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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兰州伏龙坪纸书墨迹之一（正反面）
 图2 兰州伏龙坪纸书墨迹之二（正反面）
 图3 西晋咸宁二年墓瓶题记（摹本）
 图4 北凉玄始九年墓瓶
所谓五谷瓶或镇墓罐，兴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俗你五谷，个别的装有铅人，大多成对使用。瓶腹一般书有镇墓文（为叙述方便，本文将其一律称作题记），大多数朱书，少量墨书，亦有一部分素面无文。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达百余字，少者仅数字，一般起首注清死者亡故年月，之后书死者籍贯及姓名，再书写慰藉性语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铅人”、“八魁九坎”等，其后是为死者祈福、解罚、约束亡灵的破除谶语，最后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以“急急如律令”结束，其间弥漫着强烈的巫术、迷信色彩（此乃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和民风、民俗的真实反映）。 敦煌的宝藏无处不在。  图5 北凉玄始十年墓瓶
在该市周围约100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散布上数以万计的汉至宋元的古墓。1980年数、1987年，甘肃的考古学家两次在敦煌城东南5至25公里处的杨家桥乡佛爷庙与五墩乡新店台之间的戈壁滩上，先后清理挖掘出古墓80余座，它们分属汉、晋、唐等朝代，墓主多数为十六国时期的当地名门望族。墓中共出土文物600余件，其中有墨书、朱书纪年的五谷瓶20余件，上有东晋至十六国年号，最迟纪年为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实物见图5）。 实际上，此前这一地点早就有类似的珍贵文物出土。  图6 前凉升平十三年墓瓶
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在敦煌佛爷庙—新店台发掘了两座晋墓，其中的一号墓出土了五谷瓶一件。器腹有6行行书墨书文字（见图6）： 升平十三年／润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五谷瓶 从镇墓文可知，死者汜心容，为张弘妻，死于升平十三年。“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仅五年。前凉张天锡控制河西，奉晋为正朔，但因中原地区一直战乱不断，大部为后赵石勒和前秦苻坚所占据，偏于西北边陲的张氏政权与两晋政权音讯断绝，便将东晋“升平”这个早已中止的年号一直沿用下来。“升平十三年”，即晋哀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汜姓，为敦煌大族，历代居高官者文献记载不乏其人。张弘是东晋擢征东大将军张重华手下的一员大将（可能是敦煌人）。《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一》记载：“张重华遣将军张弘、宋修会王擢帅骑万五千伐秦。秦丞相雄、卫将军菁拒之，大败凉兵于龙黎，斩首万二千级，虏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奔姑臧。”这里的“秦州”、“姑臧”都在甘肃，前者为现今的天水，后者为武威。类似记载，在《晋书·载记第十二》和《晋旨·张轨传》还能找到。 东晋穆帝的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二月，这个令张弘等人全军覆并被前秦俘虏的日子，对于历史学家们或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却会使书法家们过目不忘。因为在此后的一个月，即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位悠游于山阴道上的“书圣”王羲之与自己的那班墨客骚人朋友们在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结果诞生了千古流传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众所周知，立国于北方的十六国与立国于南方的东晋一直处在同一时期。王羲之生活于约公元303年至361年，而那件1960年出土的五谷瓶墨书题记的纪年是369年，距“书圣”逝世仅8年；而且敦煌周围近半年世纪内出土的大量有纪年的五谷瓶镇墓文（亦多为行书），书写年代从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一直到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期间经历了西晋（早、中、晚三期），前凉（早、中、晚三期），北凉与西凉，前后持续时间达145年之久，几乎涵盖了索靖（239－303年）、陆机（261－306年）、王羲之、谢安（320年－385年）王献之（344－386年）、王珣（350－401年）这些两晋时代（公元265－420年）杰出书法家的主要活动年代；而且，这些墓瓶年代排列的紧密及完整程度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它们中，间隔时间最长的是19年，其余的纪年一般是相隔数年或10年左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表面粗糙的陶制陪葬品，看作是两晋时代中国书法在西北地区民间基本存在状况、流传情况、样式与水准的原生态历史，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中国书法基本面貌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南北、东西书风的同一 常常，历史总会给我们许多的意外。 就像传统的学问家们坚信，纸是蔡伦于东汉中期永元年间创制，而近世考古学却不断在陕西、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出土东汉中早期乃到西汉时代的纸（这一点这些学问家至今仍不承认）一样，汉晋时期南北书风的惊人一致性也会令许多人困惑与不解。