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资治通鉴评论》（五）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戊子，公元前213年）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

居士曰：历代评价嬴政修建长城，总免不了说他是耗费民力。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会发现，修建长城是嬴政的不得已之举。如果不修建长城，匈奴军团乘势南下，应对方法无非两种：战或和。战即倾全国之力与匈奴决一死战，使其不敢入侵。和即与之讲和，使其不能入侵或不必要入侵。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两种办法都毫无可行性。如果打仗，浪费的民力、物力一定远远超过修建长城。而且秦帝国刚刚兼并天下，四方人心未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秦帝国将所有兵力都拉向与匈奴作战的战场，国内必然空虚，如果六国遗孑乘势而起，天下必然再度陷入硝烟之中。选择讲和，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对于匈奴来说，主要是为了劫掠粮食，如果秦帝国刚刚兴起，就示以软弱，对方必然漫天要价。这样，不但秦帝国无法满足他的欲望（如果第一次满足，那么后来的剥削会更为严重，总会到秦帝国满足不了的那一天），也会掏空帝国的财政本身，使老百姓陷于饥饿，民生更为凋敝，更加怨声载道。所以对待匈奴的办法是打，且只能打一场大战，使其不敢进攻则可。玄烨大帝曾经鄙夷地说：“当年秦朝大兴土木，修建长城，现在本朝向蒙古各部落施加恩惠，让他们防备更北方的敌人来袭，相比较长城而言，更为坚固”。可是，所谓施加恩惠的前提是能够完全战胜对方。没有可以足以使政治平衡的战争作为后盾，一切和谈都不可能是公平的，更谈不到让对方为我所用。排除了战、和两种可能性后，唯一可行的长期政策只能是防守，这就需要守护的凭借，所以长城的修建不但是对财产的节约，也是对民力的节约。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庚寅，公元前211年）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居士曰：扶苏的话看起来逻辑混乱，因为蒙恬并没有让他怀疑诏书内容的真实性，而是怀疑诏书来源的真实性——如果扶苏拒绝这一点，显然只要足够大胆，一个低级文官都可以伪造文书逼迫扶苏自杀。但事实上扶苏心里清楚，这种诏书有皇家防伪，不可能伪造，所以只能来源于皇帝。要么是出自嬴政本人，要么是出于当今皇帝。虽然蒙恬说嬴政没有公开立太子是事实，但嬴政在自知身体欠佳的时候（忌讳别人说死字），将嬴胡亥带在身边正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本身也有立他为皇帝的意思，近来出土文献《赵正书》也证明了这一点。扶苏不愿意当叛徒，只好自杀。

秦始皇三十七年（辛卯，公元前210年）

（赵高）乃见丞相斯……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将军恬不矫正……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居士曰：按照《史记·李斯列传》，其“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诸公子中是否包含嬴扶苏，史书记载不明。假如诸女之中没有一个嫁给嬴扶苏，则是李斯政治安排中的重大失误，而其用婚姻巩固政治，放弃太子投资诸公子也很难说通。何况，即使李斯没有女儿嫁给嬴扶苏，以李斯的地位和智慧应该由自己提出一个跟自己姻亲牢固的公子来继承皇帝之位，而是不是找到一位同样没有什么姻亲的嬴胡亥。倘使李斯与扶苏有姻亲关系，则其通过婚姻关系地位已经在蒙恬之上，根本不必通过政变巩固丞相之位。所以这一段历史应该出于史家杜撰，不能为真。

秦二世皇帝元年（壬辰，公元前209年）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季状貌，奇之，以女妻之。

居士曰：据《史记》记载，沛县县令招待吕公，刘邦前往祝贺，一文钱没交，反倒声称拿一万钱前来祝贺，目的在于能坐上贵宾席。贵宾席上，刘邦毫无愧色，引起了吕公的重视，随后便决定将女儿吕雉嫁给他。吕媪（吕雉的母亲）对这个决定大为光火，因为当初沛县县令求婚家中吕公都没有同意，却将女儿随随便便地许给刘邦。吕公的解释是，自己会相面，认为刘邦有贵人之相。其实，吕公把吕雉嫁给刘邦，则是因为他看重刘邦在宴席上的流氓表现。天下动乱在即，像沛县县令这样的人，很有可能因官职在身而身不由己，而刘邦这样的流氓无产者，毫无负担，进可以投军，甚至为将；退可以行侠，最不济也是个土匪，这样的人一定能在乱世混口饭吃。所以把女儿嫁给刘邦，并不是看重他的富贵，不过是为了女儿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找到一条出路罢了。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居士曰：项梁以农民起义者之身，未免如陈胜一样被剿杀，所以用六国将领后代的身份作为掩护。所以他既收纳农民，为的是增强自己的军队实力；也收纳贵族，为的是给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但贵族与农民原本两不相容，因此死后分为两帮，一部分为农民，领袖为刘邦；一部分为六国贵族，领袖为项籍——项藉的失败，早在项梁死后诛杀宋义时便已经开始，宋义为农民领袖，不听项藉的命令，项藉为了树立自己权威诛杀宋义，固然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夺权，但却将农民军人心尽失，使这些人另觅领袖。在刘邦成为领袖之前，他们的核心是芈心。芈心虽然是贵族血脉，却是农民出身，加之不愿意受控于项梁叔侄，所以对刘邦有认同感。稍后，郦食其让刘邦封六国之后即是为了抢夺项籍资源，但六国不会承认布衣天子，分封无益，所以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只分封血亲和功臣，而没有六国之后作为诸侯。

