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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文：中国经学传统视域下的廖平
钟永新
杨世文先生 【人物简介】杨世文，重庆潼南人，生于1965年2月。2003年任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员，2006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重点：历史文献学、儒学文化与中国学术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儒学学案》《宋代疑古思潮研究》《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张南轩著述整理与研究》《廖平经学思想与近代儒学转型》；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案：《走出汉学》《20世纪尚书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张栻全集》《道命录校证》《皮锡瑞经学通论笺注》。参加大型项目《全宋文》《儒藏》《宋会要辑稿》《巴蜀全书》的编纂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专著《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点校《张栻全集》、《廖平全集》（合作）。合作主编《中国儒学通案》，新编《魏晋学案》，校点《宋元学案补遗》、《清儒学案》（合作）等。 【阅读提示】 ◆如果归纳廖平“经学六变”，可以浓缩为三个核心问题：今古学、小大学、天人学。 ◆廖平经学复杂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与时代风气。正如他本人所言，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 ◆尊经、尊孔，做孔经的守护者，为儒学辩护，是廖平一生的追求。他经学凡历六变，著书一百四五十种，究其核心，皆围绕此主旨展开。 ◆廖平对西学作了基本估价，主要有两条：一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二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 ◆学术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投机取巧，否则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通过《廖平全集》的校点，我们深深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有特殊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
从事学术需要严谨态度
钟永新、杨先生，您好，您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学者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首先请介绍下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杨世文：我出生于重庆潼南一个偏远的农村山乡，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纯朴农民。尽管贫穷，但他们坚持让我读书上学。到我高中毕业时，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变成钱的东西了。每诵《蓼莪》之篇，念“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常常眼湿鼻酸。 1982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后又在川大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川大历史系素以学风朴实严谨著称，当时徐中舒、缪钺先生如泰山北斗，是我们的偶像，有时也给我们开些讲座，让我们领略到大师的风采。 我1986年免试跟随缪钺先生、刘琳先生读研究生，开始走上学术道路。那时由于家境不好，很少出门，也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宿舍、食堂、图书馆或教室三点一线，得以浏览了不少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文化热，引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阅读之余，尝试写点儿东西。20多岁时便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与儒学文化相关的文章，从而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决心以学术研究为职业。 留校工作后，刘琳先生、曾枣庄先生安排我参加《全宋文》整理，从事点校，协助审稿，前后承担了五六百万字。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儿马虎。《全宋文》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老先生传授了很多治学方法，尤其是培养了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严谨态度，这是我受用不尽的珍贵财富。 后来舒大刚教授主编《儒藏》《巴蜀全书》，我也是其中成员，草拟了《儒藏总目》，基本摸清了儒学文献的概貌。主编了《儒藏》史部的《孔孟史志》和《名儒碑传》，承担了《巴蜀全书》中《巴蜀史料》部分，点校了上千万字的书稿。可以说，我从事学术工作近三十年来，基本上是与文献古籍打交道，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古籍整理上了。 当然巴蜀文献是中国古籍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宋文》《儒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巴蜀文献。我对宋代理学大师、绵竹人张栻的文献做了比较系统的搜集和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我整理的五卷本《张栻集》，已收入《理学丛书》，这是目前最完整的张栻文献集成。此外，我和舒大刚教授共同主编完成《廖平全集》，首次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了近代经学大师井研廖平的所有著作。
