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瑛：康定路上燕归来

        　　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康定路39弄30号，通安里，上海典型市民居住的石库门。一条条小径从房屋中挤出通道来，分别通向泰兴路、康定路、武定路。于祖母的庇护下，王雪瑛在这儿度过了童年。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王雪瑛推开石库门的大门，望着灰色的天空。这个天井，这个灰色的天空，这一刻颤栗的心情，由此都在她的记忆里定格。
　　此时距离她来到这条弄堂正好十年，距离她暂别这里还有两年。康定路39弄30号，通安里，上海典型市民居住的石库门。一条条小径从房屋中挤出通道来，分别通向泰兴路、康定路、武定路。于祖母的庇护下，王雪瑛在这儿度过了童年。
　　小时候，因为长得洋气，通安里的邻居们称她“小外国人”。没有人知道，备受宠爱的“小外国人”内心怀揣着某一天会离开的不安。她是上海人，但户口却属于江西，她要离开江西，但上海会等她回来吗？等到年龄长到足以面对身份焦虑时，童年住过的老房子已经被全体拆掉，祖母96岁过世，新建高档楼盘拔地而起，昔日生活过的痕迹全无。
　　成年的“小外国人”带着孩子到老宅旧址凭吊，才明白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相思、对上海事物的迷恋，原来全从这片街区生发。她分明已扎根上海，但又像在时刻观望等待，四十多年过去，什么也不曾淡去。

　　康定路上最后一课

　　康定路东起泰兴路，西至万航渡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原名康脑脱路（Connaught　Road），得名于英国驻华公使爱德华七世的兄弟之名。就在这条路被修筑的同时，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创立面向华侨的暨南学堂，即暨南大学的前身。日后，这条路将与这座大学结缘。
　　1923年，学校迁入上海西郊真如镇，南京暨南成为分校。由于时局战乱，暨南大学曾辗转于上海的真如、宝山、徐汇、静安等地办学长达23年。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在3日之内于真如校区投弹40枚，学府几乎被损毁殆尽，真如校区被炸以后，暨南大学迁入租界，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岛”办学历程。时任校长何炳松几经辗转，将康定路528号一座三楼三底的欧式小楼选定为校舍，于1938年11月将学校迁入。
　　此时的暨南大学校舍不及过去十分之一大，清点人数，全校师生只剩下两百余人。虽境遇艰难，但暨大除本校学生外还同时接收了中央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复旦等因时局变动而无法返校的学生在此借读，并规定所有家在战区学生的学杂费用一律全免，以保证正常学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最后的孤岛也沦陷铁蹄下。翌日暨南大学举行会议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上午，暨南大学的学生，在这里笔挺坐直，听教授上了最后一节课。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记录了宣布下课时的场景：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一个个都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
　　1943年，康定路是按四川地名改名为“康定路”。1946年，抗战结束，产业恢复，暨大从福建回迁上海的宝山校区。康定路周边工厂林立，也就在这几年里，王雪瑛的祖父祖母从诸暨乡下到上海成为工厂工人，在康定路39弄30号“顶下”底楼一间。王家的房间正门对着天井，弄堂邻居多为周边各厂工人。
　　20年后的1966年，10个月大的王雪瑛被父母从江西送到上海，由祖母教养在康定路弄堂里。厢房外的天井处，后来成为她玩耍的乐园。

