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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二分校漫录

原创
2018-03-27  书楼寻踪馆



    抗大二分校于1938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又称陕甘宁边区抗大二分校。1939年3月正式开学,学校隶属军委领导。同年10月开赴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办学,又称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第一任校长陈伯钧于1940年5月13日离任返回延安,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的孙毅接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第一期学员来自陕甘宁边区,在晋察冀边区办学5年(1939年~1944年)。自1943年起抗大二分校开始向延安转移,教育长熊伯涛率校部、高上科科部及高上科学员、抗大二分校附中西进延安,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因参加晋察冀军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于1944年开赴延安。熊伯涛及校部、高上科学员、陆军中学编入抗大总校;抗大二分校附中改编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又称陕甘宁边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同年孙毅校长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父亲(1)是1940年秋季自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调到抗大二分校的。由党内谈话动员参军学军事,实际上被分配到抗大二分校训练部秘书科工作。孙毅校长兼训练部负责人,学校设高级科培养团职干部、上干科培养营职干部、基本科培养连排职干部;在冀中平原办学的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也培养连排职干部,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曾是该校学员;二分校设学员大队(团级编制)、学员队(连级编制);另外高级科、上干科学员编为抗一团、陆军中学学员编为抗三团、1941年10月成立的抗大二分校附中(2)学员编为抗四团,以适应反扫荡作战。基本科办学下放到各二级军区、军分区教导大队,抗大二分校缺抗二团番号。下图是一张抗大二分校毕业证。
 
抗大二分校毕业证书(正面首页)72年了保存完好,弥足珍贵。 
抗大二分校毕业证书(背面正文)毛泽东题词、孙毅校长的签字还很清晰,这是一张抗大二分校第四期高级科学员的毕业证。毕业时间是1942年3月。
  
孙毅校长佩戴抗大校徽照片,拍摄时间是1940年,由晋察冀军区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

        父亲在老家读私塾时,思想受舅父陈德山影响很大,他是旧军队的职业军人退伍在家赋闲,常常讲行军带兵打仗的故事,有着较强的爱国思想,后来他年已五旬,于1940年在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入伍。父亲童年及少年时代有着强烈的带兵打仗的意识。刚调入抗大二分校时,父亲才16岁曾强烈要求去学军事,不愿意在秘书科工作,甚至影响了工作。领导再三谈话,才逐渐地安下心来,一直干到1942年8月。训练部负责人孙毅校长、副部长陶汉章、秘书科的一批知识分子都是学习榜样,父亲养成了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作风,文字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速记字体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也形成了抗命的缺点。
    抗大二分校招收八路军现役班排连营职干部为学员,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员队都设有党支部。尤其要提到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的武器装备,学员队用的清一色的日本“三八式”6.5mm步枪(俗称“三八大盖”),还配备日本大正十一年式6.5mm轻机枪(“俗称歪把子”)2挺、日本大正十年式50mm掷弹筒2门;学员大队装备了日本92式重机枪2挺,日本九七式90mm轻迫击炮2门(俗称小钢炮)。在八路军主力团中这样装备的团队是屈指可数的。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选择在冀中平原办学,原因主要有四点:(1)1939年~1940年抗大总校第三图曾在这里办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2)冀中平原有充足的粮食供应;(3)在敌我争夺最激烈、战斗最频繁地域办学,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也是培养连排职军官最好的军事课堂;(4)晋察冀军区在冀中平原设有一个二级军区,三个军分区。
    时任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岗村宁次是这样评价抗大二分校的:“愿意用三十个日军士兵(的命)换一个抗大学员,用五十个士兵(的命)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后,晋察冀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在极其惨烈的战斗中陆军中学副校长(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被俘叛变。抗大二分校第三团(陆军中学)被迫离开冀中平原,退却到冀西抗日根据地边缘行唐县山区继续办学。
 