廖平像
把握廖平经学变化的脉络
钟永新：近代经学大师廖平被誉为19世纪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蜀学复兴的代表人物。请问如何认识理解廖平主要的学术体系和思想成就？
杨世文：廖平在被张之洞调入尊经书院前，受四川学术风气的影响，喜读宋人书，醉心于制义、时文，目的在于考取科第。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入尊经书院后，始觉宋学空疏无实，故钻研小学，从事朴学考据，学术兴趣发生第一次改变。 后来湘潭名士王闿运入川执掌尊经书院，廖平受其治学方法影响，到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觉得训诂考据破碎支离，于是转求“大义”。不过，廖平治学不肯依傍，并没有按照张、王指示的治学道路亦步亦趋。此后学术兴趣不断发生变化，形成廖氏经学独有的特色。 在接下来的50多年时间里，廖平经学多变：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小统大统”,四变“人学天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解《诗》《易》。其学六变，重点在于前四变，五变、六变不过是四变的衍化。 如果归纳“经学六变”，可以浓缩为三个核心问题：今古学、小大学、天人学。 一、今古学：面向历史的经学 廖平从“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的第一、二变，其实都是针对经学今古文的问题而展开。两汉时期，有所谓今文与古文之分。但东汉末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混合今、古，今、古文界线渐泯。后世学者解经，不再区分今文、古文家法。即使有所分别，也仅从文字异同上立说。 廖平认为，这是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若就文字而论，不仅今文、古文之间有差别，即使今文、古文内部，也存在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的情况。他通过研究发现，今、古文之分的根本不在文字，而在制度。 在廖平看来，有必要根据制度来区分今、古。他的看法集中反映在写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今古学考》书中。其要点在于：不以文字而以礼制分今古；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周礼》为孔子早年之说，主法古；《王制》为孔子晚年之说，主改制。其它诸经制度，皆由《王制》《周礼》二经推演。 如此，则“两汉今、古学派，始能各自成家，门户森严，宗旨各别”。但是，无论今文、古文，同出于孔子，“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出于孔子”，不分轩轾。这就是所谓“平分今古”。 廖平以制度分今、古，彰明两汉师法，的确是经学史上的卓识。不仅康有为“引为知己”，俞樾也称之为“不刊之书”。先后受到廖氏“平分今古”之说影响的，从晚清到民国，还有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顾颉刚、周予同等。 但不久廖平学术思想又有了变化。尊今抑古、不信《周礼》，以《王制》遍说群经，主张素王改制，尊孔子、抑周公，这是廖平经学二变的核心内容。《知圣篇》意在阐发孔子“徒托其言”“受命制作”“作新经”“为素王”的微言大义。 由于《知圣篇》《辟刘篇》持论与主流学界往往相左，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但“东南士大夫因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康有为受其影响，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提倡素王改制说，溯其思想渊源，认廖平为始作俑者。 二、小大学：面向世界的经学 戊戌(1898年)以后，廖平经说又发生重大变化，即以“大统小统”说取代“今古”说，从而泯灭今古界限，实现群经大同。廖氏经学的这一重大改变，与他经学“经世”的情怀关系尤为密切。 19世纪末，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学说乃至历史地理知识蜂拥而入，远在西蜀的廖平也能读到大量的西学书籍。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中国发达，而进化论、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也使廖平这样的中国儒生开阔了视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廖平的友人宋育仁曾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到西方世界在物质、制度上的先进。所有这些，无疑对廖平的思想发生过影响。 在对待西学上，廖平并非食古不化之徒，他竭力使自己理解西学，了解西方。但是，作为孔子的忠实信徒，他必须严守儒学疆界，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去解释世界，力图将西学纳入中国经典的知识体系，将地理知识纳入中国传统的五服、九州、九畿的天下观念之中，从而建立起基于儒家经典的世界图式和解释模式。 改“古今”为“大小”，正是廖平“经世”情怀在理论上的建构。它既是廖平经学思想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接受师友劝告作出的必要调整。梁启超所谓张之洞“贿逼”说固然不成立，但不能否认廖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张的意见(尽管廖氏之说始终未能令张满意)。 三、人学与天学：面向宇宙的经学。 