如果我们再深入下去，发现那些生活悠闲、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王公贵胄们的手迹与生活窘困、忙于生计的平头百姓、下层工匠们的风格竟有着惊人的一致时，我们大约只得哑口无言了。然而，这是事实。伏龙坪纸书墨迹与敦煌墓瓶题记便是几个有力的证明。 伏龙坪纸书墨迹书写的确切年代我们已无法确定，但从书风，特别是两纸的正反面一为行书一为隶书的书体、书风上，我们推测其大约属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早期。原因有二：从正面（即字多的一面）看，书体风格接近魏晋早期作品——行书或行楷中带有明显的隶意，并且一些字夸张的强调性用笔（如过长的横画和重按的捺画）；而从反面（即字少的一面）看，不多的几个隶书书体虽朴荗、轻松但极为纯正，似无魏晋中后期普遍存在的书体杂糅（多为隶书与篆书、隶书与楷书的杂糅）现象，而与西北简牍中的汉隶书风相一致。 当然，伏龙坪纸书墨迹绝对出自官家或贵族人士之手，这一点不仅墓葬形制、该纸的纸质和出土器物已得到证明，而且纸的历史也可证明此点。因为在东汉，造纸术刚刚得到改进，生产量还不大，纸对于平头百姓来讲还属于奢侈品，只有官方人士才用得起。即便为官，兰州的这位墓主人也绝对非王公贵胄、上层文人，而仅仅是一位地方官吏（这是当时民间艺术的主要载体），在他的墓中能一次出土3块纸，说明用纸（而非用帛）书写在当时社会的中下层官吏、文人中已蔚然成风。 看到伏龙坪纸书墨迹，我们即刻会联想起三国（魏）时期官至太傅的大书法家钟繇（151－230年）的书风。  图7 三国钟繇《贺捷表》
什么是钟繇书风，唐人张怀瓘在《书断》这么概括：“繇尤善书……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异趣”、“幽深”、“古雅”这六字是理解钟繇书风的关纽，但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细细品味他的作品，我们便会找到答案——前者是指字中常有夸张的强调性用笔，如横画、捺画；后者是指其笔意、体势间留有浓重的隶书意味，如用笔从容、不激不厉，捺画厚实，结体横向取势、字形宽博、疏朗等（见图7）。然而这种“异趣”与“古雅”并不是由这位“风神绝世”的钟太傅独创的，当我们欣赏完伏龙坪出土的那两帧纸书墨迹后，顷刻会明白一代大师创造的来龙去脉——在近2000年前汉魏交替之时，此种“异趣”、“幽深”与“古雅”民众日常书作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说伏龙坪两块保存完好的纸书中的纸B，因字形呈纵势且书写更随意而与钟繇的传世楷书不很相似的话，那么纸A则完全是钟繇书风的同盟者了——用笔清劲，收笔处时时有出锋（钟繇的《贺捷表》若真迹有存，极可能也出锋，因为摹本或翻刻多数会磨尽棱角）；体势疏朗，字形稍扁，许多字中横向主笔或捺笔被强调（拉长或重按），（像一个师门出来的两种基调一致但又具个性差异艺术风格），而且它还是真真切切的墨迹原件！如果钟繇的真迹存世的话，风格可能与此会出人意料地接近。 钟繇生活和创作的主要范围一直在中原的地区，这是中国上古、中古历史的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环境自然非远在西北的兰州所能比，然而艺术的不确定性就在这里——一个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极有可能在某种艺术感觉上与一个身份普通的识文断字者相通（并且还可能让其占了先机）。这一点，从1990年至1992年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那则留有行楷墨迹的残纸③，以及此前在中原或西北地区发现的卷帙浩繁的简牍、帛书、残纸已作了证明，今天我们又一次得到证明。 为伏龙坪纸书墨迹确定年代并是一桩要紧的事，因为在整个汉魏时期，凡出自民间的书法遗迹，大多具有类似的书风。不论是其属于汉末还是属于魏晋，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个政局动荡但文化多样的时代，中国汉字体势的行楷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 尚潮流，不论是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也不论是在发达的中原还是边远的西北。 让我们暂时忘记大书法家钟繇，循着世俗的气息追寻汉字行楷化这迅捷而奇妙脚步——  图8 东汉黄神北斗陶瓶题记（摹本）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记（陕西西安出土）、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纪雨砖文（河北定州出土）、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3年）陈刻敬瓶题记（出土地不详）、东汉晚期黄神北斗朱书陶瓶题记（陕西宝鸡出土。见图8）、东汉晚期沧州朱书砖文（河北沧州出土），以及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146－189年）的曹操宗族墓中笔迹随意而潇洒的行书、草书砖文（安徽亳州出土。见图9），等等，如今已成书学家们研究汉魏时期中国书法演变必不可少佐证材料，从中我们也能明显发现它们与伏龙坪纸书墨迹的某些一致性——它们不仅在运笔上，也在结体上，不约而同地向着楷书化或行书化目标迈进。  图9 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砖文
 图10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题记
 图11 东汉初平四年墓瓶朱书题记（摹本）
图12 灵宝张湾汉墓罐朱书题记（双钩摹本）
