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四十二）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公元1087年）

李清臣罢。时熙、丰法度，一切厘正，清臣固争之，以为不可。于是傅尧俞、王岩叟言清臣窃位日久……乞早赐罢黜，上官均、梁焘亦相继论之，遂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阳。

居士曰：在新法已经成为归罪渊薮、高滔滔及其政策执行者一味冒进取缔新法的时候，李清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归正，证明他出于国家政策考虑，并非见风使舵之人。

（胡）宗愈首进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难、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对便殿，帝问朋党之说，宗愈曰：“君子谓小人为奸邪，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则朋党自消。”因进《君子无党论》。

居士曰：没有党派不等于没有立场，没有立场不等于事事能出于公心，跟何况没有党派和立场的人不见得有行政能力。反过来说也是同样，有朋党和立场未必就不按照公心做事，未必不能帮助国家往好的方向上去。朋党唯一的坏处就是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链，破处朋党的唯一办法是将权力下移，第一是完善监察机构，即令谏官直言，第二是帝后党派不能深入群臣中，限制住帝后权力——也就是把官僚的任命和提升制度化，才能彻底消除朋党。

时吕公著独相，群贤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号……惟吕大防秦人，戆直无党；范祖禹、司马康不立党。

居士曰：吕大防、范祖禹、司马康并非不结党，而是他们是反新法的直接获益人，他们本身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这利益跟太后高滔滔的利益相连，此时赵煦还操控在高滔滔的手中，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后党，也可以说是帝党。

丙午，赵挺之奏：“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居士曰：苏轼的学说是不是来源于《战国策》我们不知道，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确有战国之风，并多法家和纵横家的气质。他还崇尚佛学，态度恬淡，遇大风大浪不悲不喜，很有成大事者的胸怀。历史很难假设，假如苏轼当政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司马懿，或司马懿死在曹叡之前，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轼。不过以苏轼的智慧，就算他有夺位的野心，也不需要向考生询问篡位之术。而敢于以这样敏感的题目提问，不避嫌疑，也证明他的内心其实坦荡。就题目本身来说则十分务实，选拔公务人员就应该从宏观角度解释历史，以具体的问题讨论时政，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赵挺之的上书未免危言耸听。

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

甲戌，辽以上京、南京饥，许良人自鬻。

居士曰：数百年后，我们为那些自己卖自己的民众而悲。当一国的首都民众居然要到卖身才能活命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毫无延续下去的希望。

是夕，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急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何以遽至此？”……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泣，帝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居士曰：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怀才不遇”，大多数如曹植或李白一样，只有文学才能而没有政治才能，对政治的期许太高，自以为所担任的职务没有满足自己的政治追求。而苏轼的不遇却是少数的具有政治才能，只是政见跟皇帝不同所以未能被授予重任。赵顼感叹不能任用苏轼也许是真的可惜，感叹像苏轼这种人才与自己立场不同。但也有可能是高滔滔为了不让苏轼怨恨皇帝而杜撰出来的谎言，苏轼的哭也不一定是感动，也许是哭自己的身世坎坷。

第八十一卷 宋纪八十一

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繁简多寡，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居士曰：翟思的话说了现象，但没说到本质。由于时代发展，某些事物已经变得愈发复杂，多立一些官员使他们分别负责具体事务是没有错的。官吏的繁多到底是具体化还是冗杂，关键看是否各具职能，在权力交结处有无叠床架屋。合理的官吏设置应该是各尽值守又不令出多门，行之有效而不会各部门为一个问题相互推诿责任。

（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故当时推天下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景仁，镇字也。

居士曰：范镇和司马光议论相同就算异口同声，王安石和李定等人异口同声就是朋党，北宋帝国采用双重的政治标准和道德准则，完全没有是非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