到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廖平“因梵宗有悟，始知《书》尽人学，《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于是始创天人之说，因据以改正《诗》《易》旧稿”。逐渐转向第四变，着重讲天学、人学。 以孔子为全球之圣，六经为世界大法，所治不过于“六合之内”。顺着尊孔宗经的思路，于是廖平将目光投身“六合之外”；不仅讲人学，也讲天学；不仅讲圣人，也讲至人、神人、化人。从而使孔子不仅具有人间圣人的身份，也成为宇宙教主，孔子成为神圣，孔子变成儒教。同时，《灵枢》《素问》《楚辞》《山海经》《列子》《庄子》《穆天子传》甚至道经、释典这些曾经被儒生称为“诡怪不经”之书，皆得其解，都可统摄于天人之学中。 随着“天学、人学”的提出与完善，标志着廖平完成了对经学的重构，也实现了对儒学的改造，孔子成为教主，儒学变成孔教。廖平将经学涵盖的范围从“六合之内”扩大到“六合之外”，真可谓放之宇宙而皆准。 此后到民国七年(1918年)，又有“五变”之说，于六经分天人、大小，归重于六经皆孔子作。而孔作六经，必须造字。五变尤其强调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凡经传所称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帝德、王道、伯功，皆属孔子一人之事，是孔子为万世立法所创造的符号。 从民国八年(1919年)开始，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去世，为廖平学说六变期，主要以《内经》说《诗》《易》，迷离恍惚，可以看成是“天人之学”的进一步发挥。
廖平手迹——廖平致赵凤昌书（资料图片） 廖平具有儒家经世情怀
钟永新：在《廖平经学漫谈》文中，您总结廖平经学特点：“长于《春秋》，善说礼制；验小推大，遗貌取神；区分经史，不忘经世；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尊孔尊经，始终如一”，请问如何理解认识廖平的经学特点和贡献？
杨世文：廖平是近代经学史上极具个性的经学大师。他很自信，写了“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的联语。其一生著书满架，其中《今古学考》《知圣编》《经话》《经学初程》《谷梁古义疏》等书，堪称经典，影响极大。 廖平经学复杂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与时代风气。正如他本人所言，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 所谓“经世”，可包含以下五层面：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二是经邦治国的用世理想，三是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四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儒者有一，就可称有“经世”情怀，近代经学家廖平即属其中之一。 其经学特点可简述为两方面： 一、廖平经学取向在于尊经尊孔 1914年出版的《孔经哲学发微》，可看成是廖平对自己经学思想的一个总结。其中说： “平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而沟通之。其论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语、文之别。古史不传，今所诵习六书文字之书，统出孔后，全属经说。” 这几句话精炼地概括了廖平的经学取向。尊经、尊孔，做孔经的守护者，为儒学辩护，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经学凡历六变，著书一百四五十种，究其核心，皆围绕此主旨展开。 二、廖平提倡通经致用 廖平认为前人所谓音训之学、义理之学、典考之学、经制之学，其实皆不足以经世。要讲致用，根本在于讲明经典中所规划的制度，必须首先“发明《王制》《周礼》皇王疆域小大之分，开拓心胸，使全球三万里早在《周礼》经营已久，民胞物与，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当然，通经致用，并非食古不化，死守经典，亦步亦趋，不知变通。他说： “古人通经致用，非为按图索骥，摹仿而行。(略)先就经以学，磨砺其心思，练习其阅历，久之有得，遗貌取神，或从或违，或反或正，投无不利。此通经所以能致用，致用又不囿于经，人才兴盛以此。” 显然廖平并不主张将《王制》《周礼》制度完全付诸实践。他的“开拓心胸”“遗貌取神”的主张，较为通透。在批判汉学、宋学、清学的基础上，提出经学的门径在于“明经例”，根柢在于“推礼制”，核心在于“探大义，阐微言”，宗旨在于“宗经”“尊孔”，表现出特有的弘道意识与经世情怀。 廖平所面对的问题，在当今依然存在。在“天下一家，世界一体”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珍视固有的传统资源，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而廖平所提出的解决之道，虽然“徒托空言”，也未尝不值得我们思考。
廖平著作及研究书影（部分） 纳西学入中学 用中学解释西学
钟永新：您撰文《廖平与西学》对廖平西学观进行全面评述，指出廖平对西学的基本估价主要有两条“一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二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请问廖平西学观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文：近代中国人士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鸦片战争后,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坚船利炮”为主的所谓“夷人长技”，是对“西学”的最初表达。在1895年甲午战争前,国人理解的“西学”主要停留在“器物”层次上，这是西学传播的第一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后, 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除西方科学技术继续传入外, 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也大量传入中国。 