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顶洞人与阿伊努人的相似程度出发，李济曾推断这个种族在全新世的后代也是胡须浓密的，并与《山海经》中的“毛民之国”相联系。《荀子--非相》中记载西周著名的贤臣闳夭的状貌：
“闳夭之状，面无见肤”，
唐代人杨倞注释说：“多鬓髯，蔽其肤也 “（《荀子注》）。如此浓密的脸毛，只有纯血统的阿伊努人可堪比拟。所以李济怀疑山顶洞人所代表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东亚土著人迟至西周时代依然在大陆上有其遗族。
又《大荒北经》：
“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朌姓，食鱼。”
郭璞注：“故类也，伹，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伹’是“笨拙”的意思。按郭璞的说法，这个“深目民之国”是古老的种族，风俗拙朴，黄帝的时候就已存在[1]。所以所谓“深目多须”的特征，实不必来自异域，它本是东亚最早土著的特征之一。
人类学家凌纯声认为远古东亚大陆的土著人有两个类型，分别与现代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和太平洋尼格利陀人（即小黑人）相联系，这与杨希枚在殷墟祭祀坑遗骨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与山顶洞人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前者。
在古籍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原住民的蛛丝马迹，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又有黑人, 虎首鸟足, 两手持蛇, 方啖之”。《海外东经》 载: “黑齿国在其北, 为人黑, 食稻啖蛇。”
史书中还记载中原曾经有一个身材短小的种族“僬侥”（袁珂认为僬侥和侏儒是一声之转）。从《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
“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
这一记载来看，僬侥是当时天下万邦之一。《国语》卷十又记载:
“僬侥，官师所不材也，以实裔土”。
即官府认为僬侥不可任用，把他们远迁以充实边裔。由此可见，迟至春秋时期僬侥依然居住在中原地区，官府对他们实施向外驱赶的政策。
东汉蔡扈曾作《短人赋》，对这个群体有比较细致的描绘：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馀尫幺，劣厥偻寠。㗲啧怒语，与人相距。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竝侣。。。"
从“形貌有部”、“生则象父”来看，矮身材是这一人群的稳定遗传特征，而不是出于营养或疾病的原因。但其族名侏儒(亦称朱儒）后来演变成了汉语里矮人的代名词。
蔡中郎认为齐晏子是僬侥之后，并对他推崇有加，但似乎这个族群整体与汉人存在风俗和气质的鸿沟。从侏儒们“㗲啧怒语，与人相距”、“众人患忌，难与竝侣”的描述来看，他们似乎难以与主流人群相融合。
东汉时僬侥的后代在中原已是绝对少数族群，以至于蔡扈以为他们“出自外域”但“踮着脚尖向慕王化”（慕化企踵），所以“遂在中国”。其实从古籍中林林总总的迹象看，从帝尧时代到春秋，再到两汉，这个族群一直存在于中原。尤其在宫廷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充当“倡优”，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倡优、俳优”和侏儒几乎是同义词，《史记-乐书》之王肃注：“俳优。短人也”。王国维先生也说：
“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
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韩非子》：
“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
《管子》：
"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士大夫在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齐鲁两国国君的夹谷之会上，齐景公让
“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一本正经的孔子以为非礼，大呼“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
也有形象比较正面的侏儒，《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秦国宫廷里一位可敬可爱而且颇有智慧的侏儒“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东方朔对宫中侏儒们搞的一场恶作剧，他吓唬他们说：
“上（皇帝）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汝曹。”
从这些记载看，先秦各诸侯国和两汉的宫廷里都有这样一个侏儒群体。正像蔡扈《短人赋》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生理正常的矮人族群，而不是现代语义中的“侏儒”。他们是从帝尧时代就存在于中原的僬侥氏之后，也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之一。
关于上古时代东亚大陆的种族复杂性，凌纯声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他特别提到了土著文化对中国古文化的贡献。比如《尚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江淮之间的贡品有所谓：“鸟夷卉服，厥篚织贝”。“织贝”是美拉尼西亚文化圈的一种贵重工艺品，即把贝壳磨成扁圆小珠，成串缝缀于苎麻布上。在台湾山地、新几内亚到美拉尼西亚的广大太平洋岛屿上至今依然残存这种风俗。而小黑人的贡献更不容忽视，他们很可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族群。 《山海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
更指他们“食稻啖蛇”。虽然这个族群在失去平原之后遁入山林重操渔猎，但近代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台湾山地人一致认为小黑人善于在林中空地种植谷物。他们的传说中几乎都有小黑人向他们的祖先传授种植技术，或者祖先向小黑人乞取或者盗取谷种的故事。另外，这些传说也提到这个族群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舞蹈天赋，可以为古籍中的相关记载添一注脚。
中国上古时代的种族融合过程是比较成功的。比如“面无见肤”的闳夭是周文王、武王两朝重臣，颇受尊崇。晏子官至齐国宰相，连孔子都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见不论哪个种族，有才能的人都会得到重用和尊敬。孔子还说过“有教无类”，这都反映了华夏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质。这种融合在殷墟墓葬布局中已有其端倪。根据原海兵的研究，典型蒙古人种的遗骨和仰韶早期特点（考古学界也称为“古中原类型”）的遗骨在安阳殷墟同葬于一处贵族墓群中，说明外来者与混血土著的相互认同和融合[2]。当然，这种融合是以认同华夏文化为前提的。
秦汉之后，大陆上的尚未融合的土著人群逐渐向群山和密林中隐退。《梁书》记载诸葛恪讨伐丹阳的山中之民，俘获“黟歙短人”。林惠祥先生认为他们不是山越，而是另外一个种族。因为：
