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黄粱一梦：从《花凋》与《红楼梦》的比较看“张氏苍凉”

风干了忧伤hmsh 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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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黄粱一梦

——从《花凋》与《红楼梦》的比较看“张氏苍凉”

张爱玲在我人生的出场方式颇带了些“红楼气息”，是王熙凤式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声”是“名声”的“声”。早在尚未接触过她的作品时，便在杂志上见到叶兆言评价她的一生“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个重重的叹息”。

作家太过出名，前人的研究和评论也就难免铺天盖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初相识，让“张爱玲”这个名字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这种来自他人、缺乏基础的印象像极了她笔下三十年前的月亮，宛如“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隔着重重叠叠的光阴和前人的肩膀难以看到真正的月亮，所以直到中学时第一次读她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我才算是从原典中真正走近了张爱玲，得以一窥“月亮”的真容。

初读《传奇》时才十四五岁，十四五岁的世界主色调是纯净的天真的白，十四五岁的心对世事和人性都没有太多太深入的感知。当年的我只依稀觉得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繁复华丽，字里行间却莫名渲染着一种难言的沉重。这种沉重大抵就是叶兆言所言的“苍凉”吧，但这苍凉最初却只给我冷冷的距离感。

再读《传奇》时的我已经站在十八岁的尾巴上，或许是年龄的增长拉近了我和张爱玲的距离，我竟不再觉得她的词句晦涩，也不再感到那种“苍凉”和我的生活格格不入。相反地，这一部普通人的传奇中透露的苍凉强烈地吸引着我，让我隔了六七十年的时光依旧不可自拔地爱上她和她笔下的故事。从泛黄的书页间，我看到了一个来源于平凡却并不止步于平凡的《传奇》，当初让我敬而远之的“苍凉”之感，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感触。

《传奇》中不乏《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我却独独钟情于《花凋》。有学者认为“《花凋》也许是张爱玲的小说中风格最凄惨哀伤的一部，在她描写的无数苍凉故事中最能扣动读者的心弦。” ，我以为此言得之。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坦言，“《红楼梦》是我一切的泉源，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可以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花凋》与《红楼梦》的关系又十分密切。《花凋》被看作现代版《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是脱胎于《葬花词》，主人公郑川嫦也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生活在人情冷漠、思想陈旧的环境里，同样是因病而早夭，同样是为失去爱人所痛心，张爱玲甚至在文中直接提到“现代林黛玉”这样的字眼……由书页里到现实中，由古代的封建家族到民国时的旧上海，《红楼梦》与林黛玉在张爱玲心里，《花凋》与郑川嫦在张爱玲笔下。《花凋》与《红楼梦》有着相似的繁华躯壳，内里又都暗藏着悲戚的灵魂。它们都是时代的黄粱一梦，都是“富贵冷灰”的苍凉叙述，从《红楼梦》的幻梦里，大抵也可窥得旧上海这场幻梦的影子，加深对“张氏苍凉”的理解。

综合以上的缘由，我选择以《花凋》为主要文本，尝试从背景环境、人物、情节和主题表现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张爱玲的笔法和《红楼梦》的承继与发展关系，由此一斑来管窥“张氏的苍凉”。

一

《红楼梦》中的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是由封建文化主导的，曹雪芹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刻写贾府的人情风物。书中的贾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贵族家族，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渗透在贾府的角角落落。而贾府的人际关系更是尤为复杂。作为一个四世同堂的繁盛世家，这里虽然表面上笼罩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温情面纱，实际上却不乏残酷的倾轧与奸诈的算计。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不像极了郑川嫦的生存环境？

《花凋》的故事背景是民国时期的旧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封建文化制度的残余和新的文化制度的滋长相互冲击碰撞，顽固的封建残余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作为遗少的女儿，压在郑川嫦头顶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大山格外沉重，旧社会的残余在她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大的比重。

在封建的压迫之外，家庭的复杂与亲人的冷漠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郑川嫦的父亲是思想顽固陈腐的守旧派，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认为“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不愿意让女儿接受教育，甚至为省钱之故，并不急着为女儿定亲。女儿生病后，他因为怕传染，“从来不大到他女儿屋里来的”。哪怕是女儿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一心只惦记着自己的钱，拒绝为女儿买药，只因“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川嫦的母亲则生活在哀戚的愁怨之中，被张爱玲称为“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看似关怀女儿，热心地为川嫦张罗亲事，其实却只是出于自己寂寞的私心。她和她的丈夫一样被金钱蒙蔽，为了不让自己的私房钱暴露，一心想将为女儿买药治病的责任推脱到他人身上。川嫦的几个姐姐也对川嫦冷漠刻薄，她们处处算计欺压妹妹，所以“姊姊们一个个都出嫁了，川嫦这才突然地漂亮了起来”。这个看似呼奴使婢、热闹非凡的大家庭，实则内里空虚、负债累累，且处处充斥着冷漠和自私，缺乏基本的爱与尊重。