图13 宝鸡五里庙东汉光和年间朱书陶文（残存部分摹本）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尚有数则不为书学家们注目的出土书法遗迹似乎更证明行楷在东汉便已产生这一事实，它们分别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题记（东汉晚期。见图10）；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朱书陶瓶题记（见图11）；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东汉晚期。见图12）；其五，宝鸡五里庙东汉光和年间（178－184年）朱书陶瓶题记（见图13）。这中间，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题记和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是两则迄今笔者所看到的楷书意味最明确、最纯正的汉代书法遗迹——“蚕头雁尾”几近蜕去、结体不再单单从扁平取势，一切变得清新、鲜亮。见着这份清新、鲜亮，灵宝张湾汉墓的发掘者也曾感动不已：“通看全部题记的书法，除‘人、之、不、北、斗’等字是隶书的笔法外，不少字的书法和汉魏以后的真书相近了。如‘世、黄、神、豆、王、生、所、日、四、三、凶’等字的书法，不管是横笔或捺笔都无波势，隶书蚕头燕尾的特点都完全没有了，下笔随意轻快。这和隶书相比已是一种新字体了，和魏代《高盛碑》的书法极为相似，但在下笔上比《高盛碑》更自由随意，不像该碑那样果板方正，而《高盛碑》的字体已属于真书了。还有‘解、阴’等字的写法已是行书体了。”④ 图14 敦煌“玉门官燧次行”木牍
出土于西北的简牍这方面的证据更多。敦煌“玉门官燧次行”木牍（见图14）书写于东汉中期的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此时正是隶书最为成熟且大行其道的时期，但这片木牍却让我们看到不一丝的“蚕头雁尾”，若不是其横向末端的向上收笔尚让我们将其与隶书联系起来，观者简直不敢相信这古朴而简洁的行书出自汉代中叶。其实，在卷帙浩繁的西北简牍中，具有行（楷）书意味或倾向的简牍尚有许多。 面对这些东汉遗迹，我们的学术胆量会徒然增大起来——尽管伏龙坪纸书墨迹的书风与那些已被我们熟知的魏晋残纸、帛书或简牍的风格相一致，但的的确确，在东汉的晚期（甚至是中期偏晚），我们已在广大的民间（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中原或是边陲）看到了类似书风的存在，其中的一些是从形到神都是极为相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将伏龙坪纸书墨迹A-a与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朱书陶瓶题记、伏龙坪纸书墨迹B-a与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两两对照，便可明白其中的奥妙。 图15 伏龙坪纸书一与汉代书迹造型特征比较
图16 伏龙坪纸书二与汉代书迹造型特征比较
自然，伏龙坪纸书墨迹字体并不是纯正楷书或行书，像众多汉魏遗墨一样，它仍属徘徊于隶书与楷（行）书之间的过渡性书体。这一点我们从纸A-a的拉长横画的夸张性用笔，以及B-a用笔上的两种隶书遗传特征——一是像隶书那样将一字之中的主要横画收笔处理作捺的处理（即俗称的“雁尾”），二是重按捺笔，使其既粗又长，成全字笔画最突出、醒目的部分——即可得到证明。这些特征正与永寿二年陶瓶、熹平元年陈刻敬瓶等东汉陶瓶题记，西北汉简行书简牍，以及钟繇楷书、楼兰残纸等魏晋遗墨中的某些用笔特征相一致（笔者对个别字作了比较，参见图15、图16）。在对汉晋书法遗迹的排列、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魏晋时代，时间愈靠后，这种夸张性的用笔愈被弱化，以至在西北地区发出的诸多的魏晋简牍中，人们已很少能无法看到它们的影子。因此，在某些情形下，我们也似乎可将有无此种夸张用笔以及夸张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一件遗墨产生时代早晚的一个参照。 书学家们似乎无需研究，便可发现两则伏龙坪纸书遗墨明显出自不同人之手，它们中，一则体势宽博、偏于方正，用笔瘦劲、硬朗、喜出锋；而另一则体势偏长、笔触含蓄、线条舒缓、喜裹锋。而这正是艺术风格和魅力所在。 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现象：凡真实可信的汉代手书遗迹（而不是经翻刻过的东西）中，书者在写“心”字时，最后一“丶”都不溢出“乚”的右边界；而且这个“丶”，时间越是往前越是往里挤，越往后越往外移，但至多停留在边界上而不会跳出去，最后这种现象多数发生在东汉晚期的作品中。只是到了三国、魏晋时代，这一“丶”才跳出“三界”，不再为这个“巨大”的掌“心”所缚。这一点，我们在许多敦煌遗书中看得很清楚。 图17 汉晋书法中有“心”部首的字
伏龙坪纸墨迹中“心”字最后一点的位置在不少时候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一些字大致相当。但我们也发现，在前者，位置常常不是确定的，一些时候它会非常偏里；而在后者，其始终居于边缘。有人可能认为是地域书风造成了这种奇异的现象，然而同出于敦煌或敦煌文化圈，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与楼兰残纸墨迹中，“心”字的写法就具有明显的魏晋特征。在比较中，笔者只发现一个例外，就是东汉沧州朱书砖文中“心”最后一“丶”溢出 “乚”外（上述情形具体分析比较参见图17），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学术界曾有人对此砖年代提出疑问。 有了上面的分析，再来看敦煌祁家湾及佛爷庙—新店台五谷瓶墓瓶题记的意义已十分清晰了—— 图3 西晋咸宁二年墓瓶题记（摹本）
属西晋早期的咸宁二年墓瓶朱书题记（复见图3），是这批十六时期世俗书法遗迹中纪年最早的一件，其与前面提及的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墓瓶朱书题记的书写时间相距83年，然而从书体的风格上看，我们却并没有发现有过多的差别——一样浓重的隶书笔意，一样地对个别笔画作过度夸张处理。它们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产生于敦煌的这件朱书题记书写时更随意、更不讲究。 汉晋就是这样一个让书学琢磨不透的时代，它时而使书风突飞猛进，时而又让它徘徊犹豫甚至回潮。 图18 西晋泰熙元年墓瓶