“关于山越之记载甚多，未尝有言其身短者，可见此种人系另一种，或与山越同居山中共同抗汉，故诸葛恪征丹阳时并擒之耳。”[3]
自汉代之后，“黟歙短人”在史书中再也没有露面。《旧唐书-阳城传》中出现的“道州短民”也许是其余响。从白居易的乐府诗《道州民》中可见他们与主流人群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和认同，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对种族压迫的天然反感。
“木客”也是藏于深山中的一个奇特的古代族群。宋代《太平寰宇记》保存了很多地方志中关于他们的珍贵史料，比如第108卷载：“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作“哑市”。凌纯声先生指出马来半岛的塞芒族（Semangs）和萨凯族（Sakai）小黑人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这种方式与马来人和华人做交易。他根据体质和文化上的六个证据，认为木客就是小黑人[4]。
在西南山区直到明代仍有木客存在。明代邝露《赤雅》卷上记载:“木客形如小儿，予在恭城见之，行坐衣服，不异于人，出市作器，工过于人”。直至明末，根据随同施琅赴台的清朝官员的笔记记载，小黑人仍可见于台湾。台湾各山地民族都有关于小黑人的传说。但今天，这个族群的后人只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密林之中。
综上所述，中国乃至东亚的“蒙古人种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应当早在距今一万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我们所见的仰韶和大汶口的混合体质状态是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夏商周三代中这一过程得以深化，秦汉之后则基本完成。这一长达万年的过程波澜壮阔，分成很多波次，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诸蒙古种的人群中，百濮、百越人群是先到者之一（虽然未必是最早者），但他们在后来的华夏人群的压力下，没有被融合的部分人继续南进。前者征服了中南半岛，后者投奔怒海，启动了南岛民族的海上大迁徙。从大陆东南部出发，散布到整个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向东的一支混血族群（毛利人）于10世纪到达新西兰。向西的一支跨过印度洋，进驻马达加斯加。近年来语言学和基因学的研究都显示，分布横跨两大洋的南岛民族的最终起源地在中国大陆东南部。
强势人群进入东亚核心区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不仅仅是向南的，同时也是向北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古斯学的权威史禄国先生（Shirokogorov）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南方的移民。他在20世纪初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通古斯部落做过细致田野考察，并注意到，与其他北方民族相比，通古斯人的体质有许多不适应寒带生活的特点。比如在春天需要戴眼罩来屏蔽雪地反射的强烈阳光，否则眼睛会发生炎症，很久不能痊愈。南方特征在通古斯人的北方支系人群中更为显著。史禄国对东北满族（通古斯的南方支系）社会也有过调查研究，据他引述满族人的话说：满族入关之后发现一些亚洲南部居民与北方通古斯人（指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北的通古斯人）的形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史禄国自己则说：“事实上令我吃惊的是，常常可以在越南人中看到有通古斯人的相貌”。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曾生活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在距今5000-3000年之间被迫迁移。一部分移向西伯利亚，另一部分南迁融合于南方其他民族中[5]。
从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和D的分布来看，生存竞争导致的人口“挤出”和置换效应非常明显。东亚原有的土著居民目前只在一些“边缘地带”不同程度地留有其遗族。这些地带要么有海洋、山脉和丛林的阻隔（比如日本列岛、青藏高原、中南半岛、太平洋和印度洋群岛），借助地理障碍减缓了新来者的冲击，要么生存条件艰苦（比如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单倍型类群C多见于澳大利亚土著、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也见于哈萨克、蒙古、朝鲜和日本。单倍型类群D多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西藏，也见于日本阿依奴人和中亚山区的一些讲突厥和蒙古语的人群中。但这两个单倍型类群在生存条件较好并且四通八达的“核心区” - 中国本部的出现频率却非常之低，说明这块最宜居的土地在史前时期发生了较为彻底的人口替代。
尽管这种“挤出”效应是向着南北两个方向的，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影响来自东亚大陆的北方。除了这种体质特征在考古材料中较早地出现在北方之外，目前携带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D的人群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携带这些单倍群的陆上北方人群（比如蒙古、朝鲜和哈萨克），都呈现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已经在体质上被这个新人种完全同化，而携带这些单倍群的南方人群则较多地保留了非蒙古种的特征。这凸显了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北源性。
“北风其喈，雨雪其菲”。综合以上材料，我们看到的是冰期结束之后蒙古人种人群的一场无远弗届的史前扩张风暴。它西至北欧，东至北美洲格陵兰岛，囊括北极圈，席卷东亚大陆，南达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基因版图。那么这场风暴的风眼在哪里？换言之，典型蒙古人种的起源之地究竟在何处呢？
（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风起青萍之末 - 扩张的原点》）
[1] 袁珂《山海经校注》作：“郭璞注云：亦胡类，但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与影印本原文不同，当系讹误。
[2] 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3]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二卷，1936. p.330
[4] 凌纯声，《中国史志上的小黑人》载于《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1956年.
[5]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 p.22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