由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可见，林黛玉与郑川嫦都是在封建的重压下和冷漠的人情里艰难求生的女性形象。由此不难联想到张爱玲自身所处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一个作家笔下的世界必然建立在他自身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如果作品是一座高楼，那么作者自己的经验就好比这座高楼的地基，此后的一砖一瓦都与这地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张爱玲1920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没落贵族府邸，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但到张爱玲出生时，这个家族已经走向衰落。张爱玲的父亲是膏粱子弟，母亲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的新女性，这样的家庭中的矛盾，无疑是那个社会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的上海，各种新旧文化和思想泥沙俱下，在看似繁荣的景象背后，封建残余依旧顽固，人们的精神陷入空虚与迷茫。而在张爱玲的家庭这个小小的社会缩影里，父母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至于最终协议离婚，母亲出国，父亲则继续在国内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和遗少父亲生活的张爱玲被冷漠粗暴地对待，缺少母爱的关怀，也得不到父爱的抚慰。颇为眼熟的成长环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郑川嫦的身上有着张爱玲的影子，张爱玲正是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塑造出了《花凋》中的郑川嫦。

同样是被旧文化压迫的病态的社会环境，同样是缺乏温情的家庭环境，但张爱玲比老实隐忍的郑川嫦和小心谨慎的林黛玉都要清醒。她敏锐地看到这个时代的悲欢沉浮，她将这个时代描述为“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乱世”是张爱玲对时代氛围的概括，也是张爱玲小说的背景基调。

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相似，张爱玲以自身亲历的时代环境与家庭环境作为作品的背景。她曾经直言“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不写波澜壮阔的战争与革命，只写生活中她亲身经历的小事情，借此给予现实以启示。也正因为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时代的阵痛才能被刻画得格外真实细致、直抵人心。她继承了《红楼梦》“以真实色彩打底”的写作特色，故而这“苍凉”并非是建立在想象与虚空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现实基础为底子的艺术性的描绘与铺陈。

同样是写社会与家庭环境，《花凋》与《红楼梦》都写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苍凉”感，林黛玉与郑川嫦的痛苦在大的情感基调上有共通之处。我们可以看出，在《花凋》与《红楼梦》颇为相似的背景之下，隐藏着张爱玲和曹雪芹几乎如出一辙的对繁华如梦、世事无常、人情冷漠的叹息。他们都写荣华富贵、歌舞升平，也都写烟消云散、人去楼空，这其中对人生、对时代的无法把握、无可依托的悲哀，让叙述之外多了一层情绪的感染与深沉的思考。当你翻开文本，这种“苍凉”就仿佛一块大石头压上来，沉重却又让你舍不得搬开。

但略有不同的是，《红楼梦》中写林黛玉的生存环境，仅仅是揭下了当时上流阶层贵族家庭的虚假面纱，而《花凋》中郑川嫦的家庭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基础都很一般，并不属于典型的上流社会之列，这种更为普通的家庭背景具有更强的普遍性，能代表那个时代更多人的生存现状。如果说《红楼梦》中描写苍凉的时代背景时还只是着力于贵族阶层的暗流涌动，而将刘姥姥之流的生存状态仅仅作为次要的陪衬，那么《花凋》中的“苍凉”就是从绝大多数人的生死苦乐入手，揭示出了整个社会风雨飘摇的境地。

“真实”让“张氏苍凉”的切入口格外地细小，郑川嫦仿佛就是邻家那个平凡普通却又艰难生活的姑娘，近得触手可及；“真实”也让“张氏苍凉”的格局格外地宏大，从一个女孩的悲剧可以窥见万千女性的命运，从一个家庭的变迁可以一览整个时代的波澜。她的苍凉着眼于阔大的时代背景，又立足于生活中的小事与细节，“大”与“小”的妙合无痕赋予“张氏苍凉”以更强的、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二

