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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有首词《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其中有一句词是他自我襟怀的表白，充分表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展示了自我形象，大有“狂傲雄踞千古的气魄”，这就是那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的确很狂：他可以“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铁骑渡江初”，于五万众中缚取张安国，傲视天下；他可以运用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天才去讨捕剿灭“茶寇”，平息众多暴动，政绩显赫，创建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宋史·辛弃疾传》）；他可以“持论劲直，不为迎合”（《宋史·辛弃疾传》），蔑视当权者甚至玩弄朝廷；他可以不畏悍妇吕婆，“以微事触其怒”而逐了吕婆之女（《贵耳集》卷下）；他可以在“伪学”之禁方严，门生故吏甚至不敢去为病逝的朱熹送葬之时，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他还可以在词中“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楼敬思《词林纪事·引》），“压倒古人”（1）），“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彭孙遹《金粟词话》），“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但是，辛弃疾并不是一个十足的“狂人”，他也有羞涩的时候，他的“羞涩”之处却恰恰正在他最“狂”的词里：他并不以他的为后人名家所推崇赞叹的词而狂。 历代名人大家对辛弃疾的评价都很高，例如：范开认为辛词“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稼轩词序》） 又如刘克庄曰：“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 再如王国维曰：“其堪于北宋人颉顽者，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人间词话》四三） …… 无须再举，总之，大家都承认辛词“别树一帜”、卓然为一大家的地位。可以说，辛弃疾在词上的成就足以使他傲视古今词坛，独领一代风骚，他应该以之为狂以之为傲的。因为像“闺中秀”、“林下风”（《古今词统》卷十二）的李清照都可以对历代词家品头论足一番（具体文章见《李清照集校注·词论》），颇有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之概，何况有“经纶之志，盖世气概，沉郁豪放”的一个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辛弃疾呢？但是，在对待其词的看法和态度上，一向狂傲的辛弃疾变得含蓄羞涩了，一点儿也没有了狂气，不狂了，仿佛换了另外一个人。在他的六百二十馀首词中，别说放言其词雄冠天下了，连一首自诩其词甚高的作品也找不到。在词中，他最多只讲自己的词“好”，如： “入手清风词更好。”（《临江仙·记取年年为寿客》）； “才是清明三月近，须要诗人妙句。”（《贺新郎·赋海棠·著厌霓裳素》）； “诗如锦，笔如神。更能几字尽殷勤。”（《上西平·送杜叔高·恨如新》）； “我望云烟目断，人言风景天悭。被公诗笔尽追还。”（《西江月·一柱中擎远碧》）； “妙手都无斧凿痕”（《浣溪沙》）；等。 要么，辛弃疾把自己欲遮欲掩羞羞答答的和名家相比，如： “且题醉墨，似兰亭，列叙时人。后之览者，又将有感斯文。”（《新荷叶·曲水流觞》）； “诗在阴河侧畔，字居罗赵前头。”（《西江月·粉面都成醉梦》）；等。 而更多时候，辛弃疾只把诗词当作“小技馀事”，当作生活中的一个点缀，并不把它当回事。如： “说剑论诗馀事。”（《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阕》）； “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娇·少年横槊》）； “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声声慢·征埃成阵》）；等 最让人惊讶的是辛弃疾有时羞涩过度，不但不夸自己几句，反倒说自己不行，不会写诗词，好象他是个填词的笨人似的，如： “自叹年来，看花索句，老不如人意。……无多笑我，此篇聊当宾戏。”（《念奴娇·为沽美酒》）； “但欲搜，好语谢新词，羞琼极。”（《满江红·和卢国华·汗节东南》）； “老天情味到篇章，诗债怕人索。”（《好事近·云气上林梢》）；等。 但是，对待别人，他却极力夸赞别人的才华文采，似乎别人是大海，他是水沟；别人是泰山，他是土丘似的。虽然历史把他们最终颠倒过来，但当时，辛弃疾的确在学识文才文笔上赞人贬己，如： “诗坛千丈崔嵬，更有笔如山墨作溪。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谁识相如，平生自许，慷慨乘驷马归。”（《沁园春·答杨世长·我醉狂吟》）； “还自笑，君诗顿觉，胸中万卷藏书。”（《汉宫秋·达则青云·答吴子似总干和章》）； “风流别驾，近日人呼，文章太守。”（《瑞鹤仙·寿上饶倅洪萃之，时摄郡事，且将赴漕举·黄金堆到斗》）；等。 这不能不令人费解，几乎是个自信狂的辛弃疾，那个“看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那个自问“天下英雄谁敌手”的辛弃疾，竟然会在词中一点儿也没有了狂气，为什么？