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六）

宋太宗雍熙元年（甲申，公元984年）

有司上窃盗罪至大辟，诏特贷其死，因谓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时取其甚者以警众。然不欲小人知宽贷之意，恐其犯法者众也。”

居士曰：如果要让人畏惧法律，只要尊重法律的尊严，不用政治手段干预司法就可以了。动辄大赦，使犯罪者心存侥幸；轻罪重罚，则给司法者以弄权的理由。如此则帝国的法律永远不被尊重，犯罪人员当然会层出不穷。

乙卯，日本国僧奝然自其国来入朝，言：“国主姓王氏，……文武僚吏亦皆世官。”帝闻之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尚存古道！……卿等宜各尽心辅朕，无令远夷独享斯庆也。”

居士曰：天皇数千年来没有姓氏，为什么此时突然姓王？一种可能是宋朝的史官的溢美之辞，本无其事，因杜撰而出错。另一种可能则是日本时节来到中国后不敢居大，在赵匡义面前不敢说天皇神圣所以没有姓氏，只好为天皇安排一个“王”姓出来以符合身份。

帝因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川，教化大行，境内乃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张居正曰：夫天下郡县至多，民间利病朝廷岂能悉知。得一良牧则一郡生灵受其福，否则一郡生灵受其害，所系诚不小也……自古明君，未尝不操此术而治者也。图治者宜留意焉。

居士曰：宋琪先生岔开话题，貌似进谏，实际上是抬杠和推诿。当初，刘恒问周勃和陈平全国每年有多少案件，又有多少收支。陈平回答：要问审理案子的事，应该问廷尉；要问财务的事，应该内史。宰相应该有宰相的职责。（参考前179年）孟轲认为，治理天下不能与耕种同时进行，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领袖，应该施行善政，整顿社会风气，但并不能保证具体到每一州每一县都能够得到幸福和安乐，这才需要任命和选拔官员。而皇帝所可以任命选拔的官员之中，尤以县令最为亲民，所以不能够不慎重。

九月，知夏州尹宪袭击李继迁，斩首五百级，获其母妻，俘千四百帐，继迁仅以身免。于是赐李继捧姓赵，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以讨继迁，管夏、银、宥五州。

居士曰：赵匡义任用李继捧（赵保忠）对付李继迁，从政治上来说并没错。第一，李继捧作为李继筠的继承者更具合法地位，如果由他攻打李继迁，可以使李继迁的合法地位遭到挑战。第二，如果运气好一些，李继捧可以从李继迁既有的政治资源中划分一部分势力出来，使定难军的政治势力不为辽国所独享。第三，用李继捧制衡李继迁，是以夷制夷的方法，在坐等其两败俱伤的同时，也可以架空更为正统的李继捧，李继捧认敌为君，反而攻击自己祖先积累的势力，获胜后很难得到定难军宿将们的支持，这样定难军就成了赵光义的盘中物。只是可惜赵匡义在战术上没有跟进，不能及时把握李继捧的动向，反而为李氏兄弟所骗。

帝之即位也，召华山隐士陈抟入见……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正君臣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练，无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数月，遣还。

居士曰：赵匡义先生之所以约见陈抟，显然是借其在宗教界的威信和民间的信仰，让他美化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谋划已久的封禅事件做舆论准备。但他绝没有想到，不同于唐代的张果，陈抟真的是修行之人，第一绝不肯做政治的美化工具，第二他说人话不说胡话，不装神弄鬼。所修之道为的是人文，不是巫术，所以在赵匡义面前能不卑不亢，为国家的前途发声。这样的宗教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值得我们为他顶礼。

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公元985年）

丙戌，帝谓宰相曰：“朕览史书，见晋高祖求援于契丹……屈辱之甚也。”宋琪等奏曰：“晋高祖遣冯道奉使……及道回，有诗曰：‘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方令亭障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帝然之。

居士曰：冯道从契丹回国后，写下《北使还京作诗》，全诗共五首，今只存其一。宋琪所引的这句诗，皇帝在殿上哭泣，表达的是自己已经尽力却无法改变事实的无奈，可见是尽心尽力的皇帝。而百姓则感叹外交软弱，也是爱国的百姓。卖国求荣这种事，只好由两位宰相承担。后来李鸿章在临终前写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是与冯道有相同感慨。

卷十三 宋纪十三

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公元986年）

彬留十馀日，食尽，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帝闻之大骇，曰：“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复前……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

居士曰：赵匡义先生不知道士兵的饥饿和军粮的重要，凭此一点就可以证明他从未直接领兵，在前线指挥作战。即使高粱河战役的所谓亲征，也只是帝王的姿态和鼓舞士气的工具，根本没有深入到士兵的生活之中。

帝手诏赐普曰：“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边防之事，已大为之备，卿勿为忧。”

居士曰：赵匡义恨不得把所有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将领身上。竟然好意思说出“不尊成算”的话，实际上巨马河之战完全是赵匡义的责任。首先，赵匡义不懂得用人。曹彬作为名将，精通的是国内战争而非国际战争。宋辽两国的边界与中原内陆环境不同，辽国的军事实力更远非国内割据势力可比。对于对辽战争，曹彬只有防守经验，没有对战经验，与一名新将领在经验上无异。但与新将领不同的是，曹彬可能会根据自己曾经的功劳看清这次作战，或者过于相信自己曾经的经验而不知因地制宜。从这一点上来说，任命曹彬为将可能还不如任用一位新人来得更好。事实上，当时宋朝并不缺乏对辽作战的优秀将领，张齐贤、王侁、潘美和田重进都是如此，如果在张齐贤和王侁中任意选一人代替曹彬，宋朝军队就未必会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其次，赵匡义对曹彬的干涉过多，不让将士吃饭已经涣散了军心，让部队等待潘美、田重进，更无异于打击曹彬部的信心。假如曹彬撤退休整，而等待援军，虽不至于获胜，但也不至于失败得如此惨烈。第三，赵匡义对曹彬的信任不够。这又可以从三个方面谈，一是曹彬担心自己重兵在手却不发兵会引起赵匡义的猜忌，二是曹彬以及宋朝全部的军事领袖都没有属于自己专一统帅的不对，导致主帅与士兵的磨合不够，士兵对将领缺乏信任，也没有服从。三是由于上述两点，曹彬的下属会敢于借助皇帝的旨意挑战曹彬的权威，导致令出多门，虽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不可得，只能听任赵匡义荒唐的旨意送他们以惨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