《红楼梦》中描写的不是叱咤风云、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也少见无恶不作、罪行罄竹难书的大反派，它的悲剧主人公都是世俗中的饮食男女。他们虽然生活在贵族家庭，但从王公贵族、公子小姐，到怨妇泼妇、丫鬟小厮，都有着寻常人的喜怒哀乐，有着最普通的人性——宝玉爱着林妹妹，但见到宝钗笼着红麝串的皓腕也禁不住动心乃至看得呆住；高雅出尘的林黛玉，在跟宝玉玩闹时却脱口而出“放屁”这样的粗俗之语；王熙凤为人刻薄、心狠手辣，惩治下人从不手软，但对平儿也会温言软语，透露出一丝温情……

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人物哪怕地位再高、身份再显赫，在人性面前都有着最真实也最可爱的一面。他们不是绝对化的好或坏，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他们的身上清晰地显现。读红楼时生发出的苍凉喟叹，极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透过小说的描写，观照到真实的人生与人性，触碰到人矛盾与复杂的灵魂。

张爱玲在《我的文章》中提到，她所提倡的“苍凉”不是强烈的对比，而是参差的对照。我认为这种“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及其造成的苍凉的艺术效果正与《红楼梦》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她在《我的文章》中以《倾城之恋》为例来解释“参差的对照”：“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我所理解的“参差的对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彻底”。这种“不彻底”表现在小说中，一方面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追求于参差间见真性情的审美意趣”，一方面是情节安排上的“顺其自然的不完美”。

人性是复杂的，它忽明忽暗，有着各种各样的弱点，但也不乏闪闪发光的地方。因此，我认为在小说创作中将人物“脸谱化”是不可取的。好人就是十足的好人，坏人做的所有事都十恶不赦，这种公式化、简单化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幼稚而单薄的。而在情节上，“大团圆”的结局不是不合理，但有时从照顾读者的感受、顺应读者的需求出发，为了“大团圆”而“大团圆”，强行将情节的走向推向完美和谐的结局，不免显得刻意而突兀。毕竟真正的人生几乎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有时候顺着情节自然的脉络，将其终结于“顺其自然的不完美”，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因而唯有采用张爱玲所说的“参差的对照”的笔法，才能将多面的人性和人生更完整地呈现出来。细细品读人性与人生本身的复杂况味，苍凉之感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字里行间渗透到眉间心上。

在《花凋》中，张爱玲就娴熟地运用了“参差对照”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和叙写情节。

《花凋》中郑川嫦的父亲郑先生自私、吝啬，对女儿十分淡漠，但当他看到女儿沉疴难愈、命不久矣的时候，他也“不禁泪流满面”。郑夫人热心地帮女儿张罗婚事，在女儿生病时也会想办法给女儿买药，比郑先生对女儿要关切得多。但她为找女婿所作的努力中其实夹杂着“照样找男人”的病态的私心，在女儿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私房钱暴露而最终放弃亲自去为女儿买药治病。在郑先生流泪的一瞬间，我们知道这个看似心中只有自己的男人其实还是爱着女儿的；而在郑夫人放弃买药的那一刻，我们也看出这个表面上关怀女儿的母亲心中看金钱比看女儿重得多。

人性的复杂就在这样的细节刻画中一览无遗，没有百分百的好人，也没有百分百的坏人，每个人都是阴暗和光明的矛盾体，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纠缠与杂糅。“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对人物脸谱化的刻板描写只会让小说嚼之无味，而这样有血且有肉、可爱又可恨、可叹而可怜的形象，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人性的变幻无常、复杂纠结本就令人喟叹，而看透人性并以绝对的客观与清醒将人性付诸笔端，读者从而能从人物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苍凉之感正是由这种对灵魂直接而深刻的解剖而来。

而在情节方面，追求“参差的对照”的《花凋》与《红楼梦》也有一种契合。《花凋》以象征死亡的坟墓起始，又以主人公郑川嫦的最终逝去终结全篇，使人不禁联想到《红楼梦》中以神瑛侍者的故事和女娲补天留下的顽石下界游历的传说开始，结尾又收束于贾宝玉归于仙界、通灵宝玉重新变作青埂峰下的大石头。这样圆形的叙事结构让终点和起点衔接起来，这种看似圆满的结构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但作者并没有为了追求圆满而让奇迹发生，郑川嫦的病并没有好起来，她最终没有穿上那双新皮鞋；而贾宝玉也最终没有回到贾府，仅仅是在大雪天遥拜父亲来告别。《花凋》与《红楼梦》中悲剧性的意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看似圆满实则残缺的“悲剧美”让小说的苍凉意味更深一层、更耐咀嚼。