仅过了十来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于西晋惠帝司马炎泰熙元年（公元290年）的墓瓶题记（分别见图18），我们发现笔画间轻盈了许多，虽然粗壮的捺笔还能明显看出其与隶书的联系，但简练的笔画与简洁的结构，表明它正向告别那个厚朴的篆隶时代。 图19 西晋元康六年墓瓶
几乎是同一时间，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墓瓶（见图19）又有了新变。其题记的书写年代只比泰熙元年墓瓶晚了6年，捺笔间已不全是质朴的隶意，而掺入了足量的楷书或行书意味，并且结字中的隶意已消失到几近极限。我们注意到此则题记离钟繇去世的时间已有66年，所以我们能在其中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书风演进，也是毫不为怪的。 西北大地，贫瘠而野性。但4世纪中期的河西走廊却是处处吹拂轻盈而清新的墨香。 图20 前凉建兴卅一年墓瓶
比《兰亭序》早10年诞生的前凉建兴卅一年（343年）墓瓶题记（见图20），书写时虽是极随意，但无论点画还是结字，呈现给我们是是一派完完全全的行楷书的气象。如果此墓瓶早20年出土（并让郭沫若先生等人看到），或许就不会有那场搅动中国书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兰亭论辨”了。 图21 东晋王慈《尊体安和帖》
与建兴卅一年墓瓶题记相比，东晋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墓瓶题记（复见图6）算得是精致了。其虽然书写在粗糙的陶瓶表面，比不得东晋名士们的大作那般幽雅、精妙，却于平平常常的横平竖直、方方正正间透露出一份端庄、自然与舒展，而这也正是东晋的文人黑客们所向往、追求的。若不信，我们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其与东晋名士的一些传本墨迹——如王慈《尊体安和帖》（图21）、王献之《二十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在某些用笔、结字，乃至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如用笔的挺拔清劲、收笔的与转角的方折、结字的方正与均衡等。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属于成熟的行书，而不是那种与隶书纠缠不清的杂合体。 图22 后凉麟加（嘉）八年墓瓶
图23 西凉庚子六年墓瓶
图5 北凉玄始十年墓瓶
图24 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
轻盈而清新一直延续在了其后出现的墓瓶题记中，如后凉麟加（嘉）八年（公元396年）墓瓶（见图22）、北凉庚子六年（公元406年）墓瓶（见图23。题记摹本为局部）、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墓瓶（复见图5）。这些题记即使与几乎出于同一时代、同一地点的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见图24）相比，我们也能明显发现其“先行”地位——用笔与结体中的隶意减弱了许多许多，几乎达至若不仔细辨识便会被忽视的程度。 图25 前凉建兴十八年墓瓶
图4 北凉玄始九年墓瓶
图26 武威前凉建兴卌三年、卌八年木牍
图27 楼兰前凉建兴十八年晋简
艺术和文化从来都是鲜活的。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心态所产生的东西会有很大的不同，自觉创造意识很强的上层艺术家是如此，传承性极强的低层工匠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笔下的某种变化常常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像同样出自王羲之之手的《兰亭序》与《丧乱帖》、《姨母帖》，风格会有很大不同一样，在伏龙坪纸书墨迹与敦煌墓瓶题记中也有明显的风格、个性、工写甚至优劣的差异——如：后凉麟加（嘉）八年墓瓶为工整、严密、挺劲的楷书，东晋升平十三年墓瓶较之疏朗，但都属于恪守规矩、横平竖直型。与此两者相比，北凉元康六年墓瓶趋于随意，笔画劲健着力，布局错落有致，充满张力；比之走得更远，北凉玄始十年墓瓶则基本是侧锋入画，逸笔草草，一派意到笔不到的大家风范。当然，还有更有逸笔草草、一派粗头乱服的题记，如前凉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墓瓶（见图25）。此外，像北凉玄始九年（公元420年）墓瓶（复见图4），题记不仅潦草、随意，而且其中夹杂着浓重的隶意，其虽与前面提及的题记年代相当甚至稍晚，但我们看去仿佛是出土地相隔千里或时间相隔两三个世纪的东西。熟悉西北简牍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奇，因为此种现象出土的书迹中比比皆是。比如，两则1985年出土于武威、分别书于前凉建兴卌三年、卌八的木牍（见图26）竟比一则1901年斯坦因楼兰掘获的建兴十八年木简（见图27）书体古旧得多，因为前者还是隶书与行楷的杂合、过渡体，而后者已却是行书与今草结合的新体了，但从时间上前者晚诞生了二三十年。历史仿佛在往回走！ 文化就是这么不确定，这么富有戏剧性，所以千年后的我们千万不可用一种想当然的眼光去看待先人的文化与艺术。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么一些现象：同是东晋先民的手迹，同样是出自敦煌，为什么熟练写手抄录的《三国志·步骘传》会隶意十足，而出自纯民间工匠之手的前凉“升平十三年”墓瓶题记会是一派纯正的行书气象？同样出自敦煌、同样出自工匠之手，并且用于同样的目的，为什么迟了37年诞生的北凉庚子六年墓瓶题记的书法风格反比前凉升平十三年墓瓶题记隶意更浓、更鲜明？ 所以，我们还得再次强调这么一个观点：“非常简单的事实：构成历史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的生存情境可能把他推向制像活动。并且在那种活动中不断地调整着他和制像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之间的关系，而正是那些要求决定了艺术的功能和面貌，也最终制造了艺术。”