 图为抗大二分校文工团欢迎120师359旅行军队伍的情景,沙飞拍摄。

    在反扫荡作战中,抗大二分校校部的行军队伍遭遇日寇伏击,敌轻重机枪猛烈向政治部队伍射击,文工团人员大部牺牲。父亲在训练部队伍中行军幸免遇难。
    1942年6月以后晋察冀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抗大二分校停办基本科,合并高级科、上干科为高上科,培养营团干部;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抗大二分校附中扩大办学规模(3)。校部派遣干部到附中担任教师和学员队队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父亲申请去陆军中学学军事,训练部各级首长猜出了他的心思,为他办理了调出函,去政治部组织科换组织关系介绍信时,组织科科长说:“调你去附中担任学员八队党支部书记”,父亲解释说去陆军中学学军事,毕业后到上前线带兵打仗。这时父亲也明白了,二分校不会放他走的。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上个世纪70年代还对我说:“应该跟八路军718团(平山团)走”。
    1942年秋收后抗大二分校粮食供应出现及其严重困难,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二分校开赴陕甘宁边区。11月晋察冀军区为了保存干部,命令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4)、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5)并入抗大二分校附中开赴陕甘宁边区。自1943年2月抗大二分校附中集结了1500余人,混编成11个学员队,在江隆基校长率领下完成了开赴延安的准备工作,抗大二分校教育长熊伯涛率领高上科科部及四个高上科学员队也做好了开赴陕甘宁边区抗大总校的准备,孙毅校长命令抗大二分校教职员、高上科、附中混编成5个梯队西进陕甘宁边区。为了确保拉走这支队伍,没有宣布向陕甘宁边区开拔,俟一梯队突破日寇同蒲铁路封锁线及以西200里封锁区进抵晋绥边区,再宣布西进目的地。(此时晋察冀军区的掩护部队已返回,一梯队继续西进由晋绥军区部队掩护。)这时已无法返回晋察冀军区了。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参加晋察冀军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后,于1944年开赴陕甘宁边区抗大总校。同年孙毅校长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至此,共计2000余名团营连排干部预备干部(相当于60个团的干部架子)开赴陕甘宁边区。
    1943年2月10日孙毅校长命令抗大二分校一梯队编成三个独立营分成南北中三路,父亲被编进一梯队中路(700余人)独立第二营,担任学员八队任党支部书记。2月16日拂晓一梯队自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地区分南北中三路西进陕甘宁边区,踏上了三千里路漫长的征程。一路上父亲时而“打前站”(6),时而率收容队断后,收容掉队的学员,历尽千辛万苦。于1943年3月底抵达陕西省绥德县,4月初抗大二分校一梯队(1500余人)南北中三路在绥德县会师,抗大二分校一梯队3个独立营番号取消。教育长熊伯涛率高上科科部及四个高上科学员队向抗大总校开拔,抵达后被编入抗大总校。(1944年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抗三团)抵达陕甘宁边区后,也被编入抗大总校)
    江隆基校长率抗大二分校附中自绥德县向延安开拔,于4月30日抵达延安,在八路军大礼堂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向附中师生作了动员报告。宣布抗大二分校附中改编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开赴陇东大生产。会后附中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求见毛主席,随后,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向附中师生做了开赴陇东大生产的动员报告。附中经休整后,在原附中教导主任江峰(7)率领下向甘肃省合水县抗大七分校校部住址开拔,于1943年5月16日抵达甘肃省合水县。随后抗大二分校第二、三、四、五梯队相继抵达合水县。抗大二分校自1943年2月~1943年8月完成了三千里路大转移,时任军事学院代院长的徐向前称这次大转移是“小长征”。
    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前身是抗大二分校,先后更名为“陆军指挥学院”、“陆军参谋学院”2018年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二级学院。每当我走过这所学校的大门,总是感觉到父亲的脚步声穿越时空又传了过来。(本文作者:书楼寻踪馆)



注释:
(1) 父亲封润民(1924~1991年)时任抗大二分校训练部秘书科书记、附中学员八队党支部书记。
(2) 抗大二分校附中,抗大系统唯一一所以学习文化为主的军事学校,第一任校长李志民。
(3) 附中扩大办学规模,晋察冀军区及各二级军区、军分区精减下来的有文化的非战斗人员送到附中学习。
(4) 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在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于白银坨(保定市西北部太行山脉主峰)梯子沟,学校一梯队被十余倍日寇包围,100余名学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为了保存干部晋察冀军区决定该校编入附中开赴陕甘宁边区。
(5) 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1942年5月1日日寇大扫荡后,冀中抗日根据地丧失,成为晋察冀边区游击区。该校学员800人全部疏散回家,1942年10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原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学员,到冀西抗日根据地灵寿县陈庄抗大二分校附中集中,由于日寇平汉铁路封锁线的阻隔只有400余名学员陆续归队,他们随二分校二、三、四、五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
(6) “打前站”当时八路军的军事术语,意为派人提前到指定的作战地域做先期准备工作。这里的“打前站”父亲带着少数人跟着向导提前出发 在预定的宿营地为学员八队安排宿营、吃饭的事宜。在敌占区少数人的行军,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7)  原附中教导主任江峰。原抗大二分校附中江隆基校长留延安任延安大学副校长。附中向陇东合水县开拔时江峰的职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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