由此可见，张爱玲为了达到“苍凉”的境界而提出的“参差的对照”的写作观念，应当与《红楼梦》有着或多或少的承继关系。但她通过这种对照营造出的“苍凉”感，却与《红楼梦》有所区别。

我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情节构思方面。因为《红楼梦》全书都笼罩着一层神话的朦胧氛围，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故事之中影响着人物的命运发展，所以它的悲剧有着一种宿命的色彩。早在小说开端处，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翻阅《金陵十二钗正册》等书册时，判词就已经预定了一切，后文中也不乏类似的暗示。这种艺术加工的手法让人不禁联想到“天意”与“命运”，勾起人对于虚无缥缈的所谓“命”的迷茫感与无措感。而张爱玲的小说中则完全没有这些玄乎又玄的处理，她文中的故事完全没有“天”的插手，都是“人”的悲剧。这种由人自己一手造成、又以人自身的灭亡来完结的悲剧，比起命中注定的悲剧性结局，更多了一丝讽刺与批判意味。张爱玲在悲剧性情节上表现出的“苍凉”，更明显地突出“人”的主体性。人的毁灭不是由天造成，而是由历史、由社会、由人的本身造成，这更接近人生的本来况味，也反过来使这种苍凉感进一步强化。

三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悲剧。对于《红楼梦》来说，所谓“有价值的东西”是美的，它毁灭了美，故而成就了它的悲剧性主题。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被一点一点地蚕食直至空虚腐朽、轰然崩塌；真挚赤诚、忠贞不贰的美好爱情被现实无情地打碎；美丽活泼、青春正好的女孩子们一个一个或死于非命、或被现实折磨得栖栖遑遑……这些美好被打碎，正集中凸显了封建社会矛盾和斗争之尖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其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又饱含了作者对世事浮沉、人生如梦的喟叹。因此我们不妨说，《红楼梦》的主题之一就是青春、爱情、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而作品又通过这种美的被毁灭来表现自己在政治、历史与哲学方面的主题。《红楼梦》的苍凉感正来自于美的被毁灭，而又因美的被毁灭而升华。

而张爱玲的小说似乎并不完全沿着“毁灭美”的路子走，她更多地着眼于写“丑”与“病”的苟活与毁灭，来表现和深化小说的主题，并殊途同归地创造悲剧性的、苍凉的审美体验。

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形象都带着或多或少的畸形与病态，无论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都是“丑”的、“病”的，《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也不例外。《红楼梦》中的女儿个个都正值青春，或活泼烂漫，或端庄优雅，而郑川嫦则与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小说开头的墓志铭里，将川嫦描写为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她爱音乐，爱安静，爱父母，并且得到了身边人的爱惜，但张爱玲很快便戳破了事情的真相——“全然不是这回事”。郑川嫦虽然被拿来与林黛玉类比，但她却远远比不上黛玉的美，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物质还是精神。她并不聪明，在姊妹中也不算美，毫无出众之点，而生病之后，她更是从肉体到精神都难以挽回地滑入了“丑”与“病”的深渊。

张爱玲这样刻画病中的川嫦：“病人也有几等几样的……川嫦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那病人的气味……”“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这样的外貌描写让读者仿佛亲眼见到了一个邋遢到有异味、枯瘦得森然可怖的女性形象。除了外表的“丑”与“病”，川嫦的精神也变得病态起来。小说中将川嫦病中心态的转变描绘为“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文末更是用一个比喻揭示了川嫦的异化与扭曲——“她爬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蜘蛛”，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比喻让一个怪物般的女孩跃然纸上。

这个女孩最终在绝望与希望的夹缝中凄凉地死去了，丑与病就此被毁灭。女性的变异丑、精神残缺丑，实际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肌体的残缺与扭曲。而在这丑与病的悲剧背后，反抗与救赎的话题也从未停止。张爱玲写丑的被毁灭，也表达着对人性美的深切追寻与呼唤。从“审丑”的独特角度出发，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让小说的苍凉感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引人深思。

郑川嫦离去了，但她的父母、姊妹仍活着，章医生和余小姐仍幸福着甜蜜着，这个世界依旧照常的运转，哪怕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小说开头写到郑先生夫妇有了些钱，将川嫦的墓修葺了一番，天使环绕的坟墓看起来无比美满。但我们都知道，“全然不是这回事”。在象征爱与美的天使背后，苟活下来的其实是这个时代与社会的“丑”与“病”。拜金主义与封建主义苟活下来，冷漠与自私、背叛与嘲讽、黑暗与肮脏苟活下来……这种丑与病的苟活中却又孕育着其必然灭亡的趋势，生与死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渲染了小说绝望低沉的情感基调，加重了小说的苍凉感。