在举世谈时务、讲变法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张之洞著《劝学篇》，鼓吹“中体西用”，主张讲西学“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其西学范围不仅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类“西艺”，而且还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类“西政”。 作为张之洞的门生，廖平受《劝学编》影响较大。廖平《治学大纲》一文，写成于《劝学篇》出版之际，以为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文中提出“祖学为主，新学为辅”，实际上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义。 面对西学冲击，廖平并没有回避，有时甚至也不吝惜赞美之辞。但是“尊孔”“崇经”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推崇和信守不移的仍然是“华夏中心”和“夷夏之辨”。 其西学观体现在： 一、站在儒家立场诠释西学 廖平与其他某些持保守立场对西方“深闭固拒”的儒生有所不同，他试图站在儒学立场上去理解西方，诠释西学。这在其经学三变(大统、小统)时期，尤其明显。 廖平通过借助于古代经典、诸子百家文献(除儒家经典外，还包括邹衍、《山海经》、《淮南子》、先秦诸子、谶纬、星宿分野等)和西方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出使四国日记》《采风记》等)，倡言大统、小统，对传统的天下观作了重新诠释，最终证明中国不仅仍然是世界地理的中心，而且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从而从地理位置与文明程度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廖平的研究目的不是要真正了解西学，而是要纳西学入中学，用中学解释西学。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青神县汉阳坝讲习，所命课题凡160多道，大抵以天人、小大之说为多，有关时事的，如《左氏古派法补》《辑荀子民权说》等，这些著作都与西学相关。可见，廖氏经学三变以后，“中西”问题实为治学的重点。 二、对西方政治制度持排斥态度 西学范围至广，包括技术、制度、思想、宗教等。梁启超曾将西学分为“学”(学说)、“政”(政制)、“教”(宗教)三大类。如果依张之洞之说，还应加上“艺”(科技)。艺、学、政、教构成西学的主要内容。张氏所讲的“政”，主要应指政策、措施。廖平熟知张之洞学说，而于“政”则提出自己的解释： “《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 其指出，西人语言文字之学，尚有实用价值，清人治小学，却无实用价值可言。而《王制》着重于讲制度，从通经致用角度说，《王制》离政事更近一些，不如舍小学而讲《王制》，“读《王制》，则‘学西政’之义，政高于艺。”也符合张之洞的旨意。 以《王制》代替“西政”，当然与康、梁等提倡的变法改制相左。从根本上说，廖平对西方政治制度是拒斥的。 三、对西方核心观念的诠释 对西方的一些核心观念，廖平也作了诠释。如关于“平等”，廖平认为，近人误解平等，欲废三纲，以三纲初见于《白虎通义》，为汉儒所造。事实上，所谓“平等”，正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有其道，为对等关系，不过君必统臣，父必统子，夫必统妇，举君则公、卿、大夫在，举父则长子、次子在，举夫则妻、妾在。 而西人的观念是，臣对于君当绝对服从，应尽忠实之义务，子对于父无正当防卫，谨遵父之训命，妻对于夫无独立能力，必受夫之许可。而中国经传尚有君礼、父慈、夫义之说。“由此观之，则西说反不如经说之平等也甚矣！”他对“三纲五常”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西人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理解，未免曲解原意。 此外，廖平对西人的民权、选举、议院、宗教、婚姻等，都站在儒家经典立场上发表看法。认为西人所谓“民权”，反映了较低的文明程度，“有庶民，无君上”，所以中国不能照搬，否则“以乱世草昧办法推行中国，势成龃龉”,而选举、议院与孔经中所言学校、养老制度相通。 四、对西学的基本估价 廖平对西学作了基本估价，主要有两条：一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二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 他非常佩服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先野后文，进化公理，人事所必经，天道不能易”。因此他不赞成所谓尧舜三代“黄金时代”说。 在廖平看来，种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进化程度之别；文化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廖平的理想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全球的未来，早经孔经设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推行孔经。 《中庸》说“施及蛮貊”，天生孔子，垂经立教，由春秋推百世，由中国及海外，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礼教固不囿于中国一隅。 由此可见，廖平以孔经规划世界的意图极为明显。最终目的是要用中学解释西学，以孔经消解西学的冲击，以维护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四川井研县翠屏山廖平墓（2014年10月10日 钟永新摄）
四川井研东林镇陈家山廖平墓旧址（2015年4月18日 钟永新摄）
四川井研东林镇陈家山廖平故里风光（2015年4月18日 钟永新摄）
怀着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情
钟永新：2015年，经您和舒大刚教授共同努力，主编完成《廖平全集》，可谓近代蜀学大师的文献集成性成果之一，被评为2015年度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请问此书编辑的缘起在于?主要感受有哪些?
