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四十四）

第八十二卷 宋纪八十二

宋哲宗元祐六年（辛未，公元1091年）

八月，戊子朔，贾易上疏言：“苏轼顷在扬州题诗……弟辙早应制科……与轼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宰执进呈，具言易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曰：“臣等窃知易乃王安礼所善……此疏不惟摇动朝政，亦阴以申群小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寻以本官出知庐州。

居士曰：贾易不是因为党同伐异、人身攻击而被贬官，而是因为另一场党同伐异、人身攻击获罪。党争带来的问题已经不能靠法律，只能依靠党争本身解决。此刻，北宋帝国的朋党问题已让人无话可说。

宋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公元1092年）

初，颐表请归田里，言：“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

居士曰：孔丘所谓道大难容，是因为他的社会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符，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复杂，并非孔丘所能掌控。而程颐的时代已经定型，他又不知道天下的问题在哪，还说天下难容自己是因为道大，而没有想到再大的器皿也容不下恶臭。没有反思自己的能力，只会抱怨社会，注定程颐一生只能是个失败者。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公元1093年）

二月，辛亥，高丽遣使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言宜却其请。始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且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与，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与乎！”诏：“书籍曾经买者听。”

苏轼曰：臣伏见高丽人使……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契丹用……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其一》）

居士曰：苏轼陈述五种害处，并不是指卖书而言，而是指与高丽的外交而言。苏轼几次在奏章中提及对高丽外交的危害，认为高丽当时为契丹的附属国，能够不顾契丹与宋朝进行外交是受到契丹的指使。（参考《唐宋八大家文集·苏轼集》，《四库全书》本，第五十六卷、五十八卷、六十三卷等）所以他怀疑朝鲜此次要书也是将它奉献给契丹，使中国的历史成为统治中原的一个范本或参考。苏轼在政治上做这样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毕沅并没有写清苏轼反对卖书的理由，只是单一说他的反对，给人留下苏轼反对文化交流的印象。

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苏轼以札子自辨，言：“臣任中书舍人日……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

居士曰：出于统治目的，帝国不愿意清算皇帝，在帝制时代此举完全可以理解。但苏轼为了替赵顼开脱罪名，将帝国灾难推到王安石及其新党身上，又小心翼翼地将赵顼比作伊祁放勋和孔丘，可以说战战兢兢，但还是被诬陷为诽谤，证明帝国根本不愿意直面赵顼以来的政治问题。

第八十三卷 宋纪八十三

宋哲宗元祐九年（甲戌，公元1094年）

乙亥，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罢。大防位首相逾六年，当国日久，群怨皆归。及宣仁始祔庙，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列神宗简拔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从之，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

居士曰：吕大防任职以来执行的是高滔滔的决策，现在高滔滔刚刚去世，吕大防就被清算，证明赵煦急于夺权。帝党和后党从此开始分裂，赵煦利用高滔滔的故智，将责任推到当朝宰相身上，将高滔滔的派系连根拔除，以建立自己的朋党体系，最终将皇权渗透朝廷之中。

辙又具札子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

居士曰：苏辙指责赵煦改变法令不通知大臣，等于公开向赵煦要权，这正指在赵煦的敏感点上，后者当然不希望此事发生。但赵煦刚刚摆脱高滔滔的束缚，呵斥苏辙这样的老臣便如呵斥奴仆一般，夺权速度与其野心都不免令人心惊。所以对于范纯仁来说，此刻皇权与廷臣之争已经高于朋党之争，及时向苏辙伸出援手刚好可以缓和两党的关系，从而合力对付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