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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我们仍然记忆犹新，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中医参与了，但实际上是处于很边缘的境地，这难道不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吗？ 中医治疗急症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华佗、扁鹊到近代的名老中医们，让多少百姓免于死亡，让多少后学为之惊叹，可是今天却束之高阁，为什么？是中医药失效了？还是适应不了？或许是我们的医疗环境阻止我们发挥优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有责任去认真思考。中医历来强调医德，视患者为亲人，我们有义务拯救黎民于水火，有责任为百姓疏困解厄，济世救人。“非典”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医教育以深刻的启示。怎样培养名副其实的中医名家? 这是摆在当前的重要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国自恢复学位考试制度以来，中医院校培养了不少合格的高层次人才，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抗击“非典”中出现的中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说明中医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对于中医教育而言，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在突发疾病面前往往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这不仅贻误患者病情，还给中医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所以现行高等中医药院校的课程设置、教育方向、培养思路、教育质量、临证实习等，都与中医药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应加大中医药教育的投入，加快中医药教育改革的步伐，培养真正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普遍反映现在中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会用中医看病，有些分配到乡镇医院去的中医大学生不如跟师学徒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据了解，学生在中医学院学5 年，中医和西医课程的比例说是7:3，但学生用在西医上花费的时间不少于50%。除去一年的临床实习和寒暑假，真正用在中医上的功夫不到2 年，这与韩愈所说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背道而驰。 医生是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在院校时间有限，主要是打好中医基本功的初级阶段，就应以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为主，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生理解剖等知识是应该的，但不能以西代中，反客为主。毕业后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再进修或钻研更深的中、西医课程。 中医硕士、博士教育也应该改革，要从临床实际出发，不宜固定一种模式，脱离临床实践，片面单搞一方面的实验研究。只有理论紧密结合临床，形成学中干、干中学、口传心授的氛围，正如“熟读王叔和，还要临证多”，才能造就出既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能教学又能看急性危重大病，深受群众爱戴的中医学家。 中国历史上发生瘟疫几百次，而中医就是在对付传染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建议教育部门要设置流行性传染病课程，传授防治知识，培养专门人才；要组织中医药专家们编写一套防治急性热性传染病学，如《中医瘟疫学》，作为中青年中医复习温病的教材，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治疗急症的能力。 二、构建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术评估体系 从医几十年的体会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替患者解除病痛，中医疗效自然令人信服。我曾多次到国外讲学与考察，看到或听说有的打着传统中医的旗号，但就是看不好病，不用几次，人家就不找了。这不仅降低了中医的威信，还败坏了中医中药的声誉。 西方国家不少大学聘请来自国内各地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是否原原本本地把系统的中医理论交给洋学生，还是采用西医的术语和理论削足适履地去套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得而知。这些人往往在中医面前是西医专家，在西医面前是中医专家，坐而论道，不求实际。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医确实有生存危机。 综观今天我们国内中医的状况或情形，我们汗颜地发现患者到医院每每选择的是西医第一，医为其次，而且甚至就是我们中医院的很多医师面对患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用西药，然后再配合中药。当然，我们承认中西医各有优势，但是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既然我们从事了中医药事业，是否把中医学理论学透? 是否真正掌握了辨证论治的精髓，并娴熟于胸，临证运用中医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同时具有应用中医药处置急危重证的能力? 我们是否将中医药发挥到了极致? 能否给患者满意的疗效? 我们建议，人事评定部门应加速构建按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制定的学术评估体系，卫生教育部门要鼓励我们的中医院校的学生和在职中医师在古汉语和中医历代经典著作上下功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体会中国古代医学大家们的风范，耳濡目染，必须钻进去、再钻出来，才能了解到中医理论的真谛,才能牢牢地掌握中医理论基础，才能在临床上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和特色，真正用传统中医的方法解决患者的问题，赢得患者的信任，成为中医的后继人才。 三、博采众方汲取各家之长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境，就是在古代作为一名中医，应如良相一样胸怀大志，博学多才，善于治国，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集中国文、史、哲学大成于一炉的生命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如它的整体观念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动态的辨证方法。所以，早在《内经》中就强调，作为真正的中医师，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从古到今，凡是中医界的大家无不通古博今，从而形成了雄厚的文化底蕴，宽广的认识视角，独特的思维方式，精准的辨证思路，为临床提供可靠的疗效。只有锲而不舍地长期钻研学术和临证积累，不断丰富提炼精华，才能造就真正的名医。 中医的鼻祖张仲景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倡导者，他以自身的实例为后学者树立了楷模。所以，作为临床中医师在遍览古典医籍的同时，应研究历代名家的医案医话，从中汲取其学术思想的精华，开拓临床治疗思路。 如对于胆结石，近年来临床多以大剂清利，甚或“总攻”治之，施于肝胆湿热者，收效恒多，而用于体质素亏、脾胃虚弱、排石无力者，则非攻下所宜,而纯事清下，不予辨析，致苦寒伤胃者有之。根据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教，岂能忽之。因此，我对于此类病症多以健脾和胃和清利湿热法同用，寓攻于补，攻补结合，取得满意疗效。 四、尊重中医“治神”的观念 自春秋战国《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以来，历代医家们多奉为圭臬，不论在四诊和临证中，还是在养生保健、针灸等方面，均非常注重人的“精、气、神”,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言：“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以看出“神”在人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灵枢·九针十二原》：“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灵枢·小针解》：“神者，正气也” 及“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明确要求高水平的医师在治疗中时时顾及患者的“神”，因此，《内经》提出“治神”的观念，在四诊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无不重视“治神”的作用。“治神”体现在医疗过程的各个环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喻嘉言曰:“色者，神之旗也”，故眼贵有神；心主血脉而藏神，故脉贵有神；同时强调胃、神、根的重要意义。此外，从当今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久之导致人们精神情志失调，思想压力大，因此心神疾病增多。“心病还要心药医”，故前人注意心理情志的调理，创以情胜情、心理开导、祝由方法等。 《灵枢·师传》有“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等论述。似乎可以从中医强调“治神”的重要性中找到它的源头。在临证时，患者自然地依从我们的治疗、遵照我们的医嘱，为医者把握患者的“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如几十年的从医经验，我们不可否认地感到医缘的存在，这或许就是医患之间的认可形成的配合默契，显然对治疗是有帮助的。 总之，培养名副其实的中医名家是一个中医药发展中的系统工程，应从中医基础教育抓起，从临床见习和实习做起，从临床实习基地改革开始，改变过去课堂上讲中医课，临床实习多是西医的局面。提高中医师传统文化素养，根据中医药学科的特点规划教育方向，建立有效地激励机制，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导向，给中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学术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改革过去中医晋升，强调考试西医课，忽视中医课程的不合理的办法，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医认真钻研中医学术，提高临床业务水平的积极性，为全面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中医名家。 【本文选自《路志正医学丛书——路志正中医药建言献策》，人民卫生出版社，作者：路志正。人卫中医编辑整理。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查看本书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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