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一〇八）

第一百九十二卷 元纪十

元成宗元贞元年（乙未，公元1295年）

（程）思廉刚正疾恶，言事剀切，喜荐达人物。或讥其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讥，人不敢复为善矣。”

居士曰：中国是道德崇拜的国家，所谓道德崇拜或历史崇拜说到底都是对社会评价的崇拜或忌惮。换而言之，社会评价或道德名誉是催使一个人行善的最基本的动力。如果指责一个人为沽名钓誉，则意味着道德必须是全部的付出，而不求任何形式（包括物质和名誉上）的回报。这在无形中抬高了道德的标准，也失去了道德的榜样作用（因为任何可作为榜样的道德人物都是经过名誉回馈的，否则他的善行将无从被人得知），因此社会道德将无法维系。

元成宗贞元二年（丙申，公元1296年）

癸酉，实都言晋王噶玛拉，多尔岱言伊啰勒，皆有异图，诏枢密院鞫之，无验。帝命言晋王者死，言伊啰勒者谪从军自效。

居士曰：诬告甘麻拉的处死，诬告月儿鲁的充军，同罪不同罚给四人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忻都的党羽被杀，以为皇帝盯上了自己，所以必须进行进一步夺权；朵儿带的党羽被流放，其付出的代价比忻都更低，所以投奔他的人增多，更加增进他的实力。甘麻拉认为诬陷自己的人处死，是皇帝对自己的谋反更为重视，显然对自己猜忌更深。月儿鲁认为处罚诬陷自己的人判得较轻，是因为皇帝怀疑自己，所以不愿追究诬告者的责任——因此，这个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破坏了政治。

第一百九十三卷 元纪十一

元成宗大德二年（戊戌，公元1298年）

西北诸王将帅其议防边，咸曰：“敌往岁不冬出，即可休兵于境。”奇尔济苏曰：“不然。今秋候骑来者甚少，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也。”……是冬，敌兵果大至，三战三克。奇尔济苏乘胜逐北……马踬，遂为所执……竟不屈，死焉。追封赵王，谥忠宪。

居士曰：自从蒙哥政变以来，诸王夺位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海都虽然被蒙哥迁到海押立，但实力和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减。在蒙哥去世之际，海都联合阿里不哥夺位，准备以联合弱者战胜强者的方式瓜分蒙古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力。在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又联合察合台汗国领袖八剌、笃哇父子，以及钦察汗国的实际领袖共同对抗忽必烈，酿成西北边患，不但让忽必烈深感头痛，也成为铁穆耳在位时的最大难题。五年后，当海都失败的时候，对他的下属总结道：“先祖铁木真创业艰难，我们这些子孙不能开拓土地，安享其成，反而连年自相残杀，无异于败家。”事实上，窝阔台的即位是铁木真调和各派利弊的结果，但由于权力的不对等，领土的不平等（合罕领土，也即后来元王朝土地远大于各汗国领土），窝阔台在继承合罕位置后，只分得一小块自留地（即窝阔台汗国），是登基汗位前驻牧之用，也就是对自己势力、人马的初步安置。而自从蒙哥夺位之后，窝阔台一系被赶回窝阔台汗国。但随着忽必烈和贵由成为合罕，其势力也有所增长，从前的驻牧之处不能满足窝阔台后人和族人的需要。海都就是窝阔台之孙，因此长期致力于与蒙哥、忽必烈等人争夺合罕之位——这就等于成吉思汗向诸子分粮，由于窝阔台坐守粮仓，所以只多给他一块点心。但在蒙哥抢夺粮仓，窝阔台族人只剩一块点心，当然不够吃，只有更加努力抢夺粮仓——海都之变由此开始。而海都之变造成的创伤却是使蒙古帝国就成为一个虚无的名号，“合汗”二字成了虚名。一方面，在海都之变之后，合罕只是各汗国争夺利益的对象，而不意味着中央或值得各汗国效忠的对象；另一方面，就自身情况而言，各汗国都不得不依附和沿袭当地的作风进行统治，地域的利益远超过血统。所以各地只是将统治者换为蒙古民族，却并没有改变文化。各统治者找不到根基，相互攻击是必然的，受到各地的民族反抗，最终失去政权也是必然的。海都之变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有很多，包括蒙古各汗国划分的历史与政治问题、蒙古的皇位斗争问题、各汗国与中央国关系的问题、各汗国与地方民族矛盾问题、地方利益问题、领土防卫与边疆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公元十四世纪

元成宗大德四年（庚子，公元1300年）

十二月，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鄂勒哲劝帝用其言……癸巳，发兵二万，命刘深及哈喇贷将之，征八百媳妇。帝用兵意甚坚，在廷无敢谏者，御史中丞董士选率同列言之……帝麾之出。

《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策）呼（孙）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居士曰：忽必烈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没有对继承人的政策进行妥善安排，甚至连一句像孙策那样嘱托的话也没有。孙策告诫孙权，自己的死标志着领土扩张的结束，国家重要的是守成而不是扩张。因为在专制时代，民众将帝王的更迭视为政治更迭的标识，而领袖的改变、作风的差异本身也将意味着外交关系应该有所调整。新的帝王延续旧帝王的战争措施，会令民众看不到战争停止的希望。宋代第二任帝赵匡义死后，新任帝王赵恒没有及时停止战争，因此各地民变不止（参考公元997年）。现在忽必烈去世，铁穆耳也应该养民为主，不该再为了积累军功而征讨八百媳妇国。

第一百九十四卷 元纪十二

元成宗大德六年（壬寅，公元1302年）

九月，己酉，龙兴民讹言括童男女，至有杀其子者，命捕为首者三人诛之，始息。

居士曰：谁散布谣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信。专制国家用暴力反谣言治标不治本，除了防民之口外，没有任何意义，最是愚蠢的做法。应该追究的是在谣言中谁在搜刮童男童女？民众为什么会相信他们搜刮童男童女？搜刮童男童女做什么？是像之前一样承受非人的待遇？或者孩子生不如死，所以才有人杀掉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所以真正应该被问责是应该是政府，而不应该是谣言的制造者。

第一百九十五卷 元纪十三

是岁肆赦，廷议，官吏因事受赇者不预。伊赫特雅尔鼎曰：“不可。恩如雨露，万物均被，赃吏固可疾，比之盗贼则有间矣。宥盗而不宥吏，何耶？”

居士曰：盗贼偷盗是因为家贫，贪官是为了贪欲与弄权。盗贼偷盗只让一人不幸，而贪官受贿影响的是所辖的官僚和民众，受影响的是一系列人。盗贼影响的是社会秩序，贪官影响的是国家制度。所以同样是非法侵占，但在健康的时代，在盗窃和贪污同等钱财情况下，贪污的刑罚应该远远高于盗贼。

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公元1305年）

皇后遣人问西僧丹巴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只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也？”对曰：“佛法如灯笼，风雨至则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也。”一时称其敏给。

居士曰：这个比喻甚为得当，佛法大义，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