或一朱三白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所占印面视文字繁简而定，笔画少的作朱文，笔画多的作白文。汉代朱文印在中后期的出现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汉代朱文印的断代，以往一向约定俗成地定为东汉，今据安徽、湖北等地出土的实物资料则可将汉代朱文印的初始年代至少上提到西汉昭帝、宣帝之际。汉代中后期的朱文私印或朱白文相间印，其朱文大都富有圆转匀润的笔意，显得很有弹性，这也正是与东汉朱文私印至为重要的区别所在。 此外，“四神印”的出现则为此时期稍显单调的印面构图增添了不少活泼的色彩。所谓“四神印”也称“四灵印”，是肖形印与文字印相结合的产物，这类印印文四周或两侧、一侧刻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或其他动物。在印台四面刻饰四神纹，也出现在此时期的私印上。 在印纽方面，孔眼增大的薄边覆瓦形钮已取代鼻钮成为铜印钮式的主流。瓦钮的变体、钮面跨度与印边齐缘的桥钮也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桥钮不单应用于铜印，也为玉印所采用。龟钮形体增大且作立状，龟首昂扬，趾爪向外，四足撑于印台四角，龟背或圆或高拱，背甲刻纹清晰，甲纹和边缘之间刻有边线，甲边和四足部位往往饰以圈纹。 西汉中后期私印以严谨均衡的章法构图和蕴藉深沉的印文体势，共同促成了汉印经典风格的确立。 新莽官印与私印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身为外戚的王莽取得地主官僚的支持而篡位，易国号为“新”，踌躇满志地进行了托古改制。新莽官印铸造之精工、印文之俊丽，即便在铸印水平普遍高超的两汉时期也罕有其匹。 新莽官印都是正方形，其边长在2.2厘米至2.4厘米之间，印台厚度一般为0.8厘米。钮式有龟钮、鼻钮和瓦钮。其中，龟钮铸工极精，龟足五趾张开，做爬行状。龟背隆起，脊线呈弧圆状。龟背有回纹、多角纹，甲边四周刻圆圈纹，颈、足也有细线刻纹。与精湛的工艺不相匹配的是，新莽的印纽制度却比较混乱，如两汉颁发给西北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专用的驼钮或羊钮，新莽却皆用瓦钮或龟钮，与中原通用百官印相同。还有一些千石或千石以下的低级官吏，在两汉时期只能享用鼻钮的，新莽也屡屡破例给予龟钮。
新莽官印多作五字或六字，传说与王莽迷信三统五德终始说有关。在排列上，五字印分三行排列，末字独占一行；六字印也分三行，行各二字。新莽官印的印文字形渊雅颀长，笔画停匀，极见曲线的流畅与洗练，严谨之中流露出吴带当风的飘逸和潇洒。 王莽篡夺汉室前后不过15年便告覆亡，但却依《周官》《王制》之文，更易了许多西汉的官名，如将郡守一级长官改成“大尹”，县一级令长改成“宰”，而有些官署的长官也改称“宰”；官印中的不少地名也是新莽时期所改，例如“设屏农尉章”，“设屏”即西汉“张掖”郡名；“敦德步广曲侯”，“敦德”即西汉“敦煌”郡名。表现在官印上反而留下了鲜明的特点，易于鉴别。 王莽执政后，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和四等封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又根据亲疏和功劳大小，将王莽家族男子封为“侯、伯、子、男”，女子皆封为“任”，并且男以“睦”、女以“隆”为封号，这在新莽官印中也有不少反应。
以上所述，大抵涵括了学术界对新莽官印特征的共识。但近年考古发现却有出土新莽四字官印的报道，似乎是突破了对新莽官印印文布局的传统认识，如出土金质龟钮“富贵侯印”和“寻阳令印”。 新莽私印的界定，一向多赖以从同期官印的比较中获取直接的证据，但这样得出的结论却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不足以全面反映出新莽私印在两汉私印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存世新莽私印的印文铸、凿并用，且凿印在数量上与铸印大致持平。这表明西汉近200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印工艺，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 根据印面构图，大致可将新莽私印分为两种。其一就是以“杜嵩之印信”或“司徒中士张尚”为代表的一批在钮式、章法布局、印文体势诸方面都深受官印影响的作品。印文刻铸极其精美，体势修长，笔画匀润。中有在姓名前加署官职的，如“司徒中士张尚”，或为殉葬专用的明器。还有相当一部分在章法构图上禀袭西汉中后期私印的作品。其印面较小，约为1.5厘米，文字均为凿刻，字形方峻整饬，笔道略显两端粗、中间细的“竹节状”，纤劲挺厉，然而笔画转折处却饶有圆转之意，这种印文风格曾对东汉乃至魏晋印文风格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除了印文上所体现的这些共性特征外，大部分私印作辟邪钮，也十分引人注目。需要注意的是，边栏这一战国至西汉前期盛行的印面附饰，在新莽私印上再度重现，也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王莽改制是以循古为主旨的。 此外，存世还有一种印面扁而小的泉钮印，即印纽被制成一枚钱币的外形。这类印章的年代，以往也不明确，今见其中有泉钮上铸莽币“货泉”二字的，或也为新莽制品。 东汉官印与私印 东汉官印，初期风格上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一脉相承，直到东汉中晚期才逐步形成自身的特点。在钮式方面，瓦钮逐渐被淘汰，钮边加厚，钮面也加宽，钮孔相对变小的鼻钮流行起来。龟钮身上雕铸的纹饰则有转向粗率的趋势。但无论是哪种印纽，其印体都略有增大，印台也明显变厚。印文以凿刻为主，多采用方折而粗犷的笔画，以硬直的笔势为主，一改过去的圆转体态。