⑤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魏晋时期的江南地区，自然是一片令人神往的生活乐园，这里沃野千里，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真可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此种地域环境，加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政治、文化中心从中原移至长江下游地区，本为王公贵胄的文人士大夫（其中最主要是王、谢、郗、庾四大家族）纷纷集中于江浙一带，他们生活富足、心性高远，既不满当时的战乱现状，也嫌弃世俗的繁琐礼仪，交游清谈和习文作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日久岁深，一代精致温雅、风流倜傥的“江左书风” 便被孕育出来。这种书风由于自身幽深的文化涵义以及端庄雅致的样式，至唐代受到贵为天子的李世民的竭力——应是无以复加——的推崇（证据是他亲自为王羲之作传），成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典范，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士大夫书法家也因此成为数千年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艺术从来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千余年前，江南魏晋名士的创造，在许多方面缘于平民工匠、缘于战乱的北方，甚至缘于被现今人们看作是“荒芜”、“死寂”同义词的西北大漠。 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在西周时是秦人的祖先的定居地（地点在天水一带，故今天人们将天水称为秦州），秦统一天下后自然忘不了自己的发迹地，当时秦全国36郡中，东部甘肃就占了两郡，它们分别是陇西郡和北地郡，前者辖甘肃东南部之地，后者辖甘肃东北部及宁夏东南部之地。至西汉时期，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政权袭扰不断，这里便成了汉帝国的战略前线。然而，西北地广人稀，战线广大，攻与守都不是件易事，于是政府一面下令筑防御工事——长城，一边派使臣与少数民族勾通，这样便了张骞、苏武等人的数次西域之行，便由此打通了一条从东亚腹地到波斯湾的贸易、文化走廊。 西汉初年，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因遭灾而出现大批流民，政府安置困难。此事启发了汉武帝，便决定将新开拓的西北边疆作为移民地，大批迁徙灾民。到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被迁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以及宁夏、青海东部，实行军事屯田，军农结合，巩固边防。与此同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从公元前133 年到公元前119 年，集中兵力反击匈奴的骚扰，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数年后又增置天水、安定两郡，此举对切断匈奴与西羌的交通，开辟中原通行西域的走廊，以及繁荣西北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敦煌等地相距千余公里的兰州，本不属于战争前线，它是河西战场的一个补给、中转站，环境相对安宁。为使这一战略桥头堡更为稳固，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取二县，设置金城郡。这样，从最东端的天水到最西端的敦煌，便处于西汉政府的掌控之下。 军事与政治、人口迁徙与土地开发并重，使原本荒芜的西北大地便迎来了一个经济、文化的繁盛期（此等情形有点类似今天某地因发现地下矿藏而迅速兴盛的现象）。至东汉时期，借助全国的大兴学习儒家经典之风，地处河西走廊腹地的凉州（今武威市。但当时“凉州”一词，意指整个河西走廊）竟成全国一个文化亮点。在《后汉书》中被列入列传的凉州人士多达16人、公卿11人，由凉州人士著的书也达16种之多。东汉时期出于凉州的名人众多，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更有一批饱读经书的鸿儒，如安定梁氏、李恂、松弟竦、松子扈、王符等，享誉一方。此外，还有一位名字与事迹被刊刻成东汉名碑——《曹全碑》的地方官吏曹全。 在书法方面，甘肃境内特别是河西走廊一带更是学习成风、人才辈出，是整个汉魏时期书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一情形，那位生活于本地、思想正统的赵壹（东汉光和年间辞赋家，甘肃天水人）在专门作了那篇著名的《非草书》，加以抨击：“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倦怠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夫杜（度）、崔（瑗）、张子（即张芝），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1800多年前河西人士此种为草书而疯狂、为艺术而献身（以至儒家经典也顾不得学习、科举考试也可能被耽误）的精神，着实令我们感动——在那个艺术尚未完全自觉的时代，为了书法而“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甚至“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的艺术创作态度，世属罕见——这是我们已知有文献确切记载的时间最早、参与者最众、情形最狂热的中国古代社会艺术自觉行动！ 当然，要读懂赵壹的这段文字，还得了解一下当时河西地区的书法环境。 张芝（？－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人，是河西地区出现的东汉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其父便是那位屡建战功的东汉戍边大将张奂。张芝自小勤学好古，淡于仕进。朝廷屡次征召不就，时人尊称其为“张有道”。