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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后，2月4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聚焦三农，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事实上，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在聚焦“三农”问题。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乡村振兴战略，无不凸显政府对其的重视。然而，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 中国该如何破解乡村问题，重建中国“三农”发展新格局？事实上，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很多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乡村规划体系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从衰落到重视、重新认识的过程，而这些经验与教训可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荷兰 精耕细作 建设多目标体系 说到乡村建设，不得不提的便是荷兰。荷兰国土面积仅为4万多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宁夏（6.64万平方公里）面积还小，且1/4国土海拔低于海平面，天然面临低洼潮湿、光照不足的难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寸土寸金、气候条件并无优势的国家,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 荷兰是怎么做到的呢？土地整理，精耕细作大概是其法宝。1924年和1938年，荷兰相继颁布了两版《土地整理法》，通过土地置换、规整划一等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改善农地利用，促进农业发展。这一时期，荷兰将农业利益置于首位，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由于实施目标相对单一，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景观。 1970年以后，荷兰政府调整了农业利益至上的施政方式，转向了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1985年颁布的《土地使用法案》，更是明确提出要求拓展乡村发展目标，将娱乐、自然和历史景观保护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广泛，荷兰的乡村整治任务也变得越来越全面和综合，政府在进行乡村景观规划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比如，2007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就将解决私人与政府合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 不得不说，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荷兰通过对乡村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着实将一个“低洼之国”变成了“农业大国”。如今的荷兰，不仅乡村环境良好、景观美丽，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条件优越，其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 从“农村工业园” 到“一村一品” 日本属于经济分布空间和人口分布空间均极度失衡的国家。数据显示，1975年日本26.9%以上的工业产品出厂额和24.2%的人口聚集在只占国土面积3.54%的东京城市圈。 为此，日本在20世纪中期开始通过国土开发计划等综合手段促进乡村振兴。不过，他们的乡村建设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1960年后，日本工业发展遭遇到了土地不足和劳动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而日本政府却抓住机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农村地区导入城市工业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农村工业园吸引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农民实现就地兼职务工，大大提升了家庭收入。但这场运动仍然造成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由于非农收入显著高于农业，农民整体走向了“兼职化”——种地成为了农村的“副业”。1999年后，日本政府发布新农业基本法，重新审视农业对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强调其对环境保护与社会功能维护的意义，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与休闲农业的科学倡议。 目前来看，日本的生态观光农业发展最具特色的便是“一村一品”。所谓“一村一品”，就是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主导产品和产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促进农民增收与新农村建设。 如今，随着“一村一品”运动的深入开展，其基本理念已逐步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认识和接受，成为振兴地方经济、消除贫困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 韩国 农民才是 核心建设者 20世纪初中期的韩国曾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国家，70%的农民处在饥寒交迫中，人口动荡不安。 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旨在改善韩国农村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及贫困状况；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并衍生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按照这场运动的发起人、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自己给出的定义，新村运动就是广大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一场运动”。 然而，建设初期，新村运动并不尽如人意。光州全南发展研究院现任研究委员赵相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新村运动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开发模式是非民主的，它忽视了地区差异，使得传统的农村自治组织与共同体崩溃，瓦解了区域自治发展的基础；同时，其早期过于注重物质成果，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好在，1970 —1980 年间高度增长起来的经济创造了“汉江的奇迹”，进而激发了“只要做就可以”的国民意识, 提高了国民的自信心。与此同时，80年代后，韩国开始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在农村中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提高乡民的知识文化，培养人们的自立精神。进入21世纪后，“新村运动”更是由初期的政府主导、具有“官办”性质的乡村运动，发展成为完全由民众参与的民间社会运动。 的确，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通过农民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使其意愿直接体现在农村区域规划中，而且也可以充分调动农民参与规划落实的积极性，减少规划实施可能面临的阻力。 英国 为什么英国人愿意回归乡村？ 要想乡村振兴，关键还在人。如何让单向流动的人口返回乡间恐怕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我们倒可以向英国取经。 近年来，英国从城市迁往乡村的人口剧增，已经超过进城的人数，越来越多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又怀揣乡村梦的城里人成为“新地主”。在乡村小镇买个庄园或别墅，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大概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的理想生活。 英国人为何向往乡村？这当然和其优美的田园环境和便利的生活配套是分不开的——除大商场、电影院、剧院、体育馆等大型设施外，各种基础配备和公共服务在乡间也均有提供，甚至在那些小到不能设立诊所、邮局、图书馆、幼儿园的农村社区，英国政府也推出了移动式服务。 不过，相比于乡村基础设施等硬件上的吸引力，有人认为，由上至下，让乡村生活成为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恐怕更为重要。事实上，英国人对乡村生活的追捧，离不开其贵族的影响。要知道，历史上，庄园可是英国贵族生活的居所，它代表着财富、权力，以及优雅——这从诸如《秘密花园》《唐顿庄园》《傲慢与偏见》等影视作品中，就可见一斑。在很多英国人心中，乡村比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这才是生活品质的象征。 事实上与英国人相比，中国人对农村的依恋和深情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乡绅文化无不体现着这种乡土情结。然而，随着乡村的没落和衰败，不仅有知识的年轻人要去城市发展，退休的老人也不愿再回到乡村做个“乡下人”。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乡下人”恐怕都是“经济贫穷”“权利贫瘠”“素质低下”的代名词。 因此，今天要想振兴乡村，刻不容缓的一件事就是需要给农民换个身份。当农民不再代表一种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以土地为对象的一项职业与一种生活态度时，单向流动的人口流回乡间也就指日可待了。 原文载于《中国青年》2018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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