　　糖醋大排的滋味

　　那些年里，因躲避战乱来到上海的移民，成长为新一代工人。当城市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后，这些工人及其子弟，又支援了其他省市的工业建设。
　　上世纪50年代，王雪瑛的父亲响应号召，离开上海去江西工作。他先后在刘家峡水电站和榨林水电站上班，最后在南昌市下属的向塘镇安家。母亲也是上海人，当时在南昌的江西纺织厂工作。两个上海人一个在南昌市区，一个在南昌郊区，日常很难团聚，生了王雪瑛后，就把她送回上海祖母膝下抚养。
　　寡居的祖母，宠爱王雪瑛胜过一切。冬天怕孩子冻着，就在被窝里给她换尿布；半夜里小孩要吃牛奶饼干，也不厌其烦起床取来满足。当时王雪瑛的大伯伯一家，也住在同一条弄堂的19号里。大伯伯的三个子女，也疼惜这个小堂妹。心灵手巧的堂姐还经常给她做衣服。因此，虽然是家里唯一的小孩，整个成长过程，又享受了大家庭的温暖和乐趣。
　　这种乐趣和这条弄堂也息息相关。因为弄堂的小路分别通往泰兴、武定、康定三条路，每个弄堂口都有不同的店。对孩子来说，这些店和美食是画等号的。夏天，南货店门口开始卖冰棒，冰柜嗡嗡作响的声音，意味着大中小型号的冰砖们已经到来。等到天气再热一些，水果店就开始卖西瓜。
　　30号的小楼里，是“72家房客”共处的局面，也意味着各地美食的汇总。王家楼上住着两个工人，他们拥有工厂的好福利，夏天会带来厂里发的盐汽水给楼里的孩子吃，有时乡下亲戚来了，还会带来一种可以烧粥的荞麦粉来。而住在三楼的邻居，家里有晒台。到了国庆节的时候，整幢楼的小孩都可以受邀去晒台，看外滩方向燃放的焰火。
　　祖母也有独家的美食留给孙女。祖母拿手的糖醋大排、黄鱼都烹制得鲜嫩可口，让王雪瑛养成了对浓油赤酱的偏好。她特别喜欢上海本帮菜红烧的味道，甚至别人家拿来煮汤的蛋饺，她也缠着要祖母红烧了给她吃。祖母笑她：“长大嫁去酱油铺吗？”

　　似是故人归

　　王雪瑛长大了，没有嫁去酱油铺，她要回江西了。
　　江西的父母希望王雪瑛回江西升学。她的户口在江西。
　　这一直是好学生王雪瑛的秘密。童年时，她最大的快乐是沿着康定路，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在上海武定路第三小学读书时，她的成绩傲人。可是每次有人来提拔她做校干部或者想选拔她去学习才艺时，老师就会悄悄说明：王雪瑛是借读生。言下之意，不必费力栽培一个要离开上海的人。言下之意，这个女孩不属于这里。
　　弄堂里和邻居们一样，都说上海话；课堂里和同学们一样，都读同样的书，但越是这样王雪瑛越是知道，她不属于这里，眼前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时光，她终究都会失去。1978年，父母接她回江西。出发前她在康定路弄堂的房间里哭了一晚。到了火车上，她哭了一路。那个时代，离开一座城市后要想再回来，犹如要跨越天堑。
　　到了向塘，遇到雨天，江西红土地，地上赤红泥泞一片，小女孩盯着脚下，想念上海的水门汀。
　　她在江西对着钟表的指针看，想着现在上海的大家在干什么呢？和孩子们玩的时候，王雪瑛想过去大人带她去黄浦江上坐渡轮。理发时，王雪瑛想南京路理发店里的香水气味。和父母吃饭的时候，王雪瑛想王家沙的锅贴和炸猪排。
　　母亲每二三年会回一次上海，每次出门，就有江西的亲友同事写了很长的购物单，委托母亲到上海的这家店买衣服、那家店买食品。那个年代，上海制造是品质的象征，是另一种生活的代名词。王雪瑛曾经身处其中，但又失去它了。失去的时候，她想，这座城市里，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位置。上海没有了她，一切运转如常。她离开了上海，她的生活翻天覆地。
　　1982年，王雪瑛从江西考到华东师范大学，终于重回上海。这座城市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激流中，一切节奏、气味和人情，和她熟悉的那个上海又不一样了。像单相思很久，终于和爱人在一起，却发现爱人已经变了，她自己也变了。她每周从华东师范大学回康定路吃饭。祖母还是会做糖醋大排给她吃，还是很好吃的童年的味道。但她坐在窗前面，发现天井上可以看到的那一方天空变小了。
　　她终于回到这里，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上海了。但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上海人，这是一个答案丰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