难道是他写了自狂其词之词又被他删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辛弃疾如果有自狂其词之意，那么那些“狂”词即使被他有心删去许多，也会在余下的即现存的六百二十余首词中有几首微有其意的。再退一步来说，词中至少应该有几句自狂一下其词的词吧，但事实终归是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历史传统文化因素来看。自先秦诸子始，无论谁，几乎都没有为艺术而艺术、为文而文过，大家追求的都是“艺术”、“文”以外的东西，有许多人更以文章为手段来达到种种目标。汉代的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杨雄作《羽猎赋》都是如此。汉代，儒家文化大放光彩，儒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提倡改造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标准思想。孔子的那套“立德、立功、立言”更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们孜孜不倦地想实现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即使用全部心血写出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司马迁也未脱此藩篱，他在立德立功不成之后，选择了这个使他名垂后世的“立言”。从此，后人竞相追逐“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多为圣人之行，很少有人达到，于是降低标准，追求“立功”，通过各种途径往这条道路上走，成也好，败也好，一心放在此处。只有敲打此门万方难开后，才有人走向“立言”之路，在“言”中抒发个人立德立功不成的悲慨与怀才不遇的愤激、忧愁。曹植、阮籍、鲍照如此，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如此，柳永、秦观、陆游等皆是如此。而能够立德立功者，那么“立言”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即使重视文章，重视“言”，也只是变相的异化的重视，重视的只是“文”与“言”的可利用价值，故而才有曹丕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才有白居易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序》），才有韩愈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才有欧阳修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至”（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而在有些能立德立功者的眼中，立言微不足道，如欧阳修自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欧阳修传》）；如王安石自谓“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如苏轼说“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苏轼《俗州次韵刘泾》）；而辛弃疾呢？在祖父辛赞和亳州人刘瞻的士大夫正统思想熏陶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地秉习了传统儒家思想，以“立德立功”为重，而以“立言”为小技，因而他能以一统中原收复失地为己任，一心想建功立业，想“平戎万里”、“整顿乾坤”、“致身须到古伊周”（《满江红》），因而他能说出“更看君侯事业，不负平生学”（《六幺令·酒群花队》），说出“却笑平生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江神子·宝钗飞凤鬓惊鸾》），说出“此身长健，还却功名愿”（《清平乐·此身长健》），说出“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少年横槊》），在他把一个残破不堪的滁州治理得物阜民康后，他能说出：“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声声慢·征埃成阵》）。可见，辛弃疾的心思不在词上，即使他的词写得精妙绝伦，他也不会为之沾沾自喜而自狂其词。其心其志不在词，而是在建功立业上，这是受深远的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影响的辛弃疾在词中“羞涩”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当时社会背景因素来看。两宋帝国，虽位居正统，但积贫积弱。封建专制政权一方面要求最大的集权于中央而使得国防实力薄弱贫乏，边防如同虚设，国力日益削弱，在强敌面前束手无策，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又要求维护国家的利益，增强国力，尽最大努力支撑起宋朝统治，维护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两宋的一个个并不聪明的皇帝在这个不可解决的矛盾面前无能为力，统治阶级的成员因此而分成两派，一派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消靡于声色娱乐，醉心于风花雪月；另一派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政治理想和人生境界，勇于以吏能为己任，勤勉从政，保护国家不受侵略欺凌侮辱是他们的目标和责任。