其最擅章草，曾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被后人尊为“草圣”，视为“今草”的创始人（这一说法可能有待商榷）。唐代著名书学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列张芝的草书为最高一品——神品，说其：“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为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事非。”又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 当时凉州人士之所以要不顾仕途、健康而“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追求的正是此种境界。或许正是张芝的这种艺术创造打动了南朝的羊欣，所以他才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⑥ 在张芝的影响和带动下，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书法高手，如张昶、张越、姜翊、梁宣、田彦和、罗晖、赵袭（此人为敦煌太守）等。赵壹《非草书》中所列举的姜孟颖、梁孔过、田彦、仲将等人都是张芝的追随者，其中最有成就是他的弟弟张昶， 曾书有《华山碑》，名噪一时（有人称其为“亚圣”）；若干年后，张芝的姊孙索靖也成为西晋首屈一批的书法大家。 索靖，字幼安，敦煌龙勒人。善隶、行书，尤擅长章草，与当时的另一位书家卫瓘齐名，成为整个西晋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晋书·卫瓘传》中称，卫瓘、索靖同在尚书台任职，又都精于草书，同出于张芝草法，时人即将他们二人称为“一台二妙”。索靖草书虽学张芝，而又有自己的风格，当时有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⑦可见他的书法成就足可与张芝相媲美。 在汉晋时代的河西，索姓家族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望族。在索靖生活的那个年代，凉州已成为中国西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所谓的“敦煌五龙”就是由索靖、汜衷、张彪甝、索紒、索永5人构成，他们俱以文学闻名当时。此外，这一时期敦煌还出过不少经学大师，如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此外，还出现了地理学家阚骃（其所撰《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天文学家赵（匪＋攵）及索袭、宋繇、张湛等学者。 在偏远的敦煌，能有张芝、索靖、氾衷这样一大造诣至深、在全国赢得第一流影响的文化人才接连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个地区在当时的繁盛。 不仅在河西走廊，就是在更偏远的西域疆界，两汉时期的善书者也不在少数。如，汉武帝时作为侍者随公主解忧远嫁乌孙国而来到西域的冯嫽就是一通晓艺文者。《汉书·乌孙传》赞其:“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汉公主使，行赏赐于域郓诸国，敬信之，号日‘冯嫽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军妻。”西汉元帝时的西域副校尉陈汤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著名将领，《汉书·陈汤传》说他:“少好书，博达善属文。”西汉元凤年间入楼兰诱杀亲匈奴的楼兰王的骏马监傅介子，是一位投笔从戎的英雄。据马宗霍的《书林纪事》载：“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日：‘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同样投笔从戎的还有东汉的班超，《后汉书·班超传》云：“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之，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固对曰：‘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佣书，就是受雇于人,书写文字。班超军中司马徐干更是一位书法高手。张怀瓘《书断》称其“善章草书”。班固曾在《与超书》中称其：“得伯张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另外，“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也是一位善书。《宋史·高昌国传》曾说：“马騣山望乡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 当然，汉晋时期河西的繁盛，也并非全是凉州人的功劳。 首先，战争和人口迁徙将一部分资金、物资和人才（特别是知识人才）引入到河西地区。据《大宛传》记载，汉政府一次便“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这些人与物的注入为当地经济与文化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河西的人才中，既有战斗经验丰富的将军和士兵，更有管理军营与关塞和地方事务的识字者，他们的引入为后来这一地区出现学习儒家经史和练习书法热潮，作了文化环境的铺垫。 其次，新莽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隗嚣、窦融割剧陇右、河西地区，中原流亡人士纷纷进入甘肃境内。接着，西晋王朝经永嘉、建兴之乱后走向灭亡，中国北方先后建立起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安定。中原的文人学士，大量流寓河西，使这里成为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 仅敦煌一地，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50余人，其中有著述可考者达十多人，他们聚徒授业，兴办教育，传播文化，为敦煌成为五凉文化的中心起了重要作用。 