杨世文：从2010年起，我们就开始了《廖平全集》的整理工作。当时由舒大刚教授牵头，将廖平著作的整理研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巴蜀全书》和四川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的子项目，进行了具体分工：我和舒大刚教授负责总体规划、经学文献整理,以及全书的加工审订；四川省委党校邱进之教授负责医书、术数类文献整理校点；博士研究生郑伟负责对廖平著作进行摸底，并点校《谷梁古义疏》；科研助理刘明琴等人则负责从图书馆普查复制底本,搜集文献。另外组织若干研究生负责校对。 经过五年时间，这部达800万字、分装16册的《廖平全集》完成出版，其中经过三校、三审，总阅读工作量在4000万字以上，这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晶。 廖平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易成不能耐久，取巧未必万全。”学术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投机取巧，否则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通过《廖平全集》的校点，我们深深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有特殊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这800万字需要一篇一篇地去搜集、一个一个字去推敲、校对。 在整理研究中，虽然我们怀着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情，格外小心，尽量避免出错，正如古人所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其中的成败得失，只好留待学界评价了。 归纳起来，廖平全集整理有四难： 第一，廖平著作众多，搜集不易 在进行整理前，我们对廖平现存著作进行了摸底。廖平著作收入《六译馆丛书》的有108种，此外还有几十种散见各处，经过考察，基本上弄清了廖平著作的数量、现存哪些著作。然后动用各种手段，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图书馆资源、网络资源、民间资源，广搜博采廖平已刻、未刻的各类著述。不少著作是首次发现，如初印本《地球新义》，手稿本《左传经例长编》，等等。另外还将散落各种杂志的单篇文章收集起来，编为《集外文》，其中有50多篇不见于《六译馆丛书》。 《廖平全集》共收廖平专著125种，我们将其分为九大类，其分类和分卷较前诸家稍有不同，且《六译馆丛书》汇印时将数种书合为一种，或将多种单篇合为一书，故总数统计稍异。如《群经凡例》共18篇，合为一种。另外辑录单篇文章48篇。因此，我们共收录廖平著作173种（篇）。为让学界使用方便，我们还搜集校点了廖平年谱、传记、学术、评论等资料，编为附录。 第二，廖平学说多变 廖平经学思想经历六变，思想非常复杂，这对理解其思想脉络造成一些困扰，加之其文风独特，治学不拘一格，不守樊篱，也增加了整理难度。 第三，廖平学术宏大，涉及面极广 我们原来只知道廖平是经学家，其实廖平学术领域涉及非常广，除经学外，诸子百家、山海经、楚辞、堪舆、方术，都很精到。其中廖平对医书的校勘、阐发，足称名家。所著医书达20余种，份量占总字数1/4。另外廖平经学著作遍及群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四书五经无不涉及。 第四，廖平著作收藏分散，一些藏书机构秘不示人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资源垄断者有话语权，相信许多学者都遇到过。当然四川省各图书馆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为资料搜集提供了大量帮助。 总之，《廖平全集》的完成和出版，受到巴蜀全书规划领导小组、四川大学社科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书纳入出版计划，并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这是目前搜集廖平著作最完整、校勘最精、编排最合理的廖平文献总集。该书出版后荣获国家古籍出版一等奖、岳麓书院和凤凰卫视主办的“国学大典奖”、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希望通过廖平全集的全面系统整理，将廖平与近代蜀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廖平全集》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访谈手记】经学大师廖平，如同学术巨擘屹立于中国文化史册，成为近代蜀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其学瀚海而难窥，其作散佚而未辑。今有《巴蜀全书》编辑组合力推出《廖平全集》，得以嘉惠巴蜀，真乃可喜可贺，故特约请参与整理的杨世文先生，访谈其研究心得与感受，且以传续蜀学精神学脉。（钟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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