从印文官职证以文献或地名沿革，可以检认出一批东汉官印，如“榆麋侯相”印、“顺陵园丞”印、“荜闺苑监”印、“林虑左尉”印、“安乡左尉”印、“胶东令印”等，上述诸印，皆可作为鉴别东汉官印的参照。此外，汉赐匈奴及其他西北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也多为东汉时物，这些官印皆作驼钮，印文皆首冠以“汉”字。从印文风格来看，东汉颁赐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印文笔画硬直，多为东汉中晚期物，而洛阳出土的一形体精致的双峰驼钮“匈奴归汉君印”，印文却破饶圆转之意，结合此墓时代被定为东汉早中期推断，它的制作年代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存世尚见作此种精致驼钮的私印，当为东汉私印。 东汉早期官印和新莽官印类似，工饬考究，只是少了一些流转，多了一些方直。起笔或收笔多横向补切一刀，使笔画略呈燕尾状。这种在新莽官印中已初露端倪的技法，可视为东汉初期官印文字的重要特征。如“朔宁王太后玺”，印文方正典雅，篆法工稳，铸造精良，尚保存着新莽时代的优良传统。类似的印文形态，还见有江苏扬州发现的东汉早期“广陵王玺”金印和日本九州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只是印文笔道更粗而迹近满白效果。此二方金印，不仅印文风格完全相同，在印纽装饰的细部处理上，也都别无二致，故不少学者认为二印当为东汉早期洛阳府监的同一印工所制，并因而称之为姊妹金印。但根据印面所见印文线条的完整与否，运用考古学“打破”关系的原理，可以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总是先刻印文竖笔，再刻横笔；“广陵王玺”却是先刻横笔，再刻竖笔。通常，一个熟练的工匠在长期实践中会形成一些有独特个性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会轻易改变。由此可见，这两方金印的作者并非同一个人，而不同的工匠依托各自的镌刻习惯制作的印文，在形态和质感上竟然如此相像逼真，只能说明，类似的印文风格是东汉早期高官佩印的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时代风尚。 传世的两汉官印中，有不少的“单”印，绝大多数属于东汉时期。“单”在汉代是和“里”并存的农村基层居民单位，极可能是一种公社组织，而丰富的印文内容显示，汉代“单”的内部有相当细密的分工。传世的东汉印章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唯”印。这类印文中均有“唯”字，如“木里唯印”“滇里唯印”等，有学者推断“里”、“唯”印可能即乡里机构处理事务的用印。存世东汉“唯”印内容除了有里名外，还有在“唯”字前加姓氏和行辈或吉语。如“杨巨孺唯”“丁氏长幸唯印”“唯长利印”等，如果前面对“唯”的推断不误，那么这种在“唯”字前加姓氏、行辈或吉语内容的印文，或即与两汉、新莽私印中姓名加职事的形式颇为符合。 东汉晚期，社会动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方豪强也在乱世中广泛招募流亡的散兵游勇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为部队，割据一方，最终导致后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所以此时期官印遗存的一大特点是中下级军旅武官印极多，印文的凿刻也日趋粗率，潦草涣散，印章的方寸天地中似乎也出现了兵荒马乱的乱世气象。史载，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二月，河内太守张杨以负米贡饷之功，得封为安国将军，假节开府。其壁垒群帅竞求拜官，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活脱脱刻画出在经历了黄巾大起义的打击后，东汉王朝濒于崩溃的情景。 东汉私印的辨识与断代，一向少人问津。东汉私印中的字母印极为盛行。字母印始于西汉，母印中空，子印套入母印中，多为两印一套，钮式则有瓦钮、龟钮、虎钮、辟邪钮以及穿带印，较为丰富。东汉字母印最有代表性的喂辟邪钮三印一套，所见多为东汉晚期物，层层套合，构思巧妙，印文也佳，洵为汉朱文印之精品。通常，东汉字母印大、中印皆为辟邪钮，其中大印印面2厘米见方，通高约3.8厘米；小印为瓦钮，印面0.8厘米见方。三套印的印文内容也有固定的格式，其中母印为姓氏加印信，第一层子印为姓氏，第二层子印为表字。 大抵东汉中期以后的白文私印，在线条质感上显得愈发粗简草率，有走下坡路的趋势。西汉私印那种比较圆厚的特点几乎已完全泯灭了，代之而起的是支离破碎的颓败气息。当然，这一情形也可能是与彼时铜印合金成分的变化（锡铅含量增多）以及制作工艺的改变（东汉印章多为凿制，而非西汉的铸造）有关。印面上添设边栏或界格等近乎复古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流露出印工们在创作时无所适从的窘态来。 东汉中期以后，篆法衰微，表现在官印上尚不明显，但在私印上，对笔画妄意增损的现象尤为普遍。如湖南长沙子弹库东汉“桂丞”墓出土的“审湖名印”，以“名”字笔画少故，遂将其下所从之“口”写作“凹”，以填满印面空间。其“印”字的“卩”部左侧上曳，“爪”部右侧上曳，似乎也都有填充空间的用意。安徽亳县凤凰台发现的东汉辟邪钮“丁崇”铜印，二字印文等分印面，“丁”字上部横笔竟然从两侧被引长下垂至底部后又折叠向上，几乎如同后世“九叠篆”的写法，而西汉印中的“丁”字纵使缪曲也断不会如此繁复的。 存世尚有不少柄形钮阳文长条形印，印文内容组合为例如“巨﹢姓氏﹢千万”，也有简称为“姓氏﹢千万”者。根据出土的同类印章推断，其当流行于东汉中期。此类长条形印以往有观点认为是工商业者用来钤印在出售的纺织品上作为店铺标志的，恐怕未必属实，或许只是浮夸社会风气影响下的产物而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