尤其在北宋被金朝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灭国后，偏安一隅的南宋成为风中之烛，时时如履薄冰，时刻有覆灭的危险。而那种集权于中央，不给将领实权，将领显出一点儿能耐便担心他危及政权从而调任之、撤销之甚至以“莫须有”罪名而杀害之的政策依然成为“基本国策”，“识相的”就依然与君同乐，乐他个“直把杭州当汴州”，那管他兵临城下，将至濠边，随时会出现的天塌地倾；而“不识相的”依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喊着“还我河山”，积极准备着为随时挽大厦于即倾而献出自己的才智、热血甚至生命。每一个有良知的正统士大夫都会为国赴难而视死如归，每一位心系国之兴衰的正统士大夫都会在多事之秋去救民于水火，从而建功立业，而不会只醉心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去品味风花雪月，自我陶醉于个人的才华横溢之中。陆游如此，陈亮刘过等如此，辛弃疾更是如此。辛弃疾在传统的思想教育下长大，亲眼目睹了国家的残破与屈辱，亲身体验到了国弱则兵边祸结，民不聊生，自己无家可归的滋味。对于这样一个一心想以聪明才智经国济世，振国兴民的士大夫，一个一身豪气满腹经纶有理论有实践有本领有能力有才干的军人，一个身上流淌着几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爱国热血的文人豪客辛弃疾来说，去建功立业，“看试手，补天裂”，“整顿乾坤”，扶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宋“刘阿斗”（2），收复失地，重回故乡，这是他的第一选择，除此之外，别无更佳选择。也只有在这种选择中，他才能有所作为从而“功盖天下”“名垂万世”。因此，既使他再多横溢之才华，他只甘愿用于建功立业上，而不想浪费在“吟诗填词”这种不切“实际”的雕虫小技、饭后馀事、闲中取乐、偶而为之的东西上。即使垂垂老矣，他亦不改其心，仍然高喊“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客子久不到》），“重试补天手”（《水调歌头·簪履竟晴昼》），“两手换天河，要一洗，蛮烟瘴雨”。（《蓦山溪·画堂帘卷》）因而，既使他的词写得惊天地泣鬼神，超出历代词人万倍，他仍然不以词为狂，不以词为高，不以词为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的见证。 另外，辛弃疾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于南宋中期是他的幸运；而他作为一个才智卓越、自信自强、极懂政治谋略和军事战略的军人，以政治家军事家面目出现于南宋则是他的悲哀。辛弃疾没能成为第二个饮恨风波亭的岳飞是他的幸运，而他没能像岳飞那样去建功立业，立下赫赫战功是让他耿耿于怀、时时不快的原因。内心流淌的爱国济世的热血使他不懈地追求像诸葛亮孙仲谋那样的一展雄风，但他也是统治者心有所忌的有能力的将帅之才。没办法，统治者就把他频繁更调，不给他喘息发展势力的机会。而辛弃疾有能力应付，到一处平一处也让一处有起色。统治者黔驴技穷，就亮出最后一张王牌：罢免你，让你闲居在家。从1181年至1207年这二十六年之间，辛弃疾基本闲居在家。这是英雄的悲剧。这不是一个在北宋暂时“国泰民安”之时的苏轼能不以进退为意，可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代，辛弃疾最大的“乐”已被当权者剥夺，他的梦想已被活生生的埋葬。对他来说，只有一种“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洞察世事的感慨，只有把那种英雄气概狂傲感情发泄于词中的悲愤，只有用诗词美酒来抒心解愁的无奈，只有以美的山川景物风俗人情入词来反衬内心抑郁的凄凉。词，只是他无可选择之选择来贮藏自己梦想与才华的东西，这种感情几人能知呢？因而辛弃疾感慨：“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此情此景下，他还有何心情去自喜自傲自狂其词呢？最多调侃两句；“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 ，此外百无功。”（《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破阵子·宿麦畦中稚鹰》） 由此可见，辛弃疾对待他的词并不以之为狂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和他个性的狂、自身的狂并不相悖。辛弃疾在对待自己的词的态度上，不狂了，变羞涩了，成了另外一个没有了狂放的辛弃疾。历史是喜欢和人开玩笑的，也戏弄了辛弃疾。他以之为狂的东西已随历史潮水而逝，而他所不屑一顾的词却戏剧性的“狂”于后世，这也许是他一辈子做梦也万万意料不到的。
【注：这是我大学时的一篇论文。】 参考文献： 1． 朱德才主编 《增订注释全宋词》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2月北京第一版。
2．
邓乔彬著 3． 邓魁英主编 《中国文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4． 郭预衡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辽金部分》 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5．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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