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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正孝（柳州市中医院） 吴娅娜（湖南中医药大学） 柳州市中医院肝病科赵正孝 1、什么是中药？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你偶尔生病的时候，你常常会面临一个选择：看西医？还是看中医？ 西医治病，常常会用到西药。中医看病，常常会用到中药。 可是，什么是中药呢？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的问题。 有人说，中药就是中医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物。可是，现代的中医治疗疾病的时候，不仅用药中药，常常也用到西药，所以，根据谁来用药来判断什么是中药，无疑是不准确的。 有人说，中药是中国人用来防治疾病的药物。可是，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西医药的应用在中国十分普及，甚至占主流地位，所以，根据谁来服用药物来判断是不是中药，也同样不准确。 有人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用来治疗疾病的传统药物，它是中华民族的专利。但是，在世界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常常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中华医药不仅是中华多民族医疗经验的融合与总结，而且远在汉、唐时期，中华医药就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为日本、朝鲜、越南等所接受，并在这些民族、国家间有所发展。所以，它不完全是中国人“专利”，也不局限在中华民族中应用。 还有人强调中药的应用历史，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绵延不绝的在应用的药物就是中药。确实，中药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在中华民族间应用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就一其具体药物而言，则未必尽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药物。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药物的数量逐渐增多，随着历代内外文化的交流，也有一定数量的其它民族传统药物流传到中国，经过临床试用，逐渐成为中药。所以，中药是经过长期逐渐积累形成的，直至现代，中药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年代久暂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中药如果仅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用于防治疾病的药物作为定义，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也有人主张：中药就是天然药。的确，中药是以天然药物为主。但是，天然药物也不尽是中药，许多民族传统药中都有天然药物，甚至现代西药中也有一些源自天然药物，如洋地黄、美鼠李皮、番泻叶、芦荟、甘草、滑石、炉甘石、石膏、大黄、硫黄、炉甘石、胆矾(硫酸铜)、皂矾(硫酸亚铁)、芒硝(硫酸钠)、食盐(氯化钠)等。所以，天然药物既不是中药的特征，也不是中药的同义语。 还有人主张：中药就是中国医药系统中应用的天然药。确实，中国医药体系中应用的药物多来自天然药物。但是，天然药材经过中药炮制、制剂、炼制等工艺后，可能改变了它本来的性质，当其成为药物时，无论其形式还是实质，都不再具有天然物的特征。而且，中药中包含非天然物，如唐慎微补入《证类本草》的灵砂，就是合成的硫化汞；《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黑锡丹主要原料是合成的硫化铅。这些都经过明确的化学反应生成。中国人还应用天然药物加工制作了大量新的药物品种，如饴糖、豆豉、人中黄等。 实际上，中药一词产生甚晚，它是与西药相对而论的。中药与西药都是药物，中药隶属于中国传统医药的体系，对中药的认识和应用是在中医理论体系上进行的。西药则隶属于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对西药的认识和应用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上的。单凭药物本身，很难说它是中药、西药，即使是同一药物，如麻黄、远志、陈皮等，中西医依据不同的理论都可在临床上应用。临床应用的理论决定其使用方法、范围、规律，中医、西医各不相同。所以临床使用所遵循的理论决定其是否为中药。不论药物的种类、来源如何，凡是按照中医药理论用以防治疾病的，就是中药。没有中药理论中药就失掉了特征。换而言之，失去中药理论，中药就不称其为中药[1]。 例如，人参如果按照中医药理论来认识，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安神益智等功效。如果按西医药理的研究思路来认识它，人参的药理作用则包括：人参具有抗体克作用，人参注射液对失血性休克和急性中毒性休克患者比其他原因引起的休克，效果尤为显著；可使心搏振辐及心率显著增加，在心功能衰竭时，强心作用更为显著；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提高应激反应能力；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均有增强作用；能增强神经活动过程的灵活性，提高脑力劳动功能；有抗疲劳，促进蛋白质、RNA、DNA的合成，促进造血系统功能，调节胆固醇代谢等作用；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能增强性腺机能，有促性腺激素样作用；能降低血糖。此外，尚有抗炎、抗过敏、抗利尿及抗肿瘤等多种作用。人参的药理活性常因机体能状态不同而呈双向作用[2]。 所以，当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诊断病人为“脾气亏虚”，用人参来健脾益气的时候，人参就是中药。而如果一个医生面对另一个病人，当他诊断病人为“心力衰竭”，而用人参来强心的时候，人参就是西药。 甚至，面对同一个肝病患者，当一个医生诊断他为“肝阴耗损”，用五味子来治疗滋养肝阴的时候，五味子就是中药。而另一个医生诊断他为“肝炎”，用五味子来降酶的时候，五味子就是西药。 这是不是模糊了中药和西药的概念呢？不是！相反，这里道出了中药、西药的区别的关键所在。 现代研究发现，五味子具有保肝、利胆作用，在保肝作用方面，“五味子醇提物及五味子甲素、乙素、丙素、醇甲、醇乙、醋甲、酯乙对化学毒物(CCl4、硫代乙酰胺)引起的动物肝细胞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可抑制转氨酶的释放，使ALT活性降低。五味子多糖、五味子酚、木酚素A（gomisin A)等也有类似保肝作用。……五味子保肝作用机理是：①抗脂质过氧化作用。五味子能清除自由基、提高SOD和H2O2酶活性，抑制CCl4引起的肝微粒体脂质过氧化反应，使肝细胞中MDA的生成减少，保护肝细胞膜，使ALT活性降低。