第八卷 秦纪三

秦二世皇帝二年（癸已，公元前208年）

梁闻陈王定死……乃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士曰：“立以为楚怀王”一句，从《史记》中来，但表述不清也与《史记》一般。可以看出，这里的“楚怀王”明显指代芈心。但是“楚怀王”是王号还是谥号，则又两可。假使是谥号，芈心传一世而死，则此谥号来源不明。若为项羽进献，则作为贵族，项羽应该考虑祭礼，避免芈心与芈槐同谥；如果是刘邦，则应该渲染芈心的政治正确借以否定项藉。而谥法之中“慈仁短折曰怀”，刘邦以此为义，固然符合芈心的特点，却达不到政治宣传的作用。这是一处不通。再者，樊哙在鸿门宴上说：“怀王与诸将约曰”，芈心尚在人世，这又是第二个不通。而芈心若以他的祖父的谥号为王号，则不但荒唐，而且晦气。因为此前，除文、武、成、康不是死谥（按郭沫若的说法）以外，自西周以降，诸王没有生前就可以得到谥号者。如果是王号，则在魏称魏王，在汉称汉王，也未有在国号和“王”字中间再加限制的先例。芈心称作楚怀王，按照《史记集解》引应劭的话说：“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但民望只在于楚，且不论张楚、景楚，都会支持。芈心为芈槐之后，本身号召力就要更高一层，完全没必以芈槐本人作为号召。况“怀”作为谥号，有哀悯之意，芈心用“怀”为谥号，诅咒自己“短折”，实在又晦气得很。所以我认为，怀王并不是指代芈心——芈心后来有自己的称呼，即“义帝”。而“怀王”也者，则不过是一个三方（刘邦等芈心旗下的半独立势力，项梁、项羽叔侄的势力，以及以义帝为标志的打着复楚旗号的势力）妥协，妥协的一个产物，就是一个凌驾于芈心（后来所谓“义帝”）之上的一个政治象征。芈心是“怀王”的孙辈，刘、项是“怀王”的臣子，三种势力各自独立、共同尊崇，才不至于一家独大，达成一种政治平衡。

秦二世皇帝三年（甲午，公元前207年）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不降，自烧杀。

居士曰：项羽之所以破釜沉舟，鼓舞士气，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接手庞大的兵团，所以需要在迅速之间取得功劳，以此服众。另一方面，他能够打败王离的原因，是因为英布、、蒲将军切断了王离的粮道，暂时给了他缓冲之机。所以这就要求他的动作必须要快，英布的分队夹在王离、章邯之间，如果三天之内打不下王离，则英布等人必然坚持不了太久。而且一旦章邯有力量增兵，或王离找到新的粮道，则英布前功尽弃，王离死而复生，己方人心浮躁，势必再难取胜。与其那时面临危险，不如现在就将危险摆在将士们之前。所以破釜沉舟，鼓动人心，一战之下杀苏角，虏王离，退章邯，涉间自焚而死，项羽一战成名，开始了他的霸主生涯。

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婴为秦王。

《史记·李斯列传》：（赵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居士曰：赵高做梦也没想到，昔日“指鹿为马”的群臣会在这样一个时候，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正直”和“忠诚”。实际上，权臣在位，一手遮天，并不意味着权臣就有资格成为新的领袖。因为大家对权臣有的只是畏惧，而没有丝毫的感恩。一般聪明的政治人物会首先架空皇权，攫取最高权力，然后收买人心；个别如王莽，还会把顺序倒过来进行。只有赵高，过分迷信权力，使官僚觉得追随他得不到任何的收益。何况刘邦兵临城下，赵高立足未稳，所以大臣们的生命暂时能够获得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只能带来几天的好处，但换来的却是今后的恶名，甚至会有赵高党羽的身份而死于刘邦之手的危险。所以“百官莫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形势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