这样的环境、条件，自然使河西一带（自然也包括离中原地区相对较近的兰州）的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书法和绘画是其中发展得最快，成果最为辉煌的两个门类。 五凉的繁荣，与前凉建立者张寔之父张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轨（255－314年），原籍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家世儒学，少年时受西晋名臣张华器重，在洛阳任散骑常侍。永宁元年（301年）出任凉州刺史，其采取“轻赋敛”、“恤贫穷”方针，大力发展农牧业，安抚人民；并敦崇儒学，兴办学校，征“九郡胄子”入校学习，广揽各县的清俭廉洁和高才硕学之士。他效忠西晋皇室司马氏，在击败入侵的鲜卑族的同时，几次派兵到洛阳，匡扶王室。张轨的后裔保据河西60余年，俨然独立，但始终尊奉东晋王朝，几次通过成汉、苻秦控制地区，与江东联系。在与晋王朝全然隔绝的情况下，依然将其奉为正朔，并延用东晋王朝的年号，不论朝廷如何更元，仍坚守如一。前文提及的“升平十三年”便是一个实例。更极端的例子是在敦煌祁家湾的斗瓶纪年中，“建兴”年号最大者为“廿九年”，而事实上，西晋“建兴”年号只用了5年！据《晋书·张轨传》记载，前凉政权时期，除张骏之子张祚改元僭称“和平”外（仅公元354年一年），余皆连续使用西晋愍帝“建兴”年号，至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十二月，才由张玄靓“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见《资治通鉴》卷101穆帝升平五年条），至此，前凉政权才“跨入”东晋时代。 正是有张氏政权的这份执着，才得以在冥冥之中与两晋政权遥相呼应，使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环境相对恶劣的河西走廊在十六国这个乱世中，经济、文化上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这也使得很少能有机会与外界交流的书法，沿着其自身的规律前行，其发展、趋向同文人云集的江南地区取得一致——这是一种文化的同步，艺术的同步！ 东汉及后的甘肃，书学的繁盛并不仅局限于河西一带。 在陇南的武都，从史位（官名）仇靖于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为当地太守李翕书下《西狭颂》；一年后，仇靖的同里本家书家仇绋又为李翕写下《郙阁颂》，成为整个东汉时期两块将个性魅力、力量感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摩崖石刻。 在三国时的魏国，梁鹄与韦诞是两位极著名的书法家，他们都与甘肃有关，前者为平凉（时称安定）人，后者曾在武都任过太守。史载，他们在曹魏宫室极受器重：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而魏室宝器铭题则皆由韦诞所书。 此外，据南宋《书小史》记载，除敦煌人张越外、陇西人辛谧也是那个时代小有影响的书法家。 可以说在汉末及西晋时代，甘肃一带书家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书法风尚。 然而，当时的江南又是怎么一幅景象呢？ “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皆定都关中。……西汉的人口和物产，绝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几乎等于空白。……当时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尚属‘地广人稀，火耕水耨’。”⑧到东汉时江南经济才有所发展，但它的真正繁荣期的到来，是借助于东晋迁都建业（南京）。 晋室既然是南迁，它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北方搬来的，连人才与这些人才接受的教育起先都来自北方，数代之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才被本土化。 正是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在六朝名士的一些传世言论中不会发现某种“南”或“北”的身份特征，而是兼收并蓄，拿来主义： “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王僧虔《论书》）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珠，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北方乃至西北书家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当地或北方地区，那位字里行间南方色彩极浓的“书圣”王羲之正是在学习北方乃至西北书家经验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他自己的艺术创造——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张芝、钟繇、索靖等人的作品奉为楷模而加以学习、借鉴。自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北方或西北书家向南方书家学习的情况，但在东晋以前，此种例子并不多见。 正是南北、东西方的交流、学习，才使得相距数千里的书法家的作品有了一致性，这一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大约是上个世纪初在楼兰发现的那些魏晋残纸与东晋名士书风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此方面的论述，学界已极多，本文遂略）。 然而，从整体上讲，在当时，整个社会的书法风尚更多地是由生活在南方的人去学习北方那个流传已久的艺术传统。