通过毁灭美来表现主题无疑是沉重而苍凉的，但独辟蹊径，通过写丑与病的毁灭与苟活来表现主题，所达到的苍凉感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审丑”是对那个时代女性生存图景与心理图景的一次全新的认知，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这种新鲜感非但没有削弱张爱玲小说的苍凉，反而赋予这苍凉以别具一格的意蕴。

在小说里，无辜的、本该是美丽的东西变得丑陋，被现实扭曲异化直至最终被毁灭，而本就丑陋的东西却苟延残喘下来，继续填充着这个阴暗的社会。一切挣扎都归于寂灭，归于“空”与“悲”，巨大的绝望感膨胀而充塞于天地间。而在小说之外，张爱玲从小生活在坎坷和冷漠中，几乎从未得到过凡世柴米油盐、现世安稳的幸福。亲情与爱情带给她的伤害与痛苦远多于抚慰与快乐，感情与温暖的缺失让她更强烈地需要温情与关爱。她的自尊不允许她直接地表现心灵深处的诉求，于是她选择通过另类的视角来表达心底的渴望，寻觅与呼唤美与爱的灵魂。她拒绝传统的完美意象，而是选择将自己看到的、经历的痛苦与丑恶都付诸笔端，将自己的求而不得之痛、命运多舛之苦、清醒决然之悲都悉数写下。翻开她的书，便仿佛是在读一个不幸女子的心，繁华绮丽的背后，字字句句皆在泣血。

因此，无论是书里还是书外，张爱玲小说所独有的以“丑”来表现主题的手法，都在向我们传递一种具有张的背景、张的特色、张的情调的“张氏苍凉”。《金锁记》中曹七巧在爱情破灭后转向对金钱的追求，在财欲、情欲与封建思想的三重压迫下，成为一个带着黄金枷锁的疯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用自己的青春与容貌为姑母吸引男人、赚取金钱，沦为“自愿的妓女”；而在《花凋》中，郑川嫦曾经对家庭与爱情抱着天真的幻想，她想读书、想恋爱、想穿新的皮鞋……但在遭遇了亲人的冷遇、恋人的离去之后，她终于认清现实，在疾病的折磨下形销骨立、恨恨而终……她们不仅仅是活在小说里，更是现实中女性的缩影。她们为了欲望或生存而挣扎，她们试图“认真的生活”，但这“认真”却非但无用，反而徒增无奈与荒芜之感。这种追求“美”却得到“丑”与“病”的反差带来的“苍凉”，正是来自于张爱玲自身对生活的感悟与哀叹。文人对生命的喟叹古来有之，张爱玲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敏锐与敏感，开启了新的角度，将这喟叹以另类的手法揉进自己的小说中，也就形成了张爱玲所独有的“张氏苍凉”。

郑川嫦的生命消逝了，与其说她死于肺病，不如说是死于旧时代的腐朽、旧社会的冷漠之下。她的生命短暂而又充满戏剧性，像极了一场幻梦。然而郑川嫦的梦结束了，世人的梦却还没有完。《花凋》所描绘的旧上海依旧沉浸在浑浑噩噩的梦中，华丽的袍子下面是空洞的灵魂。最可悲的莫过于此——一梦黄粱而不自知。先醒来的张爱玲用笔下“张氏的苍凉”敲醒了警钟，读者闻此早已断魂，却不知沉睡中的人们又醒了几分？

黄粱一梦数十年，“张氏苍凉”仿佛一把刺破梦境的利刃，残酷又决绝地将现实展现在读者眼前。她透过浮面的生活，深入灵魂的深处，通过生命的困境，揭示无奈的人生悲剧，从而获得苍凉的美感与启示。关于人性、人生、社会与时代，我所读出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张爱玲和她的“张氏苍凉”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远比这要多得多。

迷醉于幻梦中的人要读张爱玲，“张氏苍凉”能使人醒悟；清醒自持的人也要读张爱玲，相似的灵魂之间的碰撞除了带来喜悦，更能带来警示与启迪。我想，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时常走进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去细细体味那一份“张氏苍凉”，将其内化成永恒的精神财富与灵魂灯塔，从而寻求自身与外物的困惑的解答与苦难的救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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