……②促进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促进肝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与代谢，增加肝糖原含量。……③诱导肝微粒体细胞色素P-450活化，增强肝脏解毒功能……”[3]所以，用西医的观点来应用五味子是用一定的根据的。而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中，肝病宜酸，酸能养阴，宜于肝病阴虚患者，所以，五味子可用于治疗肝病。但是，中医是强调辨证论治的，如果某一个肝炎患者，当中医辨证为湿热内蕴的时候，仍然用五味子降酶，因酸味药能收能敛，反会使病情缠绵难愈。 再如，现代研究认为，大黄具有止血作用，“单味大黄及大黄为主的复方止血作用快，疗效确切，止血有效率可达95%以上。生大黄和大黄醇提物可使血小板表面活性增加，血小板聚集性增高，电镜下可观察到扩大型血小板数量增加，血液粘度增加，微循环中血液速度减慢，有利于止血。……止血主要成分为d-儿茶素和没食子酸。机理研究显示，此两种单体能促进血小板粘附和聚集，有利于血栓形成。两者皆可降低抗凝血酶(AT-III)活性，已知AT-III是活性最强的生理性抗凝物质，其活性降低，可促进血液凝固。……此外，大黄可使局部血管收缩，通透性下降。大黄对小肠运动有抑制作用，可减少出血部位的机械损伤，有利于血小板在血管破溃处聚集而止血。大黄对胃蛋白酶有抑制作用，有利于胃粘膜屏障的重建并控制其出血，对溃疡出血有止血作用。大黄可提高血浆渗透压，使组织内的水分向血管内转移，这样可补充大失血所丢失的血容量，降低血液粘度，有利于改善微循环，可纠正大失血时所引起的体液平衡失调和细胞内代谢障碍。这与目前临床治疗大出血时所采用的“血液稀释性止血”相一致。此种作用目前认为与抑制细胞膜Na+-K+-ATP酶有关。”[4]中医治疗胃热壅盛型的“吐血”的重要方剂泻心汤，其中主要药物就是大黄。但是，如果按现代研究的结果，不按中医的思维进行辨证，无论什么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都用大黄来止血，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2、中药与中药理论 中药是按照中医药理论用以防治疾病的药物。中医药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医理论，一个是中药理论。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以中医理论为核心。中药理论是由中医理论在药物应用方面的具体化，它作为中医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指导中药的认识、应用。 高晓山先生在《中药药性论》一书中分析了中药与中药理论的关系，他认为： 失去了中药理论，中药就不成其为中药。当然，没有中药，中药理论就失去依附，失去存在的意义。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来讲，当然是没有中药就没有中药理论。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时序关系，认为中药的存在先于中药理论。药物作为物质，可以很早就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存在，但还不是准确意义的中药，同其它民族药物没有区别。只有中药理论出现，并据以认识、运用这药物时，药物才具备了中药的特征。同样，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也可能很早就出现了，甚至可能比认识药物的治疗作用更早，但不能称为中药理论，也只有当运用这理论思维观察、认识药物及其规律时，才成为中药理论。中药和中药理论同时产生，又互为存在的条件。它们之间，不存在从属的关系，也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分析，中药和中药理论似乎又可以单独存在，彼此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主张“废医存药”，主要也是立足于这一分析上，所谓“医”，实指包括中药理论在内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认为中药可以治病，没有这些理论，不讲这些理论，中药同样可以治病。 这样分析实际上忽略了中药、中药理论同临床实践的关系。应该承认，中药只有用于临床才真正起到“药”的作用；中药如何用于临床，总归要以前人的经验为借鉴，中药用于临床的经验又要成为后人的借鉴。这个规律不独中药是这样，其它医药体系的药物都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中药临床经验的长期、大量积累，我们的前人凭借中医药理论思维，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概括，由现象到本质，形成、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药理论。这样，以临床实践为纽带，中药和中药理论不可分离。中药依中药理论用于临床，又丰富和发展了中药理论。 有人承认借鉴中药临床经验的重要性，但否认临床经验与中药理论的关系，还举出民间单方为例证。姑且不考虑历史久远、地域辽阔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假定所有应用中药的具体经验都保存下来了，而没有任何总结和概括。这么多的具体经验好是好，但是，仅就其数量而言，谁又能较全面地了解这些经验、借鉴这些经验呢?更何况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实际不可能由个人掌握这些经验资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大量的资料还要佚散、毁坏，也根本不可能较全面地搜寻前人经验。这样，由博返约，由繁而简，由散乱而规整的理论归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中药理论不可能反映一味药的具体临床效用，但它能以极其简练的文字表述一味药或一类药临床效用的规律，概括临床效用的范围、属性和特征，足以指导新的中药临床实践。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认为，中药理论是前人留传下来的有关中药的各种认识、应用、规律的信息。也只有通过中药理论才可能对于前人大量、散乱的临床经验有一个概括的、规律性的了解。民间单方只要临床经验增多，也自然会产生理性认识，逐步形成有关理论。许多民间草药就是这样成为传统中药的。 事实上，中药理论对于中药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药理论来自实践，经过反复验证、反复修正，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药作用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有可能进一步指导中药新的临床应用，有可能在应用范围上作更大的引伸。举例来说：如果临床见证放射病具有阴虚发热的证候，尽管古代方书、本草中都没有放射病的记载，但对这一类放射病用养阴清热方药治疗常可获效，当然药效的认识也会有新的补充和发展、中药理论在这方面的意义更是值得重视的。可以这样讲：研究中药，必须了解中药理论，只有通过中药理论才能对于中药有较全面的认识，只有依据中药理论，才能更好地应用中药[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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