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同在西晋，索靖与卫瓘的知名度要比那位以一则作者有争议的《平复帖》流芳后世的陆机会高得多得多（唐人韦续在《墨薮·九品书人论》将其行草列仅为“品下之上”）。只是到了王羲之的出现并且他的书法在世俗社会产生相当影响之后，才有人将羡慕的目光投到江南地区（王羲之书法初被看好并为人重是在梁朝，那时有梁武帝萧衍的褒奖）。即便如此，在唐以前，王羲之等人并不有太大的影响，只有当300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利用其极权的影响力将其抬上“书圣”宝座，东晋书风才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阮元才说：“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南北书派论》）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周书》上记载的：西魏攻陷江陵之后，擅长草隶的琅琊人王褒入关，甚被礼遇，“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又说：“及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龛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 ⑩贵族子弟争相学习王褒书法，致使当地影响很大的赵文深遭到冷落，以至于赵氏也跟着学起王褒书法来。可见南朝书法受欢迎的程度。 但这个例外，并不能说明南朝的书法对当时整个中国都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众所周知，从北魏分化出来的西魏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民众文明程度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讲低得多，而且当时正逢战乱，南北交流和获得人才极其不易，所以，有这么一位书法相当不错的王褒入关，人们自然喜出望外，本土的那位“书法名家”赵文深只得怪自己倒霉。 事实上，赵文深缺少的或许并不是书法的功力，而是一种环境。在晋室南迁之后，统治者虽偏安于一隅，却也为文人墨客们的知识和艺术创造提供了一个相当稳定、便利的环境，同时由于这些人的相对集中，交流、切磋，甚至清谈中，一种浓烈的艺术氛围逐渐成了——这是诞生大师的艺术土壤。有了这片土壤，便有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魏晋书风，也就有了中国书法史上那个空前绝后的艺术高峰。 在汉未至十六国时代，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敦煌、酒泉、兰州等地也有这么一片土壤，它孕育了张芝、索靖等书法巨匠，也孕育出了一个辉煌无比的敦煌莫高窟。伏龙坪纸书墨迹和敦煌祁家湾及佛爷庙—新店台镇墓瓶题记只是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几件不起眼的文化副产品，与大师的杰作相比，粗略而率真，这是作者本性的流露，这种本性对于了解那个时代边远地区书法的真实面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格外看重它们，并且希望透过它们看到一个真切的汉末魏晋时代，看到那个时代遥远的西北腹地书法艺术的地位与影响力，那个时代书法的南北、东西融合、依存与共进。 注： 1. 兰州伏龙坪汉坪汉墓考古发掘报告至今没有发表。本文部分资料采自李晓林《伏龙坪东汉墨迹纸》（《甘肃日报》1997年8月6日第八版）、《兰州文物》（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等。 2. 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148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3. 从1990年秋季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代敦煌郡悬泉置遗址连续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一同出土的还有纸文书残片、麻纸２００多片，其中４件有文字墨迹。此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详情参阅马啸《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一文（载《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及一些媒体的后续报道。 4. 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器》，载《文物》1981年第三期。 5. 范景中等《理想与偶像》之“译者序”，全书第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一版。 6.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7. 引自张怀瓘《书断》。 8. 陈正祥《中国文化的迁移》，载《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第一版。 9. 虞和《论书表》。 10. 分别见《周书·王褒传》、《周书·赵文深传》。 有关图片说明： 伏龙坪纸书与汉代书迹造型特征比较图（图15、图16、图17）作品指代： 伏：伏龙坪纸书墨迹 永：东汉永寿二年陶瓶题记 居：甘肃居延汉简 黄：东汉黄神北斗朱书陶瓶题记 初：东汉初平四年朱书陶瓶题记 曹：东汉亳州曹操宗族墓砖文 陈：东汉熹平元年陈刻敬瓶题记 沧：东汉沧州朱书砖文 走：长沙走马楼吴简 步：敦煌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 楼：楼兰魏晋残纸墨迹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04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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