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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评论(八十三)

 墨香笙樵 2018-03-29

第一百五十卷 宋纪一百五十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乙巳,公元1185年)

时帝临御久,事皆上决,宰执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惧顾望,故万里于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谊亦谏帝曰:“人主日圣,则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帝不能用。

居士曰:赵昚执政时期,建立了皇权与廷臣权力新的平衡,如果廷臣足够强势,赵昚未必能完全贯彻自己的意志。但现在大臣们却不务实际,空谈性命之学,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如史浩等辈极尽阿谀奉承之道,才令赵昚的旨意能够得到独断——但他虽然有一言堂的作风,全没有将全力渗透到体制之内,所以造成赵昚的集权官员们依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癸巳,起居舍人李巘言:“郊禋之际……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多不如仪,肃敬之诚,何从而生!”帝曰:“此说诚然。朕往在潜邸为亚献时,催班亦早……今只须先二刻催班。”

居士曰:礼仪二字重视的是礼而不是仪,《韵会》引孟子言,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盖因人心之仁义而为之品秩,使各得其叙之谓礼。”目的在于各安所命,所以国家重大的典礼,第一不可扰民。为完成礼仪而限制民众正常生活,制造社会障碍,是严重的因末失本。至于彩排站位,虽然是仪式中的重要一环,但却简单机械,涉及人数过多,时间过久,完全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彩排,避免不必要的精力支出。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公元1186年)

壬子,金主谓侍臣曰:“朕常御膳务从简省,若欲丰腆,虽日用五十羊亦不难……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盖幼失师保之训……其失天下,皆由此也。”

居士曰:耶律延禧问出的话很像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言论(参考公元299年),但他所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辽朝本以游牧民族为主,打猎求食是其主要生存方式之一,而干腊肉是其日常的重要储备。而问题在于耶律延禧的时代,辽朝已经从游牧为主转型为农耕为主,而农耕民众并没有干腊肉可吃。

参知政事程辉致仕。辉喜杂学,尤好论医。神童常添寿者,方数岁,辉召与语,因书“医非细事”。添寿涂“细”字,改作“相”字,辉大惭。

居士曰:程辉既然承认行医并非小事,就应当知道成为良医应该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样就会压缩他很多做行政工作的时间,使其无法专心于政务——不是合格的宰相,这就是何以常添寿说“医非相事”的原因。既然决定做帝国官僚,就不该再执着于学术层面的东西。

一百五十一卷 宋纪一百五十一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元1187年)

时封事多言大臣异同,必大曰:“各尽所见,归于一是,岂可尚同!陛下复祖宗旧制,命三省覆奏则后行,正欲相维,非止奉行文字也。”

居士曰:帝国官僚的意见本不应该同一,这样才能为帝王提供不同视角。如果意见同一要么证明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关系,所以口径一致,这样不但于政治问题无补,反而陷入派系联合,威胁皇权;要么证明他们与皇帝的意见相同,帝国将陷入寡头政治。

十一月,己亥,太上皇大祥,帝始以白布巾袍视事于延和殿……因诏皇太子惇参决庶务,侍读杨万里上书太子曰:“民无二王,国无二君……一履危机,悔将何及!”太子览之悚然。

居士曰:赵昚只是让赵惇代理朝政,并且只是在这一特殊时刻监管,具有有限的权力监管时间,没有足够的时机使赵惇与赵昚分权。何况赵昚又没有远离中枢,对赵惇的任何过激行为都会有所警觉。这一次让赵惇执政无非是让他在君王的位置上实习,杨万里危言耸听,引起了赵惇的惶恐,以至于赵昚死时,赵惇根本不敢出面。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丁未,公元1187年)

金主在位久,熟悉天下事……一日,谓宰臣曰:“古来宰相率不过三五年而退……卿等将不举人,甚非朕意。”它日,又谓宰臣:“卿等老矣……至它日子孙,谁与共治者乎!”

居士曰:完颜雍的帝国也陷入了官僚老龄化,但与赵祯不同的是,完颜雍意识到此种现象的存在,只是金帝国缺乏完善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完颜雍又无力罢免老龄化政府官员——这些官员的势力盘根错节,又不肯出让自己的政治利益——最终导致后来胥持国、纥石烈执中等人的兴起。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元1188年)

癸丑,用翰林学士洪迈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飨高宗庙廷。

居士曰:洪迈设计的陪祀结构很讲政治,如果仅就对帝国的贡献而言,赵构一朝当推岳飞。但岳飞为赵构所杀,后来因赵昚而翻案,列岳飞于陪祀等于否定赵构。赵构最得力的助手是秦桧,但秦桧本是金国人的奸细,且在赵昚一朝保守非议,一旦陪祀将引起舆论不满,甚至会对对金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取其中间值既贯彻帝王利益杀害岳飞,又是抗金名将——便是张俊。

陈亮上疏曰:“高宗皇帝于金有父兄之仇……意者执事之臣,忧畏万端,有以误陛下也?”疏万数千言,大略欲激帝恢复。时帝已将内禅,由是在廷交怒,以亮为狂怪。

居士曰:陈亮认为赵昚久有北伐之心,只是因为赵构在世,出于养父子之间的情面或猜忌使他不能伸展拳脚。所以赵构刚刚去世,陈亮即上书请求北伐,一方面陈亮要抢占最早的时机,将抗金北伐以最早的进度提上日程;一方面赵昚刚刚摆脱赵构的束缚,也需要新政立威。但赵昚现在也已经开始务实,没有即位之初的那种冲动,加之多年执政已经疲劳,所以陈亮上书以后会被视为怪人。

(朱熹)入对,帝曰:“久不见卿,卿亦老矣。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以清要,不复以州县烦卿。”奖谕久之。乃出。

居士曰:赵昚对朱熹说,你在浙东巡抚任上做了什么我都清楚,所以今后给你闲职就好了,以后公务我就不敢麻烦你了。话里话外,充满讽刺。说自己很清楚,是表明自己的“明君”立场,朱熹及其弟子的瞒天过海无法逃过赵昚的眼睛。说不敢麻烦,表明朱熹不务正业。这种人适合当清闲的官,或者使他专心学术,表明帝国包容能力,但他完全没有行政能力。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壬戌,帝吉服,御紫宸殿,宣诏曰:“爰自宅忧以来,勉亲听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移居重华宫。”……皇太子即皇帝位……三省、枢密院奏事,退,放仗。

居士曰:有人认为赵昚禅让是因为没办法跟金国继续叔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赵昚已经步入晚年(本年62岁,据去世还有五年)懒于政治,而且有志于培养太子,一如赵构培养自己。提前禅位能够保证新皇帝即位后不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过度调整,使赵惇避免出现自己刚刚即位时一味冒进,被北伐口号绑架的错误,使他知道帝国的利益